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的胡适：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1960年的“雷震案”，是蒋介石与胡适关系中的重要事件。蒋介石在处置“雷震案”时，对胡适的言行相当敏感。10月，蒋闻胡适将从美国返回台湾，颇感紧张与头痛：“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1960年10月13日）。本文摘自2011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作者陈红民，原题为《〈蒋介石日记〉中的胡适》。
1927年，胡适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图为蒋介石与胡适合影
作为中国近代两个著名且具代表性的人物，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的历史意蕴。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后，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如何？以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依据胡适方面的资料，认为尽管有观念上的冲突，胡对蒋始终尊重与支持，蒋也对胡十分的礼遇。然而，《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却展示了另外的一面：即蒋1950年代起在日记中对胡适深恶痛绝，私下里大加痛骂，用词也极重。
1949年后，胡适并未随蒋介石到台湾，而是长期住在美国。1952年底至1953年初，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邀请，赴台湾讲学。胡适归来，使台湾当局感到鼓舞，蒋介石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又是接见邀宴，又是请其同阅兵。胡适则利用与蒋见面的机会，婉转批评其权力过大，台湾无言论自由，规劝蒋要与美国等民主国家采取一致方针。蒋介石对胡适所说并不以为然，且深受刺激，以致失眠。他记道：
“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2日）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两人的分歧显而易见，蒋日记言辞中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但尚未开骂。1954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届满，胡适为其想出了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届总统”以继续连任的招数。然而，蒋介石却将远在美国的胡适列为防范对象，因为有人要推胡适做“副总统”候选人，这显然不在蒋的计划之内。蒋在1954年1月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蒋介石日记，1954年1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蔡斯（WilliamsC.Chase），美军少将，时任美国驻台湾军事技术援助团团长。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党魁，1949年后移驻香港，对台湾时政常有批评。
好在胡适事先事后都表示坚定地支持蒋介石，此事并未酿成两人芥蒂与冲突。
1958年，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对胡之归来甚高兴，4月10日亲自出席胡适的就职典礼，并发表精心准备的祝贺演讲词。蒋在演讲词中借大陆当时批判胡适一事称讚胡的能力与品德，并提出“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胡适在答辞时并未领蒋的情，反而当场指正：“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对于中研院未来的工作重点，胡也不讚同蒋的提法，他说：“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还强调，“我的话并不是驳总统。”
蒋介石当时在台湾一言九鼎，他认为胡适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当众“纠正”自己，为奇耻大辱，竟至夜不成寐。他记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蒋将所受胡适之辱形容为平生“最大的横逆”，甚至与1926年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侮辱”相类比，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从其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亦可见被胡适刺激之深。
两天后，蒋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体院士，因对胡适已经反感在先，他怎么看胡都不顺眼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2日）。
蒋介石个性多疑、敏感而又固执，自尊心极强，论人注重细节，他对下属的恶感一旦产生，很难改变。蒋介石欢迎胡适回台，意在将老虎收笼，免得其在美国乱发言，不便控制。不料胡返台后，却非常“不识相”，这使蒋如芒刺在背。4月底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将胡专列一条：“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自这次对胡适产生恶感后，直到胡适过世，他三年多的日记中，提到胡适均是攻击与谩骂之词。如：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民主社会党主席——引者）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蒋经国——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如何对付胡适，也是蒋介石日记中的重要内容。1959年5月，胡适在台大医院接受割除背部粉瘤手术后，晋谒蒋介石，并邀请蒋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蒋介石当场答应：“那时除非我不在台北，我一定来的。”但他在日记中却掩饰不住对胡的轻蔑：“召见胡适，约我七月一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训，其客辞特表亲善为怪。凡政客爱好面子而不重品性者，皆如此耳。”（1959年5月28日）
之后，蒋介石耍了手腕，奚落胡适，他并未如约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却于次日在官邸设宴款待胡适与全体院士，由陈诚、张群等作陪。蒋对此举不无得意地写道：“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未应邀参加，而仍约宴其院士，此乃对胡适作不即不离之态度又一表示也。对此无聊政客，惟有消极作不抵抗之方针，乃是最佳办法耳。”（1959年7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
胡适反对1960年蒋介石违反“宪法”参选“第三届总统”之事，加深了蒋对胡适的仇恨。胡适曾试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未获机会，便通过张群、王云五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对胡适避而不见，双方没有形成正面交锋，但蒋在日记中对胡充斥着敌视与谩骂，对胡适的建议也逐条“批驳”：
“胡适反对总统连任事，各处运用其关系，间接施用其威胁技（伎）俩，余皆置若罔闻。昨其来与岳军（张群字岳军——引者）相谈其意，要求与余个人关门密谈，并托岳军转达其告辞修（陈诚字辞修——引者）等相同之意。乃余对岳军曰：余此时之脑筋，惟有如何消灭共匪，收复大陆，以解救同胞，之外再无其他问题留存于心……如胡再来询问时，即以此意答之可也。此种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20日）
