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大学为何没有排名？

         芬兰没有人人心中非念不可的某A大，这种亚洲社会最喜欢标榜的“第一志愿”，只希望给想念书的孩子一个不断学习的机会和环境。毕竟任何人念书，应该都只是为了自己。

        去年年初，一位从台北来访的朋友跟我嘀咕着说：“唉，现在台湾大学这么多，却好像只有三所可以念。”朋友随后马上又补充了：“不是啦，我是说，大家都认为只有那三所才是‘大学’啦……”

        在海外几年，听到这话，我第一个反应是：天啊，这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几十年来的教育改革，如果到现在反而更趋向M型的升学至上思维，那几代以后的孩子不就会愈改愈苦，也更不知为何而念，为何而选？

可想而知，未来的父母们当然会更烦忧了。

还记得有一回，一位A大的教授笑着跟我说：“现在的大学，只有A大的学生可以教。”当时我只是笑了笑，当他是说玩笑话，听听就算了。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呢？

        如果“只有三所好学校”的理论真的成立，那其他的必定是废人烂校啰？其他的孩子们必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啰？如果孩子只因为受测当时，“智力”成绩表现差了点，就被贴上标签、打入冷宫，那这样的教育体制，到底是在作育英才，还是“毁”人不倦呢？当老旧颟顸的教育体制，面对那些有自己想法、不照着体制规范直线奔跑的孩子们时，是该因材施教，找出适合他们的教育方法，还是只想省事地直接把他们划入“后段”呢？

对于不会念书的孩子们，我们不是该多给予一些鼓励、赞许，而非不断地嘲讽、责怪他们拖累了学校的升学率？

        记得一个仲夏日的傍晚，我和先生正在看网络上的台湾新闻越洋直播。一位年轻的电视台记者在采访一位考试分数足以上台湾最高学府，但因为本身志向最后选择位于新竹另一所知名大学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这位记者劈头第一句话就直接问：“你没有选择A大，会不会后悔？”

        当时在世界另一端的我们听到这问话，差点没有从座位上摔下来。我俩互相看了看，大笑且嚷嚷叫着：“哇塞，那是什么问题？！”

        记者这样子提问，在北欧国家应该会引起公愤吧，因为这明显是一种“歧视”。

        后来在芬兰遇见一位从台湾来的私立院校教授很无奈地跟我说：“这种问题，正是反映出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啊。”

        是什么样的体制，和什么样的教育风气，造成了这样可怕的观念？是什么样的环境与养成方式，让一个国家和人民无法很有自信地说：我们的学校都很好。不管孩子在东南西北哪一处，不论念哪所大学，水平都不会差太多！

        在约瓦斯曲莱大学进行访谈时，教育主管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的阿拉瓦（J. Alava）院长和我谈起自己两个孩子以前的求学情况。他开怀地说：“我女儿选择了普通高中，但我儿子是志愿去念职业学校。他中学毕业时，对于电机方面的职业课程很感兴趣，所以在职校拿了个职专学历，毕业后在造船公司工作一阵子后，又想再继续研读电机方面的知识。”

他接着说：“我很赞成，所以他后来继续到应用科学大学念了电机学士学位。”

随后他又说：“你猜他后来怎么样？”

我忍不住抢答：“他说，要再去大学进修？”

教授大笑着说：“你怎么知道？！” 是啊，芬兰现在的教育体系，就是希望让学生在未来学习路上更具有弹性。

“他说想当老师，所以就再到土库大学念了一个教育相关的硕士学位，主修物理和数学。他现在有三个学位！”教授将职校毕业的专业证书，也算在其中呢。

他接下来说：“所以在芬兰，我们希望给想念书的孩子，一个不断学习的机会和环境。体制只会愈来愈有弹性。毕竟任何人念书，应该都只是为了自己啊，不是吗？”

我笑了笑说：“是啊。”

        在芬兰，全国平均约有六成的中学毕业生选择继续念高中，近四成的孩子会选择读职业学校，只是各城市与地区的就读比例不一，但就读职校的比例已经明显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如果你问芬兰的父母或孩子为什么念职校、念高中，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是孩子自己的决定。或许每个家庭的背景与文化传统都不同，但是最有趣的是，他们不会全体一致地以考上某A大，或是某A中为受教育的目标。老师不会如此，学校更不会这样做。因为学习生涯志不在此，所以芬兰没有人人心中非念不可的某A大，或是绝对性的某A中，这种亚洲社会最喜欢标榜的“第一志愿”。

        没有必须赢过别人才能进入的第一志愿，那就不会在教育的初始阶段，设定一个注定要扭曲学习心态的目标，而能平实地以孩子未来想从事的志趣，做为长期教育的基础，父母与师长也就不会被教育“绩效”所蒙蔽，不被“升学率”高低所牵引，而较真挚地以孩子们的材质、个性为出发点，设计、执行整体良善的教学内容和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