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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四人帮”余党“武装政变”胎死腹中内情

2018-01-22 新新史海春秋



▶往事 1976——“四人帮”上海余党瓦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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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景贤、王秀珍赴京前虽然叮嘱“不要动”,但王洪文的小兄弟一直没有停止暴乱的准备工作。 


10月11日晚上,在东湖招待所,陈阿大向一伙小兄弟说:“我反正不相信他们(指“四人帮”)会反党,会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你们怕不怕,到时候大家不要当逃兵,当叛徒。”“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陈阿大不仅在外面这样鼓动,12日凌晨1点多钟回到家里,对老婆说:“可能中央出了事,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抓起来了,要准备干,我也准备被抓起来。”问她怕不怕。


12日上午,就在中央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去上海时,王洪文在工总司的这伙小兄弟从公安局、新华社、外办得到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证实“四人帮”已被打倒。他们极为震惊,要采取行动了。下午,市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市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上海后方基地常委副书记戴立清、市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市机电局党委常委王明龙、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等人情绪非常激动,在市工人文化宫5楼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


王洪文


大家焦急万分。这个说:“马、徐、王为什么还不回来?”那个说:“何时可以回来?”“他们三人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我们应怎么办?”吵了半天也没有头绪。廖祖康说:“我们不要乱哄哄的,光讲讲不行,有些事情要有人去落实的。”叶昌明说:“我们这些人一散了,不容易找到。”那时不仅没有手机,连电话都很少,有的单位只有一两部电话。有人提议:“大家都同值班室联系。最后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商议,值班室由戴立清负责。”


晚上8时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施尚英,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市委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萧木,张春桥秘书何秀文一伙人拥进康平路。一进来就吵吵嚷嚷,捶胸顿足。


马振龙一脚跳到沙发上,慷慨激昂说了一通:“我从小要饭做工,是毛主席两次把我解放,是‘文化大革命’解放了我。我拼脑袋也要干。”陈阿大把衣服一脱,跟着起哄。自称是写作组一霸的王知常平时放浪形骸,此时更加张狂,借古讽今,不断叫喊。 施尚英说他下午去找了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李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四个人被抓的情况,还说李有一个记录本在口袋里摸进摸出。在南京开会的情况也讲不清楚,总是讲要等马天水、周司令回来传达。


原来,李彬山、张宜爱两位到南京军区听传达之前,同他们约好如果正常没有事情,打电话时讲“原来要买的电视机抓紧一点办”;如果问题严重,就说“原来要买的电视机现在不要了”。但是因受到南京军区领导的警告,他们在南京没敢打电话,回到上海后也不敢打电话,不想再参与这些非法活动。


这伙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要四个市常委表态。



正在这时,马天水从北京来了电话,大家都拥到对面房间的电话机旁。接电话的常委冯国柱问:“明天什么时候回来?”马一会儿回答上午,一会儿回答下午。因为他也不知道。冯国柱火了,说:“你等于没有回答。我们在这里都十分着急,现在社会上人心浮动,流言很多,有些同志现在很激动,局势无法控制。”马天水说:“你要他们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嘛!”冯国柱说:“你要我们一两个人不要激动可以,其他的人,我们稳不住。不少人就在我旁边。”这时王秀珍接过马天水的电话说:“争取明天一定回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冯国柱随即叫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与王秀珍通了话。王秀珍对叶昌明说:“要听指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王秀珍是“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子,王洪文的这些小兄弟都听她的。


王知常讲了历次政变因丧失时机而失败的教训。


朱永嘉一改平日的温文尔雅,异常激动,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下毒手了,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巴黎公社只坚持了九天,我们只要能坚持一两个星期就是胜利。”“我来起草《告全市人民书》和《告全国人民书》。”他写了一张条子:“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煽动性地讲了一大段,大意是:我没有想到张、王、姚会有如此下场。王洪文我不太了解,张、姚我完全了解。我那里有他们给我们的全部批件,可以公布于世界。我认为要起义。要发表告人民书。刷大幅标语,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王洪文,还我姚文元”。要干的话,我们连夜干,一个要出动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可以发一点有针对性的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现在就是赫鲁晓夫上台。他们怕群众,怕上海瘫痪,只要守三五天,港口码头一瘫痪,在全世界就造成影响。这时,即使像巴黎公社一样的失败,也可以用鲜血教育后一代,等等。


这些话,8日晚上他就和徐景贤等人说过,老调重弹。


陈阿大说:“斗也垮,不斗也垮,宁斗死,也不投降。”有人还说:机场去二辆大卡车就行了,航道上沉一条船就行了。还议论到控制煤、电、粮。朱永嘉对四个老干部常委说: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丧失。要干要下决心今晚干!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要你们四个人和我们一起干!朱永嘉见他们不吭声,又进一步说:今夜要是不干,到了明天,他们一回来,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就只有唱两支歌的份了,要么唱一支革命歌,我就算钦佩你们;否则就唱一支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今晚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朱永嘉逼着常委表态。


冯国柱要黄涛发言。黄涛说:“肯定是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要对着干。”“邓小平上台后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但要他讲到如何行动,仍像下午那样,阴阳怪气,只重复:“要准备,要准备。”


