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 国共内战时期学生日记里的胡适（中）
冉 云 飞
编辑。出版过《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庄子我说》、《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像唐诗一样生活》等十来种书。现供职于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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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的书及其它<<
胡适对不少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做人做学问，都有他人不及的于人嘉惠之处。对于他喜好读哪些方面的书，晚生后学当然也是耳熟能详的。“在图书馆借得《崔东壁遗书》。真没想到，这样大名鼎鼎的书居然没有人借阅过一次，况且它是我们的胡博士宣传很力的书，怪哉！怪哉”（P65）。读了这书，他对崔东壁这人和弟子陈履和都很佩服，第二天就以每册一千元的价格在厂甸买了《洙泗考信录》和《丰镐考信录》二书，以便对崔东壁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在查阅李提摩太所译的《西游记》时，“借到胡适先生的《西游记考证》，从中知道西天取经的《西游记》著者是吴承恩，元代还有吴昌龄写的戏曲，由此可以判断是Timothy弄错了”（P101）。另外他还记录了孙云铸老师提到胡适对科学的看法，“胡适之先生告诉他，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谈到地质，有很科学的看法。他翻来看了一下，觉得很惊异”（P112）。罗荣渠是个有主见的人，彼时他有一些同学去“解放区”，他也不免有左倾倾向，除了在时政上批评乃至鄙驳胡适外，一旦涉及到学问之事，他便回到理性务实的态度上，对胡适多有认同，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态度。
由于对胡适业绩的熟知，因此哪怕出去游玩，也不忘替胡适的事功找佐证。比如他与朋友游孔庙，见着国子监立着几块明朝洪武年间的石碑，是用今人都懂的大白话所写，“这至少可以证明，在胡适校长以前，中国老早就已经有白话布告了”（P140）。在给史学系毕业同学开欢送会时，“主席致欢送辞，……他还劝告毕业同学勿学胡校长研究《水经注》那种不合现实需要的工作，可谓眼光短浅，功利已极”（P144）。不知主席为谁，此等认识的确如罗荣渠所言，“眼光短浅，功利已极”，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彼时大学的学术自由，即职员可按照自己意愿批评自己的校长。须知即便在学潮风起云涌的艰难时刻，胡适也没放弃《水经注》的研究，这是他后半生最为看重的事功，却被一位职员如此公开评论与轻看，要是搁在今天的大学可能酿成整人事件。
罗荣渠在研习北大出版的《哲学论丛》（1933年版）时，读到胡适、马叙伦、钱穆、熊伟几篇谈论老子的文章，他说“他们那些辩论我不感兴趣，倒是胡适那篇文章引起了我一点感想”，“胡适的评论是破坏性的，不是建设性的；是纯逻辑的，与事实无关，甚至可以说多少有一点诡辩的色彩”。他认为胡适为了做“魔的辩护士”而强为之辩，在罗荣渠看来没有几篇考证文章，经得住魔的辩护。“因为考据文章本来就脆弱得很，有五成是证据，有五成是假想”（P230）。我们估且勿论他这想法有无道理，但对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来说，其思考也属难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当然是应该追求的上佳境界，但有时为了证实一个东西的存在，在证据不充分之前，作有效之假设仍旧是必要的，所以罗的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
罗荣渠不仅读胡适有关的著述，也注重他发表的意见。“胡适之先生说日本只有教授没有学者。我们贵大国既无教授亦无学者，只有文人（或读书人）”（P299）。不知胡适这说法何所据而云然，而且胡适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是颇可怀疑的。当然罗荣渠的说法也是激于一时之义愤，是不大经得起分析的，是站不住脚的。胡适与郭沫若当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胡适晚年说郭沫若“这个人反覆无常，我一向不佩服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6月2日），他们之间的交往与争辩谈的人已有不少，如逯耀东的《郭沫若吻了胡适之后》（《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就算相对比较全面的文章。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放弃罗荣渠在日记里对读他们之间的争辩所做之记录。其记录谓，余家菊的译作《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被郁达夫在《创作》杂志指陈，“但郁文又被胡适抓到了一个错字（establish应是‘证实’或‘证明’，而译成了‘建设’），在《努力周报》的《骂人》里骂了一番，这自然惹起了成仿吾和郭沫若的回敬；……还有诗哲徐志摩也在《努力周报》上骂郭的‘泪浪滔滔’而郭也拿了胡博士的《我们走那条路》来吹毛求疵，无理取闹了一番”（P358—359）。罗荣渠自然不赞成这种文人相轻（其实胡适是就事论事，非演相轻把戏），不过他似乎对郭沫若更不喜欢。他在书中记载了一长段郭沫若说做演讲要如何武断、要喊口号、目中无人，才能达致最佳演讲效果的话，“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这段话是经验之谈，说得好，尤其好在说得天真。但是，可怜而愚蠢的奴才，就是这样活灵活现被他们的主人欺骗了而不自知的的。啊！好可怕的‘吞’吐”（P359）。郭沫若在民国时期所做的演讲颇受人欢迎，除了他激进的左倾政治态度惑人外，像这样高妙的演讲术，的确能激起贯于崇拜名人的普通中国听众的掌声。
1949年1月11日，北平已处于炮火之中，罗荣渠照旧与朋友滑冰游乐，同时看书不辍。彼时胡适已离开北平一月有余，一切与胡适有关的事，如要求他再度回来执掌学校，或者要求迁院迁校的呼声，业已停止，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在焦急地等待看国共如何解决北平事宜，并希望北平不受太大的伤害。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罗荣渠还有闲心看苏曼殊、马君武、胡适三人所译的拜伦的诗《哀希腊》，因为他对他们三者的翻译都不满意，“比较起来，胡译最为忠实，但是豆芽文翻版成方块字，无论怎样也难令人惬意”（P445）。他还做了一次自己翻译的尝试。本来准备写一篇《论哀希腊诗的翻译》，但也和许多他曾经想写的东西一样，胎死腹中。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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