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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郭沫若两个儿子自杀之谜

2017-02-16 新新史海春秋

1948年,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及子女在香港合影



《非常说名》父亲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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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郭沫若两个儿子文革自杀之谜

作者:贾振勇


  郭沫若、郭世英


获知儿子自杀消息的郭沫若夫妇伤心欲绝,可还要向组织交代情况,为“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


郭民英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一度人中央音乐学院修炼小提琴。然而,1964年的一个事件,却无情摧毁了一个青年的音乐之梦。事情的起因是一架录音机。郭民英曾将家中的一台录音机携至学校,和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不知是因为由羡生妒还是革命义愤,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强烈不满,有人将之视为音乐学院的“严重问题”,上书毛泽东,打着揭露和批判“封、资、修”、“大(人)、洋(人)、古(人)”的旗帜,指责郭民英搞“特殊化”。在那样的岁月,此事一经曝光,便不可挽回。郭民英无法承受“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责难和压力,心理和精神遭到沉重挫伤,可能就此患上了忧郁型神经分裂症。身受精神疾病折磨的郭民英,已无法在音乐学院的压抑环境中呆下去,无奈之中只好于次年退学。


1961年2月14日郭沫若全家摄于海南“鹿回头”。

左起:平英、汉英、于立群、民英、郭沫若、世英、庶英、建英(前)


本来,郭沫若还曾想让郭民英转到人民大学学习,哪怕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郭沫若专门委托秘书王戎笙办理此事,并写信给郭民英征求意见(此时郭沫若正应毛泽东之命辗转于井冈山区)。但对学校生活深感恐惧的郭民英没有答应。无可奈何之际,郭沫若夫妇决定送郭民英参军,或许寄希望于军队这个大熔炉,能改造郭民英的性情。郭沫若为此事,亲自登门拜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这对高层人物来说,乃区区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自幼向往海洋的郭民英参加了海军。郭民英作为一个音乐人才,在军队是很难得的,又加上是参谋总长亲自安排,颇受重用,成了中共预备党员。但是,不知是文革的猛烈批斗风暴又唤起他的创伤记忆,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郭民英突然自杀。



那年头,自杀意味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不仅没有赢得半点同情,郭民英死后还被追认着撤销军籍、党籍。获知儿子自杀消息的郭沫若夫妇伤心欲绝,可还要向组织交代情况,为“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这次,郭沫若的眼泪真的要“朝肚子里流”了。闻讯后的周恩来,也亲自来到郭沫若府第,加以安慰。但是,在生命消失面前,谁有回天之力呢?就在郭沫若沉浸在丧子之痛的时候,上苍并没有怜悯和垂青这个早过古稀之年的老迈之人。政治上翻船的危险,并没有因为他失去了儿子,而戛然止步。



惊人之举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这5份文件,件件让郭沫若惴惴不安。更要命的是,在《看了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原信中“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作了此种工作”一句,竟然无缘无故的被删去了。稍微熟悉当代中国政治状况的人,谁都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与当时一个大红大紫的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众所周知,江青是“文革”十年间中国故坛最为叱咤风云、嚣张猖狂的人。此时已经进入中央文革的江青,正野心勃勃地攫取政治资本,以“样板戏”为突破口,意图在政坛施展拳脚。


既然名之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的那点文艺修养,算是派上了用场。大搞京剧革命;编排样板戏,也算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的独辟蹊径之举。可是在“炮打一切”的革命风暴中,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戏剧家、艺术家,大多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有头有脸的文艺界名人,大多被扫地出门。样板戏毕竟是戏,而且要成为全国人民膜拜的“经典”,需要有能力的人做具体编排工作,更需要有影响的名人撑门面,但江青可用主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无论是论真才实学,还是论社会名望,更不要说论政治立场,郭沫若都是首屈一指的人选。于是,康生向江青推荐了郭沫若。江青也热情地向郭沫若伸出了“友好”之手:


为了收买郭沫若,江青决定请郭沫若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的意思,这实在是最高的礼遇了。她计划把郭沫若的住处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间的一栋,甚至还亲自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去钓鱼台看房子。江青还亲自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要知道当时拍彩色照片可新鲜,不是一般“消费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样板戏”,江青还热情地亲自搀扶郭沫若入座,一时引起议论纷纷。


