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勇 | 一个佛教徒不能“批评”别人吗——兼谈中国佛教发展的最大障碍
费 勇
浙江人，现居广州，昊达文化创始人，唐宁书店联合创始人，著有《金刚经修心课》、《心经修心课》，译著有《时尚的哲学》（西美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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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佛教界的什么人有什么负面新闻的时候，常常有朋友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佛教界没有人出来有个什么说法？作为一名准佛教徒，这不是我能够谈论的，也不是我应该谈论的事情。而且，我相信真正的佛教徒更不会谈论这种事。也不要指望佛教的系统里有教会这样的公共机构，可以对于僧侣做出某种裁判。佛陀还在世的时候，阿难曾问佛陀，如何处置那些违规的弟子。佛陀回答：不要理睬他们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的回答，包含了佛教最基本的教义，那就是，佛教并不像其它宗教那样，相信有一个什么全能的神，可以创造生命和世界，也可以做出裁判。佛陀不相信神，不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创造了生命和世界。佛陀认为是“无明”创造了生命现象的流转，是“因缘”组合积聚了这个世界。所以，如果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摆脱苦海，那么，靠的不是什么神的帮助，而是自己的觉悟。佛陀临终遗言：自以为灯，自以为靠。什么都靠不住，你们要靠自己。只有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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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没有神的裁判，谁来决定每个人是否觉悟？是否对错呢？佛陀的答案是：这个事不用我们操心，自有因果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每个念头的升起都会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后果，何况一个具体的行为。这个人做了坏事，种下了恶果，自会得到报应。何须劳动我们去教育他，或惩罚他。
自觉，因果，这两个原则决定了佛陀会说：不要理睬他们就可以了。我猜想这位从净饭王子觉悟而成佛的佛陀，是一位有精神洁癖的人。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不管别人做什么。别人的事情自有因果在管。由此发展出佛教的处世哲学，用慧能的话来说：只见自己的过患，不见别人有什么错。再通俗地说，就是眼里全是好人，没有不好的人。见到别人犯错，怜悯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有报应啊。这是佛家的慈悲。佛教有很多戒律，但这些戒律，只是针对自己，从不要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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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义使得佛教徒不会去批评别人，也使得佛教徒在受到别人污蔑、陷害的时候，不会回击别人。他们相信受到污蔑、陷害，一定是自己曾经所造的某个业缘所致。所以，他们会坦然接受。坦然，是因为既然是自己所致，就要有勇气承担；坦然，也是因为既然是一个业，就一定会来，来了就消了，消了就好了。所以，有些佛教徒遭到别人迫害的时候，会一笑置之：谢谢你帮我消了一个业。这种教义使得佛教徒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责怪别人、抱怨别人；任何时候，都归因于自己。
这种教义，非常适合个人修行。对于个人而言，实在不是什么消极的、避世的，恰恰是无畏的，把这个世界的暗黑都承担在自己身上。但这种教义的特点是冷暖自知，和旁人无关。更关键的是，这种教义先天地为佛教的组织化和世俗化埋下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尤其在中国，佛教多少融合了老庄的因素，由此发展出来的禅宗，更是强调个人体验，强调对于形式的摒弃。出现了一些疯疯癫癫的人物，比如佛印，比如传说中的济公，再比如日本的一休。都是颠覆惯常的思维方式，做出惊人的放浪之举。这些人在传说里变得很浪漫，很率性，几乎是一种文学式的存在。但如果，我们现实生活里出现这么一个和尚，喝酒、吃肉、泡妞，等等，就很难评判他是大彻大悟后的率性，还是借着佛的名头纵欲。
所以，中国的禅宗到六祖，就没有再往下传了。六祖说，出不出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觉悟。如果没有觉悟，就算出了家，还是在“东方”；如果觉悟了，就算没有出家，还是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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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佛教要传播，必须要有僧团，要有庙宇，要有一定的组织。但一旦传播，就面临世俗化的问题。当然这是所有宗教都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宗教都很出世，关心的是世间外的事情，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世间生活、发展。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合适地调节，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信息。西方的文学作品（比如《十日谈》）和中国的文学作品（比如明清小说），都有一个讽刺、揭露僧侣腐败的传统，正是这个矛盾的体现。
但基督教和天主教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西方本身的民主传统，使得西方的教会有一套相对严格的组织管理体系，并且与世俗政权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而佛教，尤其是中国的佛教寺庙，与教会相比，第一，没有基于权威的组织架构，基本靠个人自律，靠个人觉悟，靠人治。第二，没有厘清寺庙与政治的关系。从魏晋南北朝至今，佛教寺庙围绕僧侣制度问题、庙产问题，一直和世俗政权纠缠不清。
按照李向平先生的分法，“传统中国的佛教寺僧大致可被分成三类：第一类，官僧，由国家拨款供养并负责完成皇家的佛教仪礼及其服务；第二类，私僧，由一些达官贵人、大户人家提供食住等条件；第三类，民僧，他们孤立地生活或形成一个小团体而栖身于乡间，由民间社会一般信仰社群的微薄捐赠维持。”由此形成了中国寺庙官僧制度和丛林制度的两元结构。也就是说，在总体的僧侣管理上，中国历代都是由当时的政府干预的。清朝的“度牒”制到今天的宗教管理局，都是从大的制度上管理上寺庙。寺庙的日常管理，靠的是佛教内部的丛林制度。由此也形成了李向平先生所说的，在中国，不是世俗世界和神圣信仰的冲突，而是僧官和俗官的冲突。也就是说，中国的寺庙基本处于国家的权力结构里。
魏晋以来，中国的佛教僧侣普遍和官府关系深厚。比如，佛图澄、鸠摩罗什都做过实际的军政顾问。道安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康僧会说：“以佛明法，正心治国。”近代太虚大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国佛教有着入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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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直有僧格独立的主张，比如魏晋时代慧远写文章《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张僧人不必礼敬当权者，要有自己独立的僧格。佛教内部也一直致力于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获取寺产，是非常重要的独立的手段。比如，晚清时代，八指头陀和敬安创立“中华佛教总会”，目的是要保护寺产。但寺产又带来新的问题。麻天祥先生指出：“寺产问题始终是困扰佛教的一个主要问题。”“有了寺产，反而为寺产所累。较大的寺院，终日忙于寺产而无暇修道；一般僧寺也多以贩卖如来家业、争取货利以为常事。他们以财富为荣，名利为尚，甚至借寺产中饱私囊。”
太虚大师曾经致力于中国丛林制度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振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后来的印顺法师也认为，中国佛教不容易前进的最大障碍，是寺院家庭化。太虚大师强调佛教要适应现代的思想潮流，在制度上，应该摒弃人治化的毛病，他在《复亦幻书》中说，中国一定会成为欧美式的民主国家，所以，他自己专门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为适应建设。”
当然，后来的发展是中国并没有成为欧美式的民主国家。太虚大师的丛林制度改革，在1949年后已经完全不可能。大师本人在五十年代受到冲击。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和尚都被迫还俗。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才慢慢开放寺庙。但困扰了近一千年的中国丛林制度的矛盾，以及中国佛教如何处理世俗化僧团组织的问题，又再度浮现，至今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赵朴初先生在八十年代曾致信中央政府讨论寺庙财产归属、以及寺院管理等问题，今天仍然值得思考）。今天，面对一些出家人被举报的事情，佛教内部并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往往只能交给国家宗教局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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