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喜欢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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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国基督教对美国的理解，已经被美国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的单一政治视角所深深塑造。在对现实的失望面前，将一种基督教改造社会的理想投到大洋彼岸，这种错位和移情，恐怕是川普在中国基督徒中被热捧的重要原因。
任小鹏
宗教学博士，旅美学者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1946——），美国的现今总统，在中国基督徒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他的言行时常在微信朋友圈中被转发、传播。
基督徒们支持川普这不奇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福音派一直都是共和党的重要票仓。共和党与民主党候选人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保守的福音派信徒支持立场较为接近的共和党一方，这几乎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基本逻辑。但问题是，为何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川普也能在中国基督徒中获得热捧？
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尤其是基督教还有很大影响力的强国，其政治领袖在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中间获得关注是自然现象。但有意思的是，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基督徒群体中，对川普的关注度可能远不及中国。我曾问过一些来自韩国、印尼等国家的基督徒，你们喜欢川普吗？不少人被这个问题搞得一头雾水，觉得这是个奇怪问题。有人告诉我，我不是美国人，美国总统和我关系不大。甚至有个韩国人直截了当说，不要太相信政治领袖。
笔者认为，川普在中国基督徒群体中获得支持，更多是中国基督教内部因素所致，尤其是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中国基督教，自我认同的缺失和改造社会的无力感诱发的理想投射，是川普在中国教会被热捧的重要原因。
一、何谓认同焦虑？
我们是谁？这是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基督徒和教会也无法摆脱这一拷问。基督徒是承认耶稣是救主的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徒以信仰之名的聚集。这是基督教神学对此问题的标准回答。这一回答符合正统神学教义。但是认同问题一旦落入具体历史和社会场景中，这个回答就会引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比如，现代社会中，基督徒的公民身份和信仰身份如何整合？教会存在于世俗世界之中，教会如何在坚守信仰的同时又能影响世界？如果外部世界不接纳基督教，甚至排挤、压制教会，教会还能带着爱心、温柔去面对外部世界吗？这些问题时常会影响到基督徒在现代社会的自我认知。换句话说，基督教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影响到基督教对自身的理解。
与传统社会相比，在现代社会中，基督徒的认同焦虑日益增加。在19世纪之前的基督教世界（主要是欧洲），基督教与社会之间基本上是契合的。社会中全民信教，基督教的信仰理念渗透进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国（Christendom）的模式塑造了欧洲世界，基督教与世俗生活高度整合。成为一个社会人，和做一个基督徒之间基本上可以划等号。但是近代以来诸多因素，如民族国家兴起、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城市化等，打乱了基督教世界传统的社会整合模式，信仰与社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步现象，教会对社会的统合能力不断下降，基督教信仰也逐渐被边缘化。在近一百多年的欧美社会中，这一趋势几乎没有逆转。基督教从主导社会诸多方面的宗教，变成现代多元社会中的一员。这一变化，极大强化了基督教世界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困惑着西方的基督徒，尤其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也困惑着中国基督徒。
二、主导文明冲动下的无力感
1990年代以来，伴随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基督徒知识分子快速增加，中国基督教以往的老人多、妇女多的局面悄悄发生改变。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有关。
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社会话语权，很多知识分子心怀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雄心和道德理想。但是随着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部环境的收紧，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这一外部环境上的低气压氛围为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提供了土壤。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何光沪、刘小枫等学者致力译介、引入基督教的思想资源，但是应者不多。1990年代以来，外在公共秩序追求幻灭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对信仰问题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
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其改造社会的文化理想并没有被磨灭，一些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试图将信仰与社会文化改良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些年间，赵天恩的“三化异象”和重视文化使命的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教会受到推崇的部分原因。
知识分子天然有关注公共问题的心志，从中国古代的儒家士大夫，到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这一特质时常被消磨，但是难以被根除。知识分子会不断寻找支撑社会使命和个体生命意义的思想资源。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西方的各种主张都在这一寻找思想资源的过程被引入中国。不论是1920年代左翼激进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30年代以后的国家主义、改良主义，乃至19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这些西方学说都在理论和情感上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若某个理论主张，不仅有其社会功用，而且有安身立命的心性价值，其吸引知识分子的可能就会更大。由于基督教的强烈入世性和对灵魂、终极问题的关注，其在1990年代以来被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就在情理之中。
有趣的是，纵观中国教会史，知识分子人群一直是批判基督教的主力之一。从晚明天主教入华后儒家士大夫对其的批判，到清末教案中儒生所起的作用，再到新文化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忽视，乃至19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左翼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批判，都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群体对基督教的巨大误解、鄙夷和不屑。但是过去这二十年间，基督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
但是，这其中却产生了一组悖论：
一方面，1990年代以后，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市场经济的推行，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公共社会角色。随着知识分子不断学院化和边缘化，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塑造作用持续消退。成为基督徒，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世俗世界的坐标系上会更加边缘。
另一方面，基督徒知识分子与一般学院派知识分子相比，其公共关怀的热情并没有消退。这或许是基督教的公共关怀强化了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这一热情，也可能是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福音。抑或二者兼有。但无论原因如何，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热情在1990年代以来不断看涨却是实情。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基督徒知识分子在这其中的微妙心态。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基督徒知识分子却时常有很深的无力感。不仅基督教被外部力量挤压，而且改变社会和重塑文化的理想十分艰难，更缺少具体操作经验。环顾世界，有无可供参照的对象？在这一情况下，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就成为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理想，或者投射，甚至一些人开始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浪漫想象。这一想象在某种程度上追随着美国建国之初“山巅之城”（City on the hill）的基督教社会理想，但有些时候还更为热切。
于歌，《美国的本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十年前曾流行于基督徒知识分子