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勇 | 阅读对这个时代有什么用?
费 勇
浙江人,现居广州,昊达文化创始人,唐宁书店联合创始人,著有《金刚经修心课》、《心经修心课》,译著有《时尚的哲学》(西美尔)等。
一切都变得太容易,连从前的禁书,现在也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到,比如《金瓶梅》、《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等等。再比如从前在周作人的文章里接触到的《徒然草》,也终于译成中文,很容易在书店里得到。以前只知道名字,和零碎几篇文章的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现在都有了选集或全集的出版,比如弗洛伊德,比如德里达,比如卡夫卡……这些名字当年像一个个思想的符号,在中国的大学里流转。再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读中文系的时候,很多教材或文章批判这本书的观点,但好像谁也没有读到过。前几年在书店见到这本书的大陆版,觉得非常熟悉,又恍如隔世。
非常怀念以前读书的学校有一个“解放前图书室”,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都去那里看书。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张爱玲的作品,也读到了张资平的小说,那时侯的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张爱玲的名字,而张资平的小说被认为是黄色小说。说到张爱玲,突然想起昨天蒋方舟的文章,题目“大难来临,口干舌燥”这句诗,张爱玲曾经运用过。关于个人与乱世,张爱玲在小说里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迷惘的威胁”。这几天在雾霾里,确有荒凉之感,同时,又感觉到了空气里有迷惘的威胁。
还有一本书,印象深刻,是一本装帧十分简单的讲义,作者为李剑农,是1947年他在大学讲课的讲稿,所以书名就叫《中国近代政治史讲义》。这本书批评了蒋介石在《中国的命运》一书中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观点,透过对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中国的落后应该从中国的内部去找原因。这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对于一些人物如李鸿章、林则徐的解读,和我从小接受的那一套完全不一样,所以,用“震撼”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夸张。
也非常怀念我毕业后工作的大学,有一个港台图书室,让我很早就接触到大量港台作家的作品,以及港台出版的图书。有一本孟祥森先生的《佛心流泉》,当时复印了一本,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这本书里注释了敦煌本的《坛经》,也注释了《心经》。我想我对于佛经的兴趣大概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至于郑愁予、洛夫、痖痃等人那些美好的诗歌,还有正版的金庸小说、倪匡的小说等等,都是在那间图书室里看到的。
那是一种隐秘的愉悦,因为读了一般人读不到的书。那两间图书室在我记忆里,一直是明亮的地方。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享受到这种愉悦,就像物质的丰盛一样,图书也变得如此丰盛,如此随手可得。有时候,面对浩瀚的书籍,除了绝望,好象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很多时候,我放弃了对于当代作品的选择,而专心于经典的阅读,尤其是人类天真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几乎有着一种永远无法超越的魅力。比如,《诗经》里的《关雎》,写男子与女子的相遇、吸引、追求,简单的场景和句子,后世的人无论怎么写爱情,都不可能达到那种最初的气息。再比如《道德经》和《金刚经》,好像把人世间的道理都讲透了。《庄子》、《华严经》之类,那种瑰丽的想象和华美的思绪,好像不是人间的,而是天籁。
前几天重读柏拉图《文艺对话录》,里面有谈美的一章,没有多少篇幅,但是,把后世纠缠了无数年代的“美是什么”的问题,讲得透彻明白。读完后,确实在想,是不是人类的思想、文化,在高峰期就是老子孔子柏拉图释迦牟尼时代,已经完成了一切,后世的一切努力,好像都是在重复。
蒋方舟说自己面对不确切的未来,能做的准备是写、写,而对于我来说,能做的准备是读、读。除了阅读,真想不出有什么事情,能够抵御对于时代的不安。好好保留几本经典书籍,放在身边,好像把人类的美好都带在了身边。不论时代多么堕落,那些美好还是和你在一起。
这是第200篇头条文章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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