不知是郭沫若最终推脱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结果是郭沫若最终没有搬进钓鱼台,也没有为江青的革命样板戏服务。不管什么原因,没有领江青的情,就是让江青下不了台,就算是和江青结下了梁子。郭沫若或许为此事忧心忡忡,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报复竟然兵贵神速般的降临了。


1967年5月23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中央文革”借集会之际,大肆吹捧、粉饰江青,把江青塑造成“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推出这位“无产阶级文十七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上述5个文件,就是为配合这一政治动作而发表的。意图很明显,为江青的样板戏等“文化革命”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政治支持。此时的郭沫若,或许才真正意识到江青的厉害,意识到江青的重要,意识到江青在毛泽东政治棋盘中的分量。看看周围那些处境艰危的牛鬼蛇神们,郭沫若或许要不寒而栗了。扫地出门的危险,可谓迫在眉睫。刚刚丧子才一个多月的郭沫若,或许还没有从痛苦中会过神来。但是,已经颐不了那么多了,郭沫若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件惊人之举。

1965年7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迎接海外归国的李宗仁先生一行。前排分别为彭真、贺龙、李宗仁、周恩来、郭德洁(李宗仁第二任夫人)、郭沫若、于立群、张洁清


1967年6月,设在北京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讨论会。在6月5日举行的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作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2的发言。在表达了“我们的讨论会是第一次宣扬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会议,而且是一次成功地会议”之后,面对着老朋友周恩来,面对着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陈伯达,面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会议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诗来表达我深刻的纪念情绪,请允许我把这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白求恩那样高尚,/我们要做新愚公,把帝修反三座大山投入海洋!/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


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语惊四座,也不知道郭沫若当时是何种心情。他或许不知道江青这位红极一时的“文革旗手”,以后要沦为历史罪人;或许也不知道他为此,要付出沉重的道德和人格代价。尽管民望极高如周恩来者,都喊过歌颂江青的口号,但在人们心目中,郭沫若毕竟曾经是代表过一个时代的大气磅礴、浪漫至极的顶级文人呵。


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关总算闯过了。郭沫若或许长长舒了一口气。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恩来、邓颖超与郭沫若、于立群及其子女游颐和园。左三为郭民英,邓颖超对于立群说:“你的孩子真多。羡慕死你了!”


死去的郭世英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



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郭沫若战战兢兢紧紧追随“文革”的前进步伐时,“文革”的酷烈,并没有放过他。1968年4月22日,“文革”的风暴又吞噬了他的爱子郭世英。


据世人评论,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有才华者,而且精神气质酷似青年时期的乃父。如果说郭民萸的自杀,尚有疾病折磨的缘由,可是郭世英的罹难,却完全是“文革”—。手造成的。


郭世英


据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讲:1968年时,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对郭世英进行了监视,因为他经常说一些有点独立思考的话,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直接遇害的原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浯,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其间郭世英曾经逃出过一次,躲在一个清洁室里,但还是被同学发现,结果招来了严刑拷打。郭世英被造反派抓起来是在4月19日,当天是星期五。家人期待事情能缓下来,可是到了星期天人还没有回来。星期一一大早,郭沫若的秘书(当时已经知道了郭世英死亡的消息)就喊着郭平英、郭世英的女朋友,一起赶往农大。农大革委会选派的代表,跟随郭平英等人回家,向郭沫若夫妇报告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了”。事后在郭家的强烈要求下,法医做出鉴定,结果是:高空坠落。据郭平英说,死去的郭世英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


郭世英,1961年8月


郭平英还回忆说,在郭世英被绑架、关押的这天晚上,郭沫若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解决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派战”的会议。郭沫若本来可以请求周总理出面,但郭沫若没有向周总理说。郭世英遇难后,于立群责怪郭沫若:你见到总理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他说?郭沫若颤抖着解释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周恩来得知郭世英遇害后,专门来到郭家安慰:“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周恩来为郭世英之死,专门派联络员负责调查,但一直没有结果,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