其后，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在他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出席“国民大会”，参与主持选举蒋任“第三届总统”。蒋介石却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的讥讽与蔑视：
“近闻胡适受梦麟（蒋梦麟——引者）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民主社会党主席——引者）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而绝无国家与民族观念，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1959年12月19日）
1960年的“雷震案”，是蒋介石与胡适关系中的重要事件。蒋介石在处置“雷震案”时，对胡适的言行相当敏感。
蒋介石对胡适与《自由中国》的关系也相当清楚：“所谓反对党之活动与进行，乃以美国与胡适为其招摇号召之标帜。”台湾警方特意选择胡适离台赴美国访问期间，于9月4日逮捕雷震。蒋介石在下最后决心之前，对“雷震逮捕之考虑，不厌其详”。他考虑的中心点是事后如何应对胡适与美国，他在8月31日确定了详细的应对计划：“一、雷逆逮捕后，胡适如出而干涉，或其在美公开反对政府时，应有所准备：甲、置之不理；乙、间接警告其不宜返国。”（1960年8月31日）
在审判雷震那段时间，蒋十分注意国外的反应，而将一切不利反响与批评意见全归之于胡适：
“本月工作以雷震案为重点，自四日逮捕至廿六日起诉作为第一阶段，除国内外少数反动言论外，一般反响并不如所预想之激烈，惟一纽约《时代》杂志乃受胡适之影响，亦作不良之评论，殊出意外。”（1960年9月30日，“上月反省录”）
10月，蒋闻胡适将从美国返回台湾，颇感紧张与头痛：“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1960年10月13日）
胡适回到台北，不断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达见蒋的要求。蒋再次采用避而不见的策略，在“冷落”胡近一个月后，蒋介石在11月18日才准胡见面。对这次见面经过与所谈内容，蒋介石日记如下：
“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1960年11月18日）
这段描述比较平实，可见蒋事先经过精心准备，特别是最后用“个人感情”诘难胡，使其无语，顿时只能自辩。蒋对自己的策略颇为自得：“胡适之‘胡说’，凡其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匪谍案，应依本国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即认其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辩论矣。”（1960年11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在对雷震等人进行宣判，押入监狱执行徒刑后，蒋介石感觉对胡适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总结道，此为退台后“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胁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1960年11月24日）
蒋介石对胡有打有拉。在“雷震案”宣判结束后，蒋就张罗着在自己的官邸给胡适做七十大寿，场面盛大，令胡适颇为感动。
1962年2月8日，农历新年期间，胡适夫妇还应邀到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然而，16天之后的1962年2月24日晚7时10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1962年2月24日）
“暴卒”二字，即可以解释为“突然死亡”，也可以解释是蒋对胡适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的释放。胡之死，蒋介石顿时感觉除却心头大患，长舒一口气。他记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
3月1日，蒋介石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次日，蒋在日记中对胡适有个“盖棺”之论：“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
这段评论有褒有贬，算是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最客观”的评论了。1962年6月27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褒扬令”讚颂胡适一生的贡献，算是“盖棺定论”。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并未因其过世而完全消除，日后偶有提到胡适都是抱怨批评之语。1968年为蔡元培百年诞辰，蒋介石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纪念活动后记道：“该院之环境污秽，设备零乱，毫无近代管理知识，殊为心痛。此乃自胡适以至今日院长王世杰，所谓新文化之成绩也。最高学府如此现状，何以立国与兴学耶？应该设法改革为要。回寓心绪沉闷。”（1968年1月11日）此时，胡适已经过世近六年，蒋介石却仍不忘将眼前过错归咎于他。
蒋介石在日记骂胡适的内容较多，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录了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蒋介石对胡的不满逐步升级，日记中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甚觉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后是骂胡适为“胡说”、“狐仙”、“无赖”、“可耻”、“可耻之极”、“政客”、“无耻政客”、“反动派”、“反对革命之学者”、“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用词之严厉，用“恶毒”来形容当不为过。
影响晚年蒋介石与胡适关系的因素十分复杂，有“公”有“私”，有现实考虑，也有历史情感，他们都有相当的处世智慧，知道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清楚彼此的底线，所以虽有分歧而维持到长期不破裂。本文所揭示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与谩骂，只从新史料的角度展示两人关系的另一面，远非他们关系的全部。
有必要说明，由于特殊的地位，蒋介石将写日记当成是发泄情绪，尤其是不良情绪的重要渠道，故其日记用词非常的情绪化（与胡适日记的严谨恰成鲜明对比），他在日记中骂人是常事，不仅骂一般下属，连陈诚这样的亲信也常是责骂的对象，甚至日记中还有若干骂宋美龄的地方。但蒋介石的高明之处是，他从不把日记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带到政事处理中去，情绪与理智分得非常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适，而在公开场合给胡适足够的“尊重”与“礼遇”。这种两面性，绝非“虚伪”二字所能形容。
蒋介石非常清楚胡适的重要性，在日记中也有表露。如在经历1958年胡适就职典礼的不愉快时，蒋表示对胡“仍礼遇，不予计较”，“余总希望其（胡适——引者）能领悟，而能为国效忠，合力反共也。”（1958年4月10日）
再如，雷震被捕后胡适便在美国发表了声明，表示异议。蒋介石在日记中除大骂胡之外，也点明了之所以容忍胡的关键，是胡的言行恰能用来粉饰台湾的“民主体制”。他记道：
“胡适对雷案发表其应交司法机关审判，且称雷为反共人士，而决不叛乱之声。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196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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