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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牧师:他的贡献远不止一首《奇异恩典》

2017-09-16 福音见证


后代人提起约翰·牛顿牧师,首先想到的是他创作的歌曲《奇异恩典》,或许这是不少人唯一能和他联系到一起的事情。但是,一首传唱两百余年依旧受欢迎的歌曲,其背后是真实活出来的生命见证。比如,如果没有一颗痛悔的心,就不会有“今被寻回”的感恩;如果没有内室的迫切祷告,就不会有对“将来禧年”的殷切期盼;如果没有在真理里实实在在的扎根,就不会有度过“试炼网罗”的安然。了解这位牧师的生命与生平,或许比唱这首诗歌会来得更珍贵。



约翰·牛顿在身后留下了持久性的影响。自他于1807年去世之后,200年里,他所完成的工作及其树立的榜样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牛顿对后世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那首著名的《奇异恩典》。21世纪,这首圣歌传递的内容对亿万听众和歌者产生了影响,其原因在于,《奇异恩典》的歌词优美且具一种直达人心的冲击力,它们形象地表达了上帝赐予罪孽之人的浩荡恩典。要知道,牛顿1773年写这首圣歌是为了教导奥尼的会众,他把它当作18世纪的一种改革方法--自己创作赞美诗,用简明易懂的形式解释上帝真实永存的爱。


牛顿从不曾设想过他为白金汉郡教区中一些花边工人和农场工人创作的圣歌竟然会唱遍五大洲,传扬两百多年,成为世界上录制、演唱和流行最多最广的歌曲。如果不是因《圣经》经文(《历代志上》17:16—17)的影响和个人经历的激发,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写出这些诗句。《奇异恩典》使无数听众和会众深受感动,这是因为牛顿对自己的信仰历程深有体会,因此可以说,圣诗是牛顿自我信仰历程与圣经神学的一次精当的融合。这首源自一颗亲身经历上帝恩典的心灵之歌感动了无数颗心灵。


《奇异恩典》的歌词是牛顿生命故事的外化,这首圣歌也变成了一份长久的个人见证,在250年里,极少有其他杰出的基督徒的见证能够与之比肩。如果牛顿活在今天,他可能会对自己的杰出卓越颇感困窘。他向来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从未把自己看作是圣徒。他所犯的罪在其早年的文字中有完整的记载,尤其在他担任贩奴船船长三次远赴非洲的航海日志和日记中都有记录。这些文字内容丰富多彩,时不时地插入令人惊悚的细节,它们以一位亲历者的参与为18世纪的奴隶贸易提供了一份最好的历史图景。


牛顿的航海日记也提供了一份记录,描述他早期经历的精神冲突,它们是那本畅销自传《真实的叙述》的蓝本。想到自己是因着这本书而成功的,牛顿知道他作为一个基督徒证人的真实可信既不是因其早年的邪恶也不是因其后来的美德,而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使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牛顿牧师在解答威伯福斯的困惑




源自牛顿早期岁月的人生经验


牛顿身上的这种种改变是真实的,但在改变发生之前,他却必须经历争战。对其生活经历研究得越多,越能从中学到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在他于1748年遭遇大西洋风暴面临“转折”或信仰更新,和1764年开始以教区牧师身份在奥尼从事牧养工作之间的那段早期岁月,牛顿对后世影响的至少有四个方面可供借鉴:

第一个经验是任何一个初信者都可以从牛顿的生活中学到:一个罪人不可能凭单单一次归信的经历就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生活的属灵者,而要在归信之时便开始经历一个漫长、坚忍和英勇上进的过程。


牛顿在将要沉没的灰狗号上通过祈求认识上帝之后,在其早年生活中仍然多次跌倒和犯罪。只有在他将自己的意志完全更新、降服,虔敬地遵行上帝的法则、律例和教导之后,他的改变才能出现真正的进展。

