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男性，成为女性主义者让我认识了被遮蔽的世界
作者：树神
身为男性，却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听上去似乎是天底下最离奇且荒谬的事。在如今的社交舆论中，谈起女性主义/女权主义/Feminism，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女拳”或“田园”，它们代表着一种可怖的未来想象：温顺的妻子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社会生育率低下，权力结构彻底颠倒，最终翻转成一个现代版的女儿国。
| 美剧《使女的故事》：未来世界遭遇严重污染，人口出生率骤降，美国部分地区经历血腥革命后建立了男性极权社会Gilead，当权者实行一夫多妻制，女性被当做国有财产，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称为“女仆”，被迫作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
被大部分人认同的性别平等和女性主义来自同样的思想源头，但公众对二者的认识却大相径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念教授将女性主义分为“咬人的”和“不咬人的”，批判所谓的“女性沙文主义”。她当然主张“女权就是人权”，但对于如何解析这句宣言却给出了新颖又极为清晰的思路。
历史上，启蒙时代的人权思想孕育了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女性根据自己的处境发出质疑，既然人人平等，人生而自由，为何女性被这些权利排除在外？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要解决的，就是“女人到底是不是人”的问题。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精研哲学的张念教授倾向于运用人类学和哲学的方法，追溯其历史和理念源头。她的研究揭示了许多知识与观念的裂隙，比如性别究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它的起源在哪？对于“女人”，究竟应该将其划分到自然范畴，还是文化范畴？这些哲学家们争论已久的问题，却是普通人很少会想到的。
因为不了解性别的起源，不了解女性的历史，大多数人对于生活中的性别矛盾，通常只能采取听之任之或逃避的态度，而女性主义思想的价值就体现在此处。毕竟，作为一种思想的女性主义，并非是简单的女性向男性争取权利或权力，而是改造以男性为中心的等级制文化和社会体制（王政，《越界》）。女性主义对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知识发起冲击，用性别的维度质疑它们的自洽性。
女性主义不是女人的自娱自乐，亦非一种隔空喊话。事实上，在男性的生活中的许多时刻，女性主义思想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身为男性，
我不想看到女性亲友变成贾宝玉口中的“鱼眼睛”
“鱼眼睛”一词出自《红楼梦》第五十九回，近几年成为女性话题的公案之一。原文中，荣府的小丫鬟春燕转述宝玉对女性的看法：“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 1987《红楼梦》，宝黛共读《西厢记》
这段议论看似有一定的厌女倾向，但描述的却是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在发生的现实。在生活中目击这种过程的男性，自己往往也是悲剧的一部分。发生转变的那个人或许是自己的姐妹和同学，或许是自己的母亲和阿姨，甚至是自己的女友和妻子。她们曾经灵动俊秀，身上有难以言喻的魅力，但若干年过去，不知怎么就失去神采，“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曾经的亲密关系也被语言无法击破的隔膜所取代。
宝玉的女性意识在《红楼梦》甚至整个传统文化中都算难得，他尊重女性才能，痛恨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剥削。但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宝玉似乎并不算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他没有为了女性的权益奔走呼吁，只是作为乌托邦的主人，消极地守护着她们的纯洁。对于女性遭受的痛苦，他只是观察，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
女孩儿为何会变成“鱼眼睛”，用女性主义视角读《红楼梦》，可以找出的答案是权力。未出嫁的女孩命运未定，面对权力的残暴还可以逃避或无视，出嫁后的女人被限定在主子仆人的等级秩序中，几乎必然走上欺压和胁迫更底层者的道路，“变得比男人更可杀了”。
荣国府内帏的主仆位序和父权社会的等级制是完全同构的，因此平日里对大丫鬟们厮抬厮敬的周瑞家的，会对被驱逐的司棋说：“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话，我就打得你。”相比古代女人，当代的女性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同时也接受着更为隐秘和繁复的性别规训，从宝珠变成鱼眼睛，不仅是一种生活的磨损，更是面对诸多限制和忽视时话语权的失落。
在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主角金智英的丈夫郑大贤真心爱她，会早点下班分担一些家务，已经算得上体贴，但仍然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受困于育儿、工作和家庭关系上的种种问题，“变成了另一个人”。
为了生孩子，金智英辞掉了工作，每天做大量的家务，还要兼顾与婆婆和丈夫的关系。她想要重返职场，却发现学历和积累多年的职场经验在加班文化浓厚的韩国职场根本无法通行，只有弹性上班的雪糕店愿意雇佣自己。
对男性而言，从自己身边母亲，妻子，女儿，女性朋友和同事的处境中意识到女性受到的结构性压迫，去寻找“为什么宝珠会变成鱼眼睛”的答案，由此萌发朴素的平权思想，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女性主义力图解释并反抗女性在语言、教育、工作、婚姻等领域遭遇的不平等。它不是PUA式的话术和情感控制，而是让男性从根本上理解女性的处境，打破男女之间看似根深蒂固的隔膜。有了这层理解，男性才能为女性提供真正的支持，而非像郑大贤一样看着所爱的人被痛苦吞噬却只能袖手旁观。
身为男性，
我不想变成在车里发呆的“一家之主”
BOSE QC35降噪耳机发布时，微博博主@realEnjolras为其写了这样一段“现实主义”使用感受：
这段话戏谑又精准地描绘了中年男人典型的人生困境，生活按部就班，但一切都是负担和劳累，好像自己是在为别人而活。普通人很少会从性别维度思考此类困境，因为男性养家，女性顾家的理念深入人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觉得累，只能怪自己能力不够，在社会层级中爬的还不够高。
然而女性主义对所谓的“天经地义”发出质疑，提出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社会性别理论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并非是由生理差异（Sex）自然而然发展成的，而是社会后天建构的成果。很多人都听过波伏娃那句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变成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性与女性都受到社会的性别规训，从出生开始就不得不接受一整套性格、行为、形象等各方面的规范。这种规范在生活中被周围的人有意或无意地以“天生如此、男/女人就是要XX”等方式表述出来，即使个体意识到限制，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反抗。
