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大不掉的义和团，玩火自焚的清政府丨羽戈
上世纪五十年代连环画
朝廷借“灭洋”驱使义和团对抗列强，义和团借“灭洋”寻求朝廷的合法性支撑，这近乎一场交易，朝野各取所需。
文丨羽戈（青年学者）
清政府对义和团，大致可分剿抚两派。相比剿派的坚决，抚派的态度，则嫌暧昧，以至混乱。这也难怪，抚派的大佬，几乎每个人都有小算盘：慈禧太后要利用义和团对付与她为难的洋大人；端郡王载漪要利用义和团驱逐形同傀儡的光绪皇帝，扶自己的儿子，已经被立为大阿哥的溥儁登上皇位；至于刚毅、徐桐等人，除了要利用义和团“灭洋”，满足自家的排外心理，还试图以此争夺更大的权力，如刚毅欲与荣禄抢位置，徐桐欲进军机处。
算盘一多，章法则乱。甚至抚派内部，不无矛盾。1900年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与贝勒载濂、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以二毛子。”“端庄二王”指载漪、载勋，二者是同伙，他们率领义和团入宫，杀气直指光绪皇帝，“大有弑君之意”，这便触犯了慈禧的底线，不得不出面制止（慈禧虽有意废黜光绪的皇位，因此与列强冲突，然而她应该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如果任由载漪和义和团这么胡来，光绪被弑，只怕下一个受冲击的对象便是她自己）。
内部的裂痕之外，抚派的乱象，还与义和团的性质有关。诚然，慈禧、载漪、刚毅等人都迷信义和团的神术，甚至主动加入义和团，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愿意服从义和团的领导，恰恰相反，他们招抚义和团，意在纳入麾下，以为己用。试看朝廷的统战步骤，相当明晰，招抚之后，便力图控制、改造，如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此后由“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以“参合佛法”的神圣名义，颁布了十条团规，要求各团师兄“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不可稍存观望，违者即非佛法本意，当请佛法惩治”；“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验明，分别办理”；“杀死教匪后，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凡此种种，皆可见抚派的野心和苦心。
可惜这番心思，尽付东流。义和团的属性之一，即“无组织无纪律”（所谓“无组织”，指缺乏统一组织），拿规则约束他们，不啻对牛弹琴，必将被反弹回去。换言之，义和团之为义和团，恰在于对规则的无视与破坏，如果他们愿意讲规则，遵守规则，那就不再是义和团，而是其他什么。
相比于此，抚派对义和团，还有更致命的认知误区：一是“忠勇”，二是“神术”。这里单说前者。朝廷招抚义和团，最大理由，即视其为“义民”，并以“人心”“民气”作为华丽的政治包装。按照他们的逻辑，义和团忠于朝廷，若不善待，岂不辜负了民心么。用慈禧的话讲：“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然而老辣如慈禧，终究还是看不清楚，义和团的人心是什么样的人心，义和团的民气是什么样的民气，正如义和团的忠诚是什么样的忠诚。反倒是金銮殿上被架空的光绪，具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清醒，他曾驳斥载漪、刚毅：“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民气两字是虚的，怎能依靠。”
上世纪八十年代连环画
“忠勇”二字，义和团显然都不配。观其事迹，他们不仅仇洋，而且仇官。只不过前者声势浩大，掩蔽了后者，或者说，他们有意借前者掩蔽后者。就这一点而言，义和团与朝廷的伎俩如出一辙，双方都十分借重“灭洋”的旗帜，区别在于，朝廷借“灭洋”驱使义和团对抗列强，义和团借“灭洋”寻求朝廷的合法性支撑，这近乎一场交易，朝野各取所需。而且需要注意，“灭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是中点而非终点，不妨假设，一旦“灭洋”成功，无论朝廷还是义和团，都不会容得下对方。甚至，“灭洋”尚未成功，义和团已经开始与朝廷叫板，对官员下手。