有人说,郭世英是不甘凌辱,以自杀表达他血的抗议;有人说,郭世英是被反绑着从三楼上扔下来,肝脑涂地而死。郭世英直接的死因,迄今还是—个谜。可是无论如何,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总归是死了。从大处说,郭世英是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从小处说,郭世英之死,还要追溯到那个已经让他付出过代价的x诗社。


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在亲人、朋友和同学眼中,郭世英是一个什么形象。


据郭氏姐妹回忆:


在郭家的子女中,郭世英最喜欢文学,很早就开始写诗、写剧本,经常与郭沫若讨论问题,而且性格豪爽,知错必改。郭沫若格外喜爱他。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


郭世英身高一米八零,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时,酷爱运动、体力充沛,是学校的足球门将,而且聪颖过人,20多万字《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


据曾经参加过x诗社活动的牟敦白回忆:


郭世英身材结实匀称,前额宽阔,一张马雅科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个真诚的、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据郭世英的同学周国平回忆:


我那时17岁,人生的观念正在定向,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大一的同学,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他大我三岁,读书面很广,爱思考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很多名著,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很开阔的天地。我在中学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和他的接触,使我觉得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一见到他扰觉得,这是一个我17年中从未遇到过的人,是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功课,为未来的前途努力。但是他不一样,他可以为一个问题连续几天失眠,冥思苦想。在别人眼中,那些问题和日常的生活起居没有任何关系。他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又不能公开说,他的痛苦是发自灵魂的。


不用过多罗列了。郭世英,是一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是一个真诚思考时代矛盾的灵魂痛苦者,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青年思想者。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些,注定要成为悲剧的肇端。


如果说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郭世英更加有能力思考那些让他痛苦不已的问题,那么在中学时代,郭世英就显示出了他独立倔强、好学深思的品格。在公之于世的郭沫若的有关文字之中,最早涉及到郭世英的,是在1960年11月18日致陈明远的一封信中:


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俩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你们年轻时期就这样好学不倦,将来大有可为。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本来不过是随笔写来的私信,自己留着看看就可以了。须知现在的许多想法,并不一定都正确,将来可能还要改变。特别在哲学方面的文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复修改。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方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对于自己更应该严格要求,不能任性。这个意见,我已经跟世英、民英都谈过。最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也不同意世英的做法,我就放心了。请您再给他写信,加以劝告。祝好!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判断,郭沫若的主要意图,是劝告陈明远、郭世英、郭民英三人打消出版《新三叶集》的念头。看来,郭沫若已经说服了陈明远甚至是郭民英,但郭世英没有被说服。是故,郭沫若请陈明远再写信劝告郭世英。少年心高气傲,哪知世事艰危。郭世英哪里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新三叶集》固然没有出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世英,离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却越来越远了。他和志趣相同的要好朋友与同学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金蝶等人,组织了一个地下文学组织x诗社。在他们眼中,“x”代表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在当时革命群众和公安部门眼中,赫鲁晓夫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x”,“X”诗社的“修正主义”罪行,是昭然若揭。或许,今天的人们,更应该将“x”,看成是一代有思想的青年,在真理王国独立探险的象征。当时x诗社成员们探讨的问题,诸如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专横、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这些疑问在那个时代出现本身,就无异于是向当时主流思想发出的尖锐挑战。


郭世英是怀着深刻的怀疑精神,带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热情,痛苦而真诚地思索着一代青年所碰到的时代困惑。据牟敦白回忆,当他目睹了郭家深宅大院里的特权景象后,问郭世英:为什么处在这样优裕的环境,还要自寻烦恼?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门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


当x诗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后,在北大校园中,郭世英还对最后一次见他的牟敦白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


或许,看看父亲青年时期作品中的豪放个性,再对比一下现实政治中父亲的唯唯诺诺,这更是让郭世英感到无比痛苦和迷惑之处。应该说,郭世英以父亲青年时期的精神形象相期许,对眼前的父亲的言行颇不以为然。他曾对第一次见到郭沫若的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x诗社成员张鹤慈的哥哥张饴慈也说过:弟弟几次和他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私下里这些对父亲的非议,恰恰说明,郭世英对青年郭沫若的形象是多么的渴慕!可是,他却没有象父亲青年时代那样恰逢放纵个性的时代。