| 西蒙·德·波伏娃
从社会性别理论看“男性赚钱养家，女性貌美如花”，我们发现它只是一套僵化的生活模板。女性主义还更进一步，对诸多性别脚本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和分析。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中年男人困境”，其实是资本主义机器通过自我优化形成的最佳剥削范式。如果同时雇佣男性和女性，企业必须建立托儿所、食堂等服务部门，确保双职工家庭的后代能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劳动力。相比起来，显然是以稍高的工资只雇佣男性，将家务和育儿责任转嫁给家庭主妇的成本更低。
在缺乏公共服务保障的情况下，按照传统性别分工负责家务和育儿的女性难以兼顾工作，成为了劣等劳动力。男性较高的薪酬虽然能承担一个家庭的开销，但相应地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体现自己的价值。生活的“累”是一系列缜密压迫的后果，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必然的。
|《美国丽人》，典型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的中年危机刻画
从女性主义出发，解决“中年男人困境”的思路是夫妻共同赚钱养家，一起分担家务。男性不必把女性锁在家里，女性也不会怨怼男人“没本事”。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女性主义让人意识到资本主义机器对于个体的严密剥削，启发人用珍视而非漠然的态度对待亲密关系。
身为男性，
我想认识被遮蔽的世界
现在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男性有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吗？如果还是感到为难，不妨退一步，身为男性，有可能认识女性主义，支持女性主义吗？答案是肯定的。
《论自由》的作者，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时就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于1869年出版《女性的屈从地位》，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已经被当作一种“自然”秩序被普遍接受下来，他所期待的现代社会，“区别于所有过去的时代，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获取他们期望的命运。”穆勒意识到男性的性别优势，为女性仗义执言，充分证明男性可以成为女性主义坚实的盟友。
|《女性的屈从地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在当代，更是有许多为了女性权益奔走呼吁，传播平权思想，研究女性困境的男人。
例如花费半生研究刻板印象问题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史提尔（Claude Mason Steele），为了深入研究了以“女生学不好数学”为代表的刻板印象问题，他提出了著名的“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理论，认为当人们处在一个充斥着刻板印象的环境中，担心自己的表现会加重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相关的负面刻板印象，这种心理压力会阻碍人们发挥出智识、体能等方面的原有水平。
克劳德·史提尔在著作中用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纳里妮·阿姆巴迪（Nalini Ambady）的实验论证自己的理论，后者实验的目的是想了解当两种刻板印象“亚洲人数学好”，“女生数学不好”结合起来时，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纳里妮·阿姆巴迪找到一群亚裔女大学生来做数学测验，女生分为三组，每组在测验前会先做一份不同的问卷，分别有种族问卷，性别问卷和普通电话问卷，用问卷暗示她们测验时的社会身份。实验结果发现，拿到种族问卷的女大学生平均数学成绩最好，而性别问卷的女大学生平均成绩最差。这代表人们会以自己在所处环境中的身份设想自己面临的刻板印象威胁。
克劳德·史提尔并非女性主义学者，研究刻板印象的初衷来自于自己成长过程中身为黑人面对的种种限制和歧视，但他在深入研究后发现，性别、种族和少数族群受刻板印象影响的逻辑是一样的。统计学证明的“女性数学不好”似乎已经是不容辩驳的科学事实，然而在这表面的真实之下，还有另一层更为幽微和曲折的真实。
| 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史提尔
克劳德·史提尔会触类旁通，因为女性主义旨在揭示生活、学术、政治、经济等领域中被掩盖的真相。女性主义不是一套封闭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思想场所，它常常被应用于分析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同性恋憎恶，政治/经济剥削等社会现象。因为女性主义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建立的基石，即如何区分我们与他们、强势与弱势？我们如何对待他们，强势如何对待弱势，主流如何对待边缘？女性主义哲学更回到“区分”开始的源头，寻找最古老的性别起源故事。
男性在生活中遭受到的压力，因不符合社会对男性的气质定义而产生的焦虑，这些问题都来自特定的性别文化，不去深入了解，就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性别”看似是一道窄小的门，背后实则隐藏着一套全新的思想维度。
| “玫瑰男孩”叶永志，因为另类的性别气质遭霸凌致死，叶妈妈后来成为了性别平权运动者。
日本社会学家、女性学领军人物、去年以东京大学入学演讲轰动中文圈的上野千鹤子教授这样解释自己走上女性主义道路的契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盛行，就读于京都大学哲学系的她也参与其中，运动中男生向警察扔石头，女生因为臂力不够，只能为男性打下手，甚至逐渐沦为一种“慰安妇”式的角色。加入运动时，女性将追求社会公平的男性视为自己的盟友，却失望地意识到对方只将自己视为“女人”。日本七十年代的女性运动，就来自这些女大学生对男性失望后的反叛（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变革性的新思想，为了解它的人带来益处，但我想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和上野千鹤子一样，认识并支持女性主义，最终真的只是因为这是一件对的事。
为了给大家绘制一个女性主义的思想图谱，让大家能够深入了解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我们邀请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念教授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柯倩婷副教授，从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的角度解读女性主义，剖析性别二字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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