关于中华文化精神，学术界已经讨论超过一百年了。从当初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界就开始关注中西文化的不同，就开始提炼中华文化的理念了。
从梁启超到梁漱溟，从新儒家到钱穆，一直到今天的楼宇烈、陈来、龚鹏程、辛意云等等国学学者，一直在探讨中华文化精神问题。
学者们的用词不太一样，有的人叫“中华文化真谛”，有的人叫“中华文化特点”，有的人叫“中华人文精神”等等，但是其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北大在上世纪末曾经开过一次会，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与会，他们总结了中华文化的五大特点，也是关于中华文化精神的探讨。
这些学者们各人有各人的总结，说法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放在一块看，内容则大同小异，比如说关于道，关于阴阳，关于万物一体，关于和合共生，关于尊卑亲疏，关于仁义礼智信，都差不多。
大家其实就是侧重点啊，结构表述有所不同，叙述的深浅度有所不同。
总体来说，关于中华文化的理念系统，学术界的争议不大，至少比对国学经典的争议小很多。
我觉得，把中华文化精神概况出来，普及教育下去，还是基本可行的。
用中华文化精神做教育，不是脱离了经典的意思，而是用经典的顺序相反。
我们现在经典教育的做法是先读经，先理解经典，再从经典里边往外提炼精神，再落实到个人的修养上。我现在的建议是反过来做，既然我们知道了中华文化精神，为什么不把中华文化精神直接讲出来，再用经典去佐证，用其他材料去加固，这样不是效率更高吗？每个教育活动，根据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决定教什么样的中华文化精神，教到什么程度。然后，根据这个来组织材料，组织活动。如此教师们也就知道怎样选择教学材料了。
我讲吟诵也好，讲汉字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经常有老师结束之后来找我：”给我开一个参考书目吧，我该买哪一本书？“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别尴尬，因为我真开不出来，没有这书。我们现在习惯了，学一门课，后面一定要列很多参考书，这是标准的做法。我为什么觉得没有这样的书呢？因为，古代的都是按照古代思想写的书，现代的都是按照西方思想写的书，哪有中国现代思想的书啊？又是中国思想的，又是当代思想的书？没有。教育材料也是这样，要么是古代的，要么是西方的。中国当代的文化材料基本上都是被西方思想阐释过的。哪些材料可以用来做国学教育？现在一般的做法就是选中国古代的。那么不是中国古代的材料就不行了吗？显然不是，只是大家不会辨别。西方科学的很多成果，不是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理念吗？西方文化的很多成果，不是也在表述跟中华文化理念近似的想法吗？量子纠缠与万物一体，辩证法与阴阳之道，毕加索与齐白石，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我做家史教育，就会用电影《寻梦环游记》，因为墨西哥的家族观念跟中国很接近，而中国却没有做出这么好的电影。中国古代的材料就都行吗？古代文献里的就都可以吗？甚至，经典里的就都可以吗？显然也不是，但是大家无法辨别。比如《弟子规》《增广贤文》《二十四孝》等等里面就有很大争议的内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几乎是中小学最喜欢的经典诵读篇目，因为是鼓励少年的，但我总觉得这是梁启超思想偏西方的作品。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也一直在语文教材里，其实这篇文章以势压人，恰是不讲理的代表。这都是没有筛选标准的表现。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握住中华文化精神。教师知道了中华文化精神是什么，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出这个材料能不能用。比如中华文化精神的世界观，首先是“非神非鬼”，凡是神神鬼鬼的，都不属于中华文化精神。所以，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这些经常被拿来做儿童教育材料的故事，从神鬼这个角度来说，是不符合中华文化精神的。它们当初都是中国大地上的文化，但不属于华夏的正统文化。西方人重视神话，西方的历史就是神话，所以西方人用神话做儿童教育，他们至今也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很正常。但是我们中国教育也这样生搬硬套过来，也用中国的神话做儿童教育，还要感叹中国的神话落后啊，不成体系什么的，就不合适了。教育材料中，更重要的是当代的材料。当代的材料才贴近学生的生活，才最有说服力。而没有中华文化精神的标准，就无法筛选当代的教育材料。所以我们看见国学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古代的环境，一进去就是中式桌椅，笔墨纸砚，汉服汉礼等等。如此者，我们怎样创造当代的中华文化？未来的中华文化？其实这就是一种胆怯，怕弄错。胆怯的原因，就是对于当代材料没有筛选标准，没有解释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掌握中华文化精神，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看待一个事物，总是先看整体，再看个体。看待一个组合，总是先看依存，再看冲突。西方文化则往往相反。不同的文化精神，会导致不同的做法，引出不同的结果。往大了想，可说的太多了。所以说，掌握中华文化精神，就像是拿到了国学教育的一把钥匙。
中华文化精神还可以做教育评价的标准。你说怎样评价国学教育的效果呢？以什么为凭据呢？会吟诵多少首诗？会琴棋书画？背过多少经典？还是会捏泥人？怎么都不对。应该是以精神修养为第一评价标准。可是精神修养、道德水平等等，又是难以客观量化的。但是，其中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掌握，还是可以评价的。因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甚至可以用书面考试来考查。虽然他内心真正接受了多少，内化的怎样，还是不知道，但是至少从知识、知道的层面上，是可以测评出来的。这是内化修养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其最终目的都是把中华文化植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建立中华精神的信仰。所以是精神理念的入脑入心问题。因此，中华文化精神应该是国学教育的目的，而不是经典；中华文化精神应该是国学教育的起点，而不是经典；中华文化精神应该是国学教育的材料标准、方法标准、评价标准，而不是经典。国学教育应该是从中华文化精神出发，组织材料，组织教学，展开评价，最终把中华文化精神进入学生思想心灵的一个过程。这就是用中华文化精神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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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师 简 介
徐健顺老师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国学教育学院培训部主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委员。
2004年开始吟诵采录工作，至今已经组织采录和整理了超过1000多位受过传统教育的老先生的影音资料。组织并举办了三届“中华吟诵周”等大型文化活动。出版有《普通话吟诵教程》《中华经典吟诵》《我爱吟诵》《诗词吟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吟诵》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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