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到底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 姿势
冯 庆
语文社主笔。
一直在旁边，从未入主流。
到底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重点是向大家介绍一下先秦的名家学说
文 | 冯 庆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是一个经典而看似无解的老问题。
什么叫“看似”无解，难道有解吗？有，只要你对中国古代名家的学术知识有所了解，这就实在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汉代司马谈和班固等人，总结出先秦时期有个名家学派，并与儒、道、墨、法并列为五大显学。
然而严格地说，名家并没有像其他四家那样形成独立而系统的学派，而是分散于各家之中。
也就是说，儒道墨法诸派都采用名家的思想理念和论证方法，其中擅长此道者被称为名家。
比如宋钘、尹文等人，其思想更接近墨家学说。《荀子》一书就把宋钘与墨翟归为一类。
公孙龙，早期学的是儒家，后来对兼爱、非攻推崇备至，再后来又倾向于道家。
惠施，作为庄子的著名朋友，其学说则非常博杂，很难归类为某家，甚至与“杂家”也不能相提并论。
还有个重量级人物叫邓析，此人以讼师名世，擅长论辩，咬文嚼字的功夫很深。
《吕氏春秋》记载了邓析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个富人被洪水淹死，捞尸人要价很高。富人家属就找到邓析，邓析说：“莫慌莫慌，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于是富人家属就开始观望等待。捞尸人沉不住气，也找到邓析，邓析说：“莫慌莫慌，他不找你买，还能找谁买呢？”
如果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建议两边都调整心态顺其自然，在最终都濒临放弃的情况下，富人家属免费得到尸体，然后自愿给捞尸人一些辛苦费。
如果让儒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奔波于双方，进行调解劝让，达成一个双方都不太满意却都能勉强接受的“最合适价位”。
但邓析两种方式都不采纳，而又都采纳，真是无可无不可。所以邓析既儒又道、非儒非道，实在不好归类。
实际上，邓析和惠施这样的人，并非只会耍嘴皮子辩论，他们为当时的诸侯国制定过法律条文，有很强的实战能力。看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法家一派。
虽然名家没有形成流派，但却树立起了系统的学说。当然，这些学说，是后人从各人的言论、事件里总结出来的。
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基本都遗失殆尽，除了公孙龙的著作有些残片，其余都是伪书。他们的言论、观点散见于别人的著作。
由于没有流派，所以大家的主张也各不相同，但基础是一致的，就是都非常关注名与实的研究。
名，就是概念。实，就是客观存在。如果名不能准确描述客观存在，就是名实不副。所以他们都主张必须“正名实”。
孔子不也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么？这正是名家的核心主张。
名家认为你之所以产生疑问，是因为概念不清。一旦概念清晰，你的疑问自然就解决了。
也就是说，他们对待所有问题的态度，不是记着帮你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直面问题本身，考察你到底在问什么。
在不断反问、追问中，你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而答案恰好就在你的问题里。
比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名实问题。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很有问题。
比如，问题说的“蛋”是什么蛋？鸟蛋、恐龙蛋、蛇蛋、鸭蛋，都叫蛋，你没说一定是鸡蛋吧？那么，先有鸟蛋还是先有鸡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假问题。
所以，你必须明确告诉我这个“蛋”就是“鸡蛋”。那问题就变成“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了。
但是，你说的“鸡蛋”是泛指还是特指呢？
如果你左手拿着一只鸡蛋，右手掂着一只鸡，这个问题就变成：“先有这个鸡蛋，还是先有这个鸡？”——这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并且肯定有明确无误的答案。
显然，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非对特定的鸡蛋和鸡哪个先后感兴趣或有疑问。
这里面就涉及公孙龙一个著名的论题，即“白马非马”。马的概念里自然包含白马，但白马只是马的一种，自然不能说“白马”就是“马”了。
爱因斯坦是人，但爱因斯坦不能代表“人”，人也不能用爱因斯坦来定义，所以爱因斯坦并不能和“人”划等号。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所以名家首先是逻辑学家。谁说中国人不讲逻辑？
当然，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我们的问题就是泛指的鸡蛋和泛指的鸡哪个先有的问题。
你如果说先有鸡蛋，那么陷阱是这个鸡蛋是从哪里来的？
你如果说先有鸡，那么陷阱是孵出这个鸡的鸡蛋是哪里来的？
这时候，名家要拿出核心本领来对付你了，那就是什么是“鸡蛋”，以及什么是“鸡”？
这似乎是让人发笑的问题，别忙，让我们追溯到远古时期。
那时候还没有鸡，也没有鸡蛋，我们看好别走神儿，看看到底是哪个先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物种是通过变异而产生不同物种的，这叫基因变异。
基因变异不会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产生，也就是说不可能你长着长着基因变异了。
基因变异一定是在繁殖过程中发生的。也就是原来的物种，在生出下一代时产生了基因变异，从而产生了新物种。通俗的例子是马驴交配生出骡子。
好，有一只鸟，这只鸟是什么鸟不重要，但肯定不是鸡。突然这一天它像平常一样下了一个蛋，可是等孵出来小鸟后发现这只小鸟与自己大不一样，是个新物种。
现在要命名了。最初这只鸟，我们权且称为“元鸟”。这只奇怪的蛋，无论多么奇怪，也无论孵化出什么新物种来，都改变不了是“元鸟”所下的这个事实，因此只能叫“元鸟蛋”。
