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徐晋如与郦波两博士辩诗 | 姿势
冯 庆
语文社主笔。
一直在旁边，从未入主流。
两博士辩诗
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催生了很多话题
文 | 冯庆
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催生了很多话题，多是民间扰扰，少有学者论及，本不太留心于此。但最近两天徐晋如与郦波两博士的辩论文章，却很让我关注。
总体而言，在学问积淀深研上我支持徐晋如，在对待诗词变革的态度上更倾向郦波。
对郦波先生不太了解，只是电视上常常看到。但就其文章来看，果如徐先生所言，“于中国传统学术所知殊浅”。言论不多，漏洞乃至谬误却不少。
比如把“格律诗”称为“隋唐以来”，就大有问题。格律诗体式的定型是在武则天时期，其中用力至伟的是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等一批宫体诗人。
当然，格律体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最早追溯到上官仪和上官婉儿，而他们祖孙两个也只是对格律体的对仗有大贡献，并未太多涉及到声律。
文学上的“初唐”下限为712年，武周时期属于初唐晚期，距离唐朝开国快一百年了。所以准确说法，格律体形成于初唐晚期。笼统地说是唐代产生也不为错，但即便算是上官祖孙二人，也与“隋”是搭不上边儿的。
还如郦先生将“平仄”理解为“音注系统”，直言“平上去入是音注方式”，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平上去入四声的规则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当时佛经流行，诵经成风。当时的学者依据佛家诵经的音调，总结了汉字的四声，南朝的沈约为此专门写了《四声谱》。
到了唐代，宫体诗人将四声划分为更为简化的平仄两类，专供写诗来用，以便配乐之需，才有了平仄。
可见四声规律的总结，一开始就与吟诵的关系密不可分。平仄的划分，也是为歌诗而来。
至于中国传统的音注手法颇有几种，比较流行的有“读如法”，以另字标读音，如“郦，读如梨”之类。还有更准确一点的是两字相切，如“驴，刘鱼切”等。
只有在实在不能准确标识读音的情况下，才偶尔加注“四声”作为辅助。所以，四声和平仄虽然是读音规律的体现，却并非作为注音之用，谈不上什么音注系统的。
类似这些常识性的谬误，已经被徐晋如先生一一指出，不再赘述。在学问深厚和治学严谨方面，郦波先生确实有缺，我当然要倾向于徐晋如先生。
然而在对待诗词创作的态度和变革方面，郦波先生所持论与我心有戚戚也，而想与徐晋如先生商榷。
我认识徐先生，大致在2007年。当时于丹乍火，学界批驳之声骤起。徐先生和我都有出版专门批于丹的书，尽管所论角度并不尽同，也是一个“战壕”，并且本人也是徐先生“十博士批于丹”倡议的支持者。
同时对徐先生反对偏狭的民族主义、批评余秋雨、南怀瑾等观点，也颇多认同。
徐晋如先生是当今治学大家，其学养让人敬佩，论述也颇有见地。但私以为其对传统文化的过度热爱，可能会形成保守的态度。比如认定儒教已经产生，比如践行跪拜孔子等，以本人的浅见，并不能苟同。至于爱穿长衫之类，若视为个人衣着风尚，则无厚非之理。
徐先生的对传统文化的保守态度，也毫无意外地表现在对郦波先生观点的激烈批判上。两博士观点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为当今写“古体诗”的人数到底多不多？其二，当代人写格律体该不该用新声韵？
郦先生认为古体诗创作如今已经“走上绝路”，认为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孤家寡人的自留地式的创作”，而徐晋如先生则认为不是少数。
这方面其实缺乏准确的统计数字，不好做一评判。我并不通于此道，但以我有限的接触，以创作群体来看正好与古代相反。古代的文学创作以士大夫为主的上层社会为主流，民间显得薄弱。
1949年建新政后，体制内在职者很少愿意以文学来表达个人情绪和观点（甚至很多人失去表达个人观点的能力了），退休者倒多有入此道者。但近年来这些文词不通的“老干体”也逐渐有减少的趋势。由于处世理念和自身修养的原因，当今官僚系统的文学创作基本处于休眠状态。
古体诗词的创作者集中在民间，包括低层级的公务人员。这一点，在网络时代表现更为突出。大量民间的诗词爱好者、热衷而优秀的创作者，被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
所以现实情况很可能比郦波先生的判断要乐观得多，甚至单从参与创作的人数上讲，还可能超出清代之前的任何朝代，毕竟人口基数要大得多了。这当然需要具体统计数字的支持，才能得出最终结论，但这并非特别重要的问题。