张敬标第一个表态反对:我们虽然和你们心连心,但现在不能干。我们四个人代表不了市委,没有代表性,没有号召力,小拨拉子。六个书记在北京,要干也要等他们回来。


其间,施尚英出去给民兵指挥部一个负责人钟定栋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要钟检查各单位值班,枪、弹和战备的人数落实情况。第二次要钟定一个重点目标保卫方案。


钟定栋找作战组起草了一个设三道防线的计划:控制徐家汇、静安寺、曹家渡、北站、南京路、大世界、隧道7个要点;控制通往江浙两省的安亭、浏河、金泽等6个重要口子;控制电台、车站、机场、市区的10座重要桥梁,以及全市民兵小分队控制里弄等计划;还要海洋渔业组织派2~3对渔轮加强对吴淞口的巡逻。拟定区县作战指挥班子的名单,弹药补给,并对密令暗号做了周密的布置。钟定栋看后比较满意,起了“捍一”、“方二”的标题。


这样短的时间就可以搞出如此周密的计划,可见不是一日之功。


有人还提出来,可以趁13日下午5时上下班时间,街上人多之机打响第一枪。要严密监视重点对象,要逮捕一百名上海老干部和过去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加上北京派来的徐良图一行8人(中央派的八人工作组)。打响第一枪后,先枪毙这108人。


▶1980年审判四人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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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10时左右,王洪文的小兄弟、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召开各组室新干部会议。他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华国锋叛变了。上海到北京去中央开会的几个领导,我们现在联系不上,情况紧急。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宣传准备,武器准备,物资准备,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有一个态度。会后,一些人按照马振龙的要求议论、研究准备物资,并到各个仓库提取物资。


在此之前,10月12日、13日,马振龙就在轻工业局策划和部署反革命武装暴乱,在局内设了明哨暗哨,在局外设两个黑据点,动用基层三个民兵营、两个连,供轻工业局统一调动,从军事上、组织上、物质上都做了准备。马振龙一次就动用了手电筒200只,手电池10箱,桅灯260只,压缩饼干1吨,自行车20辆,火柴1大件,汽车牌照7副,油桶40只,汽油票1吨,纸张2吨。还亲自布置仓库将早已准备的6辆新汽车,5套广播器材全部拿出来。



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上海八人小组的报告,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终于使王洪文小兄弟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华国锋


在专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提出: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三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上午10时多,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一降落,周纯麟立即赶往家中,把政委请来。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做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张敬标同坐一辆汽车,一路上一言不发。到丁香花园后,马、徐、王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看。有人把毛泽东的批示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响!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有人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说到昨天晚上造反派大闹的事情,他说: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有的还边哭边抱怨……最后决定下午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即王洪文的小兄弟)会议。原通知下午3点钟开,因为丁香花园会议上有意见分歧,拖到下午4点钟才开。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做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指示,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顿时会场乱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叫嚷起来。


冯国柱说:“可以想一想,也可以提些问题。如果说(“四人帮”)有问题,要有重磅炸弹,能说服我,说服上海的工人阶级、党员。既然1974年主席指出‘四人帮’,为什么主席生前不搞?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不相信吧!后面还有文件。”黄涛也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周纯麟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这样说!”


冯国柱说:“既然是‘四人帮’,主席为什么还叫春桥、文元写文章?”“既然是讲党内的斗争,为什么不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先把人抓起来,然后把材料收集出来?既然讲是‘四人帮’,是四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连金祖敏等人都抓起来?”周纯麟插话制止:“中央讲得很清楚,‘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人民是听中央话的,你们哪一个不听中央的话,自己硬要往圈子里面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要负责任的!”


这一说,会场像炸了锅一样,有的指着骂他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神气了;有的甚至撸胳膊卷袖子站起来要打他,一片乌烟瘴气。周纯麟一拍桌子:“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情,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在警卫人员保护下离开。


再哭、再闹、再喊、再叫,也无济于事了。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黄金海、王知常这些顽固分子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装叛乱的人员、物资。



早在10月7、8日,特别是10日以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就不胫而走。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实行法西斯专政,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王洪文甚至说“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大批无辜者被诬为“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蒙受空前奇冤。仅举一例,20世纪 60年代初为查清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上海市公安局有少数人接触到江青30年代的历史。但是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抓起来的干警1700多人,被整死和自杀的66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真是白色恐怖。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像狂飙、像怒潮,席卷学校、工厂、机关、街道、农村各个角落,群众欢呼“第二次解放”,奔走相告,笑逐颜开。13日深夜,已有人在上海街道上刷出:“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等指名道姓的大标语。


张春桥


14日清晨,不少公共汽车上载着这样的标语,行驶在市内各条交通线,消息迅速传遍全市。”


14日,在延安中路200号,有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负责人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当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非常高昂,有的情不自禁地喊出口号:“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只有少数人闷坐着,不吭声。


下午陆续传达到群众。一夜之间,砸烂“四人帮”的漫画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街小巷、商店橱窗。浦江两岸,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等处人如潮涌,彩旗飞舞,锣鼓喧天。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院。


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走在最前面,首先到康平路刷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黑窝!掀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


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各级干部积极传达,不仅在上海传播,还将这个消息主动传到外地。华国锋高兴地说:“上海人民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时间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实在好啊!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正值菊黄蟹肥时节,有人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一时成最出名的漫画题材。华国锋说:我原来没有想到老百姓这么高兴。我看了上海的漫画实在高兴,群众当中实在有人才!



▶历史非常时期华国锋做出重大决定“粉碎四人帮”(影视剧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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