“元鸟蛋”孵化出的这个新物种，与母体的“元鸟”不同，于是我们理当重新起名。当初给它起名叫“鸭”、叫“驴”、叫“狗”都是可以的，但我们偏偏叫它“鸡”，于是就有了“鸡”。
名家人物对“名”非常重视，同时更讲究名与实的绝对相符关系，一点都不能错，错了就是名实不副，就是概念不清，就无法愉快地聊天了。
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毫无压力地给这个新物种“鸡”所下的蛋命名为“鸡蛋”了。
终于可以回答一下“到底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把问题搞清楚了，答案就自己出来了。你看，很明显是先有鸡，然后才有的鸡蛋。
有人有意见了，说孵化出鸡的那只蛋，不就是鸡蛋吗？
还真不是鸡蛋。为什么呢？
第一，那确实是“元鸟”下的蛋，只能叫“元鸟蛋”。
第二，这个时候还没有“鸡”这个名字，怎么能先知先觉地叫它“鸡蛋”呢？
第三，孵化出鸡的蛋未必叫鸡蛋，就好像骡子的妈妈不能被追认叫作“骡子”一样，并且还真的不是骡子嘛。
更重要的是，只有新物种被命名为“鸡”之后，才可能生出“鸡蛋”。这道理，不复杂吧？
然而，让人比较纠结的是，那只孵化出鸡的“元鸟蛋”，在实体上确实已经是“鸡蛋”了。但在“名”的角度，却必须叫“元鸟蛋”。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下：什么叫鸡蛋呢？是鸡下的蛋叫鸡蛋，还是能孵化出鸡的蛋叫鸡蛋呢？
这就是一个“如何下定义”的问题。你可以翻翻辞海，或者新华词典，或者干脆百度一下“鸡蛋”的定义。
对，鸡蛋是母鸡所产的卵。
为什么不定义为“鸡蛋是能孵化出鸡的卵”呢？很显然，你天天吃的熟鸡蛋，都不能孵化出鸡来，难道就不是鸡蛋了么？
并且，还有那大量的未受精的鸡蛋，肯定不能孵化出鸡来，就不是鸡蛋了吗？
“正名实”就是这么重要。名家学说的逻辑思维、严谨定义给法家提供了学说基础和实践可能，至今我们还在用。
比如学校、公司、机关都规定迟到要受处理。那么，什么叫“迟到”呢？
到点没来就算迟到啊！来晚了就叫迟到啊！——如果这么定义，那你怎么定义“旷工”？
所以，迟到的定义一定要明确规定未请假的前提下上班来晚多长时间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我们称为“旷工”。旷工，并不只是全天没来上班才叫旷工，不信你翻翻你们的规章制度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各种法律条文，里面处处都存在明确的定义。定义清晰就是“正名”，名正才言顺，制度才可以执行。
下面开始正文了啊，如果你知识储备比较差又不太上进，可以关闭网页了，因为你未必看得懂。
逻辑和定义是名家学说的基础，然而在逻辑上有很多东西无法明确定义。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自以为非常明确的“定义”，实际上非常模糊。
比如我们说“大小”。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在不需要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对单个的苹果说“这是大苹果”，而不是“小苹果”。
为什么我们如此语气肯定呢？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来自经验的“模糊标准”，并自信地依据这个标准来判定具体苹果的大小。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大小苹果的分界点在哪里。我们找一堆大小不一的苹果，从小到大摆成一排，你能告诉我从哪一个苹果开始算是“大苹果”吗？
如同我们说某某是个高个子，某某是个小个子，我们并不能说出是以一米几的标准分界点来判断的。
惠施是儒家“格物”的彻底实践者，在名实问题上更加侧重实。尽管如此，他对大小之辨依然采取哲学思维，而无法落到“实”处。
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不能再大叫最大，不能再小叫最小。然而现实生活中你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似乎也没必要去找个究竟。
所谓的“大小”的概念，只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我们说姚明是高个子，并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一个“高个子”的明确标准。
这就是惠施的“相对论”，也是他最核心的理论“合同异”。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简单可以理解为“在大的方面是不同的，在小的方面是相同的”。比如人人都是动物，这一点上人人相同；但是动物里不止有人，人与其他动物就各自相异；同时，如果只考察人的层面，人人又是不同的。
那么，人和人到底相同还是不相同呢？是既有相同，又有不同，这叫“合同异”。惠施注重万物“实”的相对性和变化性，这叫“合同异之辩”。
公孙龙与惠施的侧重点不同，他更注重“名”的价值，更多考虑事物定义的不同，并以此为基础寻找相同和不同之处。
如果说公孙龙“白马非马”论还有惠施“相对论”、“合同异”的意思，那么他的“离坚白”则独树一帜。
所谓“离坚白”，是公孙龙的一个比方。他举例说一个白色的石头，如果只用眼睛看，你只能知道石头是白色的。如果只用手去触摸，就只能知道石头是坚硬的。
由于视觉和触觉是分离的，所以只有“白石”或“坚石”，而不会有“坚白石”。并且，“白”和“坚”是很多事物的共性，不独为“石”所有，坚、白、石是三种独立的特性或事物，而彼此分离。
在惠施和公孙龙，以及名家人物那里，存在着一个超乎现实甚至超乎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哲学的世界。
哲学问题远远超出了世俗，成为“没用”的学说。今人也会觉得这些理论的怪异，且与生活无关而不被重视。然而，这确实逻辑思维、严禁推论的基础和前提。
逻辑思维、严谨推论的精神，在秦汉时期逐渐消弭，从显学变为隐学，名家及其思想，远不如其他诸家被后人所知。
在很多人看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不过是茶余饭后略带玩笑的谈资罢了。囿于“眼前世界”、“小幸福”的当代国人，忘记了对自然界、现实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思辨，作为一种高贵精神，与这个阶层无缘了。甚至，他们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成为甘愿被洗脑的对象，而被洗脑者所喜爱并鄙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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