义和团出身草根，平日饱受权力压迫，一朝翻身，势必要把往昔的压迫者踩在脚下，以求扬眉吐气。团民最喜欢干的事，一是在官员面前摆谱，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曾详述“天下第一团”的首领张德成到天津拜访直隶总督裕禄的情形：“……名帖投入，立刻请进，张则大摇大摆，毫不局缩，裕禄衣冠出迎，颇尽礼貌，入坐相谈，张则目带眼镜，口含烟袋，指手画脚，满口胡云，大为裕禄所称许焉”——刻薄一点说，张德成的表现，属于典型的暴发户或小人得志；二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譬如以前官员怎么苛待他们，他们便怎么苛待官员：“此时津地拳匪，益无忌惮，其在街前行走时，若遇官弁坐轿者必喝令下轿，骑马者必喝令下马，且必脱帽旁立，不从者则挥刀恐吓，怒目相加。”
《西巡回銮始末》（作者佚名）专辟一章，名曰“拳匪侮辱大员记”，足见义和团仇官之事，不胜枚举。我们且抄二则：
……陈侍郎学芬，于五月二十八日至各部验看月官，同莅事者惟司官丁某一人。月官共十三人，正验看间，拳匪忽然突至，任意罗唣。陈叱之曰：“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匪怒以刀砍之，丁惧而遁。拳匪追之出署。时董军在外，阻之曰：“此人不可杀！”丁始得脱。旋即闻枪声两排，月官死者三人，陈亦死焉。
时有姚提督者，以保送入京，十四日，在市上游行，因拳匪声言须杀鬼子，姚叱之曰：“升平世界，尔辈弗得妄言！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匪闻言，即哗然曰：“二毛子来矣！宜先杀之！”姚力言非是，匪中规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为焚香，取黄纸烧之，如纸灰不升，即目为真二毛子，必杀无赦。时姚友有李某者，乃京营中之武弁，闻信驰至，力为剖辩。乃言待大师兄至再议。良久，大师兄至，瞪视良久曰：“必杀之！无任再辩！”李曰：“顷已允不杀，何背前言？”匪并欲杀李，李急策马驰去，始免。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拳匪横行如此，真暗无天日哉！
侍郎是高官，提督是武官，义和团说杀就杀，毫不犹豫。何止如此呢，比陈侍郎、姚提督更显赫的权力者，他们照样不买账。如统率义和团的载勋，以王府为义和团坛口，团民表演神术，号称关公上身，前来拜谒，载勋跪迎，不敢仰视。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云：“庄王府中亦设一大坛，匪所获人员虽遵谕送府，庄王固不能作主，仍请坛中大师兄焚表烧香，大师兄曰可杀乃杀之，庄王不能干预也。”
再如载漪，可谓朝中最卖力的义和团支持者，还是大阿哥的亲生父亲，未来的太上皇，他与义和团打交道，对方丝毫不给面子，以至其好友，如庆恒、纳继成等，相继死于义和团手下。庆恒一家十三口，惨遭灭门。纳继成的悲剧更值得一记，据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
二品顶戴纳继成被团民杀于顺王府前，以其交仗之时，打鬼子则装药，不装铅子；打在闹热之时，回身打毙团民不少。团民质之端王，纳继成头上实有十字现出。再三哭求端王救命，端王拟交刑部，团民云：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即散去矣。无可奈何，任其杀之。
“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大有沙门不敬王者、神权对抗王权的气概，加之以解散相威胁，义和团的居心，至此毕露。抚派企图把义和团捏在掌心的计划，彻底破产。
电影中的“黄莲圣母”
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请来的是杀神和瘟神。义和团兴起之时，便是一派野性，不愿俯首听命，坐大之后，不仅不受朝廷节制，还摆出反咬一口的架势。须知这帮神棍，外战固然外行，内战却属内行，杀洋人畏葸不前，杀同胞奋勇当先，朝廷不得不有所顾忌，只能任其横行，牺牲三五官员，换得一时平安，在所不惜。就此来看，被迫逃亡的朝廷，真得感谢八国联军的侵袭，若非如此，单凭中央政府的能力，完全无法摆平啸聚京城、尾大不掉的义和团，这场乱局，不知该怎么收场，最有可能的结局，只怕是玉石俱焚。
遗憾的是，抚派中人如载勋、刚毅，至死犹不悔悟，刚毅认为义和团混入了太多假货，以至不能灭洋，载勋勉励其子“尔必为国尽力，不要讲祖宗的江山送给洋人”。他们不会去反思盲目排外的谬误，更不回去审视义和团的本相，以及朝廷的投机政策——说到底，政府利用义和团，有如玩火，玩火的第一要素，即把火势控制在一定范围、方向之内，然而义和团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受控制，非但不受朝廷控制，甚至不受自己控制，一旦失控，它们首先会反噬玩火者。清政府的惨淡下场，正适用于那句老话：玩火者必自焚。
201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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