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勇 | 阅读对这个时代有什么用？

费 勇

浙江人，现居广州，昊达文化创始人，唐宁书店联合创始人，著有《金刚经修心课》、《心经修心课》，译著有《时尚的哲学》（西美尔）等。

一切都变得太容易，连从前的禁书，现在也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到，比如《金瓶梅》、《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等等。再比如从前在周作人的文章里接触到的《徒然草》，也终于译成中文，很容易在书店里得到。以前只知道名字，和零碎几篇文章的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现在都有了选集或全集的出版，比如弗洛伊德，比如德里达，比如卡夫卡……这些名字当年像一个个思想的符号，在中国的大学里流转。再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读中文系的时候，很多教材或文章批判这本书的观点，但好像谁也没有读到过。前几年在书店见到这本书的大陆版，觉得非常熟悉，又恍如隔世。

非常怀念以前读书的学校有一个“解放前图书室”，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都去那里看书。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张爱玲的作品，也读到了张资平的小说，那时侯的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张爱玲的名字，而张资平的小说被认为是黄色小说。说到张爱玲，突然想起昨天蒋方舟的文章，题目“大难来临，口干舌燥”这句诗，张爱玲曾经运用过。关于个人与乱世，张爱玲在小说里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迷惘的威胁”。这几天在雾霾里，确有荒凉之感，同时，又感觉到了空气里有迷惘的威胁。

还有一本书，印象深刻，是一本装帧十分简单的讲义，作者为李剑农，是1947年他在大学讲课的讲稿，所以书名就叫《中国近代政治史讲义》。这本书批评了蒋介石在《中国的命运》一书中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观点，透过对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中国的落后应该从中国的内部去找原因。这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对于一些人物如李鸿章、林则徐的解读，和我从小接受的那一套完全不一样，所以，用“震撼”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夸张。

也非常怀念我毕业后工作的大学，有一个港台图书室，让我很早就接触到大量港台作家的作品，以及港台出版的图书。有一本孟祥森先生的《佛心流泉》，当时复印了一本，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这本书里注释了敦煌本的《坛经》，也注释了《心经》。我想我对于佛经的兴趣大概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至于郑愁予、洛夫、痖痃等人那些美好的诗歌，还有正版的金庸小说、倪匡的小说等等，都是在那间图书室里看到的。

那是一种隐秘的愉悦，因为读了一般人读不到的书。那两间图书室在我记忆里，一直是明亮的地方。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享受到这种愉悦，就像物质的丰盛一样，图书也变得如此丰盛，如此随手可得。有时候，面对浩瀚的书籍，除了绝望，好象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很多时候，我放弃了对于当代作品的选择，而专心于经典的阅读，尤其是人类天真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几乎有着一种永远无法超越的魅力。比如，《诗经》里的《关雎》，写男子与女子的相遇、吸引、追求，简单的场景和句子，后世的人无论怎么写爱情，都不可能达到那种最初的气息。再比如《道德经》和《金刚经》，好像把人世间的道理都讲透了。《庄子》、《华严经》之类，那种瑰丽的想象和华美的思绪，好像不是人间的，而是天籁。

前几天重读柏拉图《文艺对话录》，里面有谈美的一章，没有多少篇幅，但是，把后世纠缠了无数年代的“美是什么”的问题，讲得透彻明白。读完后，确实在想，是不是人类的思想、文化，在高峰期就是老子孔子柏拉图释迦牟尼时代，已经完成了一切，后世的一切努力，好像都是在重复。

蒋方舟说自己面对不确切的未来，能做的准备是写、写，而对于我来说，能做的准备是读、读。除了阅读，真想不出有什么事情，能够抵御对于时代的不安。好好保留几本经典书籍，放在身边，好像把人类的美好都带在了身边。不论时代多么堕落，那些美好还是和你在一起。

这是第200篇头条文章

值班编辑 | 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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