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华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总和，都不及一个张纯如
2004年，一位名为张纯如的美籍华裔作家在车内开枪自杀，引来无数人的痛惜。
她被称为改变南京大屠杀叙述的女作家，其在1997年出版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由于史料详尽、视角超越而引起激烈反响，在海外活动影响力极强的 “世界抗日战争历史维护会”的许多侨领说： “以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力来说，很多华人团体十多年的努力总和，都比不上张纯如一本书的力量大！”
著作出版后，她继续通过演讲的方式揭露日军暴行，刮起了一阵“纯如风暴”。然而，由于其研究方向大多黑暗、血腥，且长期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最终，长期体力透支、精神抑郁的她选择了自杀。
美少女向张纯如献花
时隔数年，每到大屠杀纪念日，仍然有无数人扼腕痛惜。然而在痛惜之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何张纯如的研究影响如此之大？关于受难者的历史研究，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究竟是什么？
在张纯如之前，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很少
国内最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始于事件发生的45年后。在漫长的空白期内，即使是现代史专业的学生也很少了解，教科书几乎将民国史抹去了。
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当时，由于日本右翼力量在教科书中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面对。然而最初的研究仅仅为了对付日本势利，过程简单，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
在1984年和1997年的两次亲历者访问中，政府仅采取如记录市民家中被害人口、市民目击的暴行等方式，既没有记录至关重要的死亡名单，也缺乏幸存者的细节感受，在亲历者人数尚多的时候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没有亲历者回忆的历史记录是有缺陷的。张连红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是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所在地，“战时这里是美国传教士管理的安全区，存在了半年之久，收留了1万多名中国女性，大量女性借这里躲避了性暴力”。可是关于这里的材料却完全缺乏，“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做幸存者研究”。
可惜的是，在张连红之前只有少数学者做过幸存者采访，大多也由于方法不得当而失去学术价值。
而从张连红开始采访的90年代起，研究已经变得格外困难。由于南京老城区的拆迁，幸存者陆续消失。而以往留下的口述史由于角度偏差，大多需要重新进行。比如，以往的研究经常忽略不愿意讲述伤痛的幸存者。
为了让幸存者讲真话，张连红做了不少努力。某次，他偶然发现一位80岁的老太太，是在采访另一名幸存者时碰见的，她住在那家隔壁，“因为我天天去那家采访，大家都熟悉了，她才愿意对我讲真话”。
这位老太太1937年12岁时因被强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几次结婚都没有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态，包括她一生经历都是口述历史的最好材料，“国外的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不仅重视屠杀现场的记录，更重视幸存者此后的经历，那样更有价值”。
另一名让张连红流泪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对象，因为她没看见丈夫死亡，“1937年11月她结婚，怀孕期间丈夫被日军抓走，一直没找到尸体，她到现在都相信丈夫会回来”。随着细节化的调查深入，他发现，不仅这名妇女此生不幸，她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视，“难怪国外的幸存者历史要研究幸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杀的阴影确实会一直存在这个家族身上”。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幸存者越来越少了。”目前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400多人，他们的口述史被整理后编进新近出版的28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中。而由于“到现在为止，田野调查也不算研究成果，很多老师只能让学生去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
而张纯如是在1995年开始进行幸存者口述历史的，相比国内学者的大量访问，虽然她的采访数量屈指可数，但贡献巨大。
少有用影像记录的采访
那是1995年的夏天，26岁的张纯如来到南京，希望重新整理大屠杀相关资料，并深入采访幸存者。“在美国，人们对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等等，几乎家喻户晓，而对当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那场残暴的大屠杀却知之甚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她计划一个月内完成所有的采访和相关资料整理，任务量巨大，但很快得到了相关学者王卫星、杨夏鸣等人的协助。大屠杀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也亲自陪她访问幸存者，酷暑中，他们先后采访了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刘永新等老人。
张纯如采访刘永新
张纯如的采访资料之所以更有价值，首先在于影像的使用。她为每个幸存者拍摄录像，再将采访内容整理成英文。为了忠于原文，她和杨夏鸣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
为防止录像遗失和损坏，她坚持复制一份，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十分困难。王卫星和杨夏鸣辗转多地，根本无法借到可供转录的录像机，但她坚持复制。情急之中，王卫星想到高档宾馆一般会有录像服务，于是到金陵饭店求助。幸运的是，杨夏鸣在饭店内碰到了一位朋友，对方不仅允许使用录像机，且租金免费。这才使得那么多珍贵的资料得以完好留存。
严谨的态度和超越局限的视角
采访结束后，张纯如将每个人的口述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一人就有几十页，由此弥补了大量幸存者的细节感受。在对待文字资料时，她的态度也极其公允、严谨。
研究者们关于大屠杀的分歧大多在遇害人数上。而在书中，张纯如旗帜鲜明地认为南京大屠杀人数在26万以上，但同时也将其他观点一一列出：
“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数字约为20万。约翰·拉贝估计的人数只有5万到6万人……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称大屠杀的人数应该是在38000到42000之间。日本还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量只有3000人。”在注释中，她还特地完整地引用了拉贝在给希特勒报告中的有关描述：“根据中国人的报告，总数约为10万的中国平民被杀害，但这一数字似乎被夸大了，我们欧洲人的估计数字为50000－60000之间。”
更加可贵的是在“广田电报”的使用上。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东京将下列电报内容转发給华盛顿特区的日本大使馆，美国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
自数日前返回上海以来，我调查了日本军队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目击者的口头描述及个人（他们的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的信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日本军队过去及目前的行为方式使人联想到阿提拉（Attila）和他手下的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其中许多是被蓄意和残忍地杀害。
大多人会将这段电报直接当成论证自己观点的铁证，因为从表面看，日本外务大臣在秘密的外交电报中自己承认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但张纯如进一步研究了该电报的来龙去脉，并在注释中明确地说明：“该电报内容最初是由《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 Timperley）所写，但该电文被上海的日本新闻检查官员所扣留（参见“红色机器”，日本外交电报，第1257号）后来他估计的30万死亡人数由日本的外务大臣广田签发給华盛顿。这一电报的意义在于日本政府不仅知道田伯烈提出的30万死亡数字，而且在当时试图查禁这一信息。”张纯如的这一结论客观地反映了那一历史事实。
1997年，历经两年的整理，著作终于出版。张纯如将此书定位为“非小说体的专著”，即没有任何虚构的内容。“20多万字的书中，共有584个注释，书中绝大部分史实的陈述及对南京暴行的描写都有注释，说明资料来源。这完全可以与任何学术专著媲美。”
在书的结尾，她将大屠杀的教训总结为三条：一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二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三是“人们的思想是如此容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消极旁观者”。
国外有研究者批判张纯如的资料太过感性。杨夏鸣反驳道：幸存者在被访时大多会把衣服脱下来示意伤口，8岁时被日军强暴的夏淑琴甚至把裤子脱下来展示刀伤。“在这些刀伤面前，不带感情是不可能的。”
杨夏鸣就是在见到张纯如之后，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他称赞她的研究视角超越了一般历史学家的局限，虽然仍有瑕疵，但已足够令大多专业学者汗颜。
资料来源：
《南京大屠杀80周年 | 我们当如何记住南京大屠杀？》王恺
《为了历史不被人们遗忘——张纯如南京之行》王卫星
《翻译后记》杨夏鸣
日刻曾专访江苏省教研部教授杨夏鸣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原副馆长段月萍
张纯如研究专家、纪念馆陈展撰稿人朱爱民，完整版请看原文链接
文中所有照片由朱爱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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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南京大屠杀
叙述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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