郭世英和x诗社的离经叛道,终于遭到了厄运。公安部门根据截获的私人信件、油印刊稿,给他们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境外……。或许是因为涉案者主要是高干子弟和名人之后(孙经武是解放军卫生部长孙仪之之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孙子),案件性质虽然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这一案件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对此案有批示。或许,正是在周恩来的庇护下,x诗社成员才得以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被判劳教两年,郭世英送农场劳动改造。


x诗社具体是怎么被查获的,说法不一。


据罗点点说,x诗社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的。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进监狱。这个同学生计无着,经常窘迫到挨饿的地步。郭世英非常同情这位同学,经常接济他。接触的多,谈得也多。没想到这个同学竟告发了郭世英。


有人说,在x诗社案件中,郭沫若的秘书起了一定作用:“郭世英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想’案是从他的通信被‘截获’中找到‘罪证’的。其中,组织关系属于‘机要局’的王秘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给郭沫若很大刺激。因此,他几次找出陈明远给他的私人信件,退还给陈,就是为了防止陈的信件再次被‘截获’、被‘无限上纲’、‘攻其—点不及其余’,被当作“修正主义思想”的罪证。”10陈明远乎也赞成这—看法,他在访谈中说:“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的。家信是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我。”11


网上那份未经证实的当事者张鹤慈访谈,更有耸人听闻之说,认为是“郭沫若夫妇勃然大怒出卖亲生儿子”。由于真相迄今不得而知,现将这一材料抄录于下,供识者辨察:


当是郭世英有个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来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通知了公安局),告他们的反动活动,而惊动当局。由于儿子牵涉在内,最初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想把他们保下来,说要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鹤慈说,实际是想避一下风头。


对郭沫若,x社的这批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很瞧不起他,对他之为人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说了很多大不敬的话。郭世英也同意他们对其父的评价,只是强调,“他是我的父亲”,郭世英的生母是于立群。


这个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家告密时,将x社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这一说法,可能是过多的猜想所致。该说法漏洞百出,比如据牟敦白说,x诗社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13处)处长李岩老太太负责,根本不是公安部管辖的。即使这一材料的情节属实,那么“郭氏夫妇出卖儿子”的说法也属妄断。即使郭沫若知道了x诗社成员对他的大不敬,也不会糊涂到不分轻重、意气用事的地步。更何况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何尝不是出于周恩来和郭沫若多年的友情?


这件事过去多年了。正如牵涉进x诗社案件中的牟敦白所说的,“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有一天会曝光,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12我们也期望有一天,这一案件的档案能够曝光,看看到底郭世英是女口何犯的案。


x诗社案件,毫无疑问为郭世英罹难,种下了直接的祸根。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被从轻发落的郭世英到河南西华农场,跟随一个植棉劳动模范参加农业劳动。1965年秋天,返回北京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学习。没想到,回来还不到三年,年轻的生命就葬送在造反派之手,死时还不到26岁。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一个精神战士,就这样在残暴中,凋零了青春的生命之花。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过精神生活”的杰出的青年人。这也是那样一个时代,少数值得历史留下一笔的曾发出过灿烂光彩的青年人。 


据罗点点说,多年后听到一个说法:周恩来曾痛心地说“世英是为我而死……”。还有人说,周恩来曾愤怒地对郭沫若说:“迫害世英,不仅是针对你郭沫若,也是针对我周恩来。”那时分管农业大学红卫兵运动的,是王力、戚本禹、关峰等人,这些激进的“五一六”分子,造反造昏了头,很有可能将矛头对准了周来来,妄想揪出从轻发落郭世英背后的周恩来。


郭世英到底为何原因被迫害致死,迄今仍然是个谜。或许谜底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对郭世英来说,求仁得仁,以死换来思想和生命的尊严。对郭沫若来说,老年丧子,人生之大悲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两个儿子先后离他而去,这是人世间多么残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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