从牛顿经历的缓慢而痛苦的降服过程中可以学到第二个经验:没有好的导师,一个人的信仰很难获得进步。牛顿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从1749年到1754年间,他在长途远航中一直在学习,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独自的祈祷和读经中,这种努力并未白费,但远远不够。


在1754年5月结识第一位属灵导师亚历山大·科拉内船长之前,他一直像一粒落在石头地上的种子,发芽太快。在科拉内之后,还有一大群导师如塞缪尔·布鲁维、乔治·怀特菲尔德、亨利·克鲁克、亨利·维恩、威廉·格林姆肖和约翰·卫斯理,他们帮助牛顿将信心牢牢地建立、扎根在福音上。这些经历丰富的人教导他惟有《圣经》的基本原理才是其信仰的基石。


牛顿提供给后世的第三个经验是:牛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他所认定的使命中。他以文字描述了自我反省的经历,这就是《有关重要问题的遐思与疑问辑录》(1758年),其中对自省、阅读和探索的全面思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21世纪任何意欲接受圣职的候选人来说,它都会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书籍。


只有在他相信自己已经认定上帝的呼召时,他才学到了第四个有价值的经验:上帝的时间常常与我们的时间不一样。牛顿相信他在1758年就已经准备好接受圣职任命了,但他却被迫经历了6年的挫败、失望和遭受拒绝。值得赞赏的是,牛顿在日记中清楚地表明,在这段波折丛生时期,他从不曾对上帝的至高权威失去过信心。圣公会的各个高级教长对此事的耽延与推诿对他来说似乎相当不公平,但他们却帮助他学习去做上帝的真仆人--忍耐、克制、虔信,这远比那种拥有优先权的急躁匆忙更重要。


牛顿牧师教导大家祷告




牛顿事奉的力量来源


1764年,牛顿到达奥尼,这是他牧养的第一个教区。他在此地进行了福音宣讲的改革并且开始对教民进行探访,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对于一位正准备接管一所新教堂的现代牧师来说,他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范例。


他赢得了那些听讲《圣经》教导的会众的信任;通过勤勉的牧养工作,他扩大了交往范围;他开展了为教区儿童设立的特别教导事工,并为成年人建立了新的祈祷小组。在跨越宗派界限和与其他牧师、教会的协作方面,他表现出罕见的才能。他着手开展的这些艰难事工为他赢得了奥尼公众的尊重与爱戴,他成了一位深受欢迎的成功的带薪牧师。他的努力使会众人数增加了三倍(需要在教堂建造一条新的长廊),带领为数众多的人进入委身的信仰。


尽管牛顿在奥尼教会取得了重要的影响,但他在教区之外获得的名气更大。他长于写作,最先出版的是自传《真实的叙述》(1764年),而后是《奥尼赞美诗》(1779年),其中不但包括《奇异恩典》,还有许多其他的圣歌精品,如《耶稣之名何等甘甜》和《有荣耀的事乃指你言》。在这两部畅销书籍的出版之间,牛顿还写了一部颇具影响的教会史著作和三部对个人进行属灵指导的书信集。这些陆续出版的书籍使牛顿的写作成为其事工和后续影响的主要部分。


牛顿公开事奉的核心有两个个人化的力量来源--他的幸福婚姻和他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牛顿与波琳的婚姻从1750年起一直持续到她于1790年患癌症去世为止,这份婚姻是浪漫、祈祷、服侍和喜乐的结合。尽管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但牛顿夫妇通过收养弟弟和妹妹家的两个孤儿做自己的女儿和与一群朋友(特别是威廉·库珀、玛丽·尤文和威廉·布尔)建立亲密的关系而组建了一个大家庭,夫妻俩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家中的仆人也被看作是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和婚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是杰出的典范。


牛顿与上帝的关系秘密之处在于他的祈祷生活。他一丝不苟地记日记,使得后人能够通过细节研究得知牛顿的祈祷如何频繁(一天至少5个小时)、为谁祈祷(有一张长长的名单)以及他的祈祷优先次序(向主感恩和谦卑自省)。