两博士的另一个观点分歧，在于当代人诗词创作要不要沿用平水韵。
平水韵是宋人编订的韵书，因作者刘渊是平水人，故称平水韵。但其编制依据，基本依据唐人许敬宗上书武则天而厘定的声韵。所以自唐以来，诗词声韵皆是唐韵。
古声韵与现在的普通话差异很大，即便有些方言里保留诸多古音，也难以改变语言变化尤其读音上沧海桑田的事实。这是我们读古体诗词有时感觉拗口甚至连押韵也做不到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变化。格律体的平仄相间、相对相粘，都是音乐性的体现，是顺应韵文发展规律最终定型的精致化体式，本身谈不上什么“陈腐”或“先进”。
但如果坚持采用古音来创作，未免与时代稍远。我们现在不那么读了，偏偏要坚持那么写作，这大致是不太说得通的。民国之初的学者，就已经在呼吁“言文一致”了，这道理应该好懂。
所以郦波先生今人用今韵的主张，其实很能代表一些人的看法。并且中华诗词学会之类的组织，也出版了《中华新韵》，支持格律体采用普通话声韵来写诗词，今人读来确实要比古音顺畅。
徐晋如先生的意思，普通话并非那么普及，比如南方人读普通话就不朗朗上口。那么，就普通话和古音相比，当代哪个普及率更高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徐先生所断言的“当代用新韵的没有一首好诗，写得好的全是用平水韵”的论断，如果郦先生用“当代用平水韵的没有一首好诗，写得好的全是用新韵”来反驳，我是无法做出支持谁的抉择的。并且，如果我说当代人的古体创作都没有一首好诗呢？
但我知道，一首诗的好坏，很难用平水韵或新韵来断定优劣，这恐怕也不是鉴赏的主要标准。如同徐先生所言“平水韵也能反映时代”，而更为“时代”的新韵为什么反而就不能了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此。
还有一点，徐晋如先生认为古声韵是传统文化，甚至瑰宝，这也没错。但瑰宝也要有时代特征，也要与时俱进。好的可以保留，可以研究，而新的更有实用价值。这与丢失传统与否，也毫无关系。
该变的就一定会变，其实格律体产生之前，也并没有格律的规范。格律体本身就是唐代的新事物，甚至可以视为唐代的“现代诗”，也没见以保护传统文化的理由来抵制的。
本人的一贯主张是，今人用今声韵，毕竟是当代人写、当代人读。至于有人爱好古声韵，继续用平水韵来写作，也没什么大问题。就好像我们读书，有人喜欢简体横排，有人则喜欢繁体竖排，甚至还有人喜欢读竹简，实属个人爱好。都与文化的传承与否，关系不大。
古文献是徐晋如先生的治业，诗词受业于陈永正先生，对所研学问有特殊的感情可以理解。但作为学者实在应该抛弃这些情感因素，如果同那些治学儒家而容不得半点对儒家的坏话的人一样，那真的不可取。这，何尝不是一种偏颇呢？
另外，学者之间最好就观点说观点。徐晋如先生称郦波的专业是公文写作，似乎就不该对诗词置喙似的。其实，诗词也好，其他学问也好，任何人都有发表观点的权力，否则只在象牙塔内你们几个聊，其意义就小多了。
何况，徐先生的古文献、诗词的专业，恐怕也不能就说是儒学，不也一样以儒学家的姿态担任社会职务么？专业之外可以有另外的钻研和见地，谁还不能多读几本“课外书”呢？
所以郦波老师是教公文写作的，于丹教授是教传媒的，这都不影响他们就专业之外的领域发表看法。出错露怯，那确实是学问不深厚、态度不严谨的表现。但也仅止于此，与人品、资格什么的，都扯不上关系。尤其郦先生和于丹不同的是，其所言尚未出学问的圈子，并不涉及趋炎附势、做愚民者的帮凶。
至于“顶着学者的光环，欺骗世人，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这样的恶言和大帽，我想，郦波先生主观未必有这样的动机，只是学问确实差一些，实在扣不得。
如果徐晋如先生这么臆断，那么先生您可有出错的时候？
听说郦先生也很有几分气恼。其实大可不必。做学问岂能怕挑错？并且，一旦被挑错，那肯定是遇见高人了。错误不被挑，难道让它一直错着？沉浸于普通人的叫好喝彩，恐怕就没有改错的机会。
面对批评，哪怕言辞激烈，也要正确对待，错了毕竟是错了。以后说话严谨点，尤其在公众场合，尽量有点敬畏，对得起求知欲很强的普罗大众，也就可以了。
至于有人说徐晋如善于抓热点、以激烈言辞博得眼球的说法，本人倒认为本是无所谓的事儿。还是易中天先生说的好，不要揣测别人的动机。只要人家有批评，还是先自省批评的内容对不对吧。
人家对，你错，扯别的还有意义么？
还有从人品反驳的，这更无趣。即便批评者是小偷、是无赖、是地痞、是流氓，也不能作为你正确的证据。他批你某一点是对的，你就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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