他祈祷生活的神学--赞美上帝的至高权威,努力顺服并与十字架上的基督一同受苦,以忧伤痛悔的罪人之心仰赖天父--这一切在祈祷者与倾听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圣洁的关系。任何一个研究牛顿的祈祷生活的人都一定会从中学到许多功课,因为他在敞开心扉与上帝建立深入关系方面,是一位真诚自律并积极实践的大师。


威伯福斯为废除奴隶制度慷慨陈词



牛顿在不同领域的贡献


1779年,当牛顿到伦敦做圣玛丽·伍尔诺斯的教区牧师时,他已经被看作是福音运动中的一位领袖人物了。他因着创作更多的作品、创建社团、栽培年轻牧者尤其宣教士而提高了自己的名声与影响力。

牛顿亲自创建或辅助创建的社团有折衷派社团、英国教会宣教士协会和英国圣经公会。牛顿还影响了一批颇有才能的宣教士赴海外宣教,其中包括到孟加拉的威廉·凯里和到澳大利亚的理查德·约翰逊,后者是遣送犯人移居者的第一舰队的随船牧师。

借着对朋友施加影响,牛顿在宗教、文学和政治生活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宗教领域,牛顿对英国圣公会的影响极为重要,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在《基督教牧者小传》Essays in Ecclesiastical Biography(1849年)中对此有公正的评述,说他是“英国圣公会第二批建造者中的一位”。此类赞赏性的历史评价对牛顿来说并不为过,因为他是福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这场运动在18世纪得到广泛的推广,21世纪的人们仍不断地从牛顿的著作和见证文章中获取灵感。

在文学领域,如果没有牛顿在1773年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诗人威廉·库珀的自杀企图,那么库珀永远不可能写出如《职责与约翰·吉尔平的坐骑》The Task and John Gilpin’s Ride 这样的经典著作。在20年里,牛顿是库珀的亲密友人、属灵导师和诗集编撰者,这为库珀赢得了名气。他们也曾联手创作《奥尼赞美诗》,它在英语世界中成为最具塑造力和最畅销的圣诗集。


牛顿是一位属灵贤哲,同时也不乏世俗的智慧,这使他能够在晚年完成一个最为艰巨的任务--影响威廉·威伯福斯并支持他的废奴运动。



没有威廉·威伯福斯,废奴运动就不会取得成功;而没有约翰·牛顿,就不会有威廉·威伯福斯。这句话可以解释牛顿的政治影响。正是因着牛顿的智慧引导,才使威伯福斯顺利地通过了1785年12月那场艰难的精神危机,当时他正在为进入教会服事还是留在政界谋生而徘徊。正是牛顿指出身为议员的威伯福斯具有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甘心为上帝而工作的潜能,他才决定留在政界。

此后,牛顿逐渐成为威伯福斯的属灵导师和事业的支持者,成为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的有力指导,为废奴运动的发展提供最有力的公开证据,这是牛顿对后世的贡献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其重要性源于这个事实,即牛顿与威伯福斯之间的友谊奠定了1807年废奴主义者最终在人道主义和历史中赢得伟大胜利的基础。

1807年3月25日,威伯福斯的法案获得了国王的批准,牛顿在有生之年看到并经历了废除奴隶贸易的胜利。9个月后,在18世纪便得享82岁高龄的约翰·牛顿离开人世。

牛顿曾经是作家、圣诗诗人、传道者、教会领袖、有影响力的人物、废奴运动参与者。不过,尽管他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我们对其遗响的评价很难超越他自己在墓志铭中那句简单的自述,这段话如今刻写在奥尼教堂墓地的墓碑上:

“(约翰·牛顿)曾离经叛道,放荡无为,做过非洲奴隶的奴仆,蒙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丰盛之怜悯,得保守、挽回、赦免,受命传讲其多年意欲摧毁的真道……”

这就是约翰·牛顿从蒙羞到蒙恩的生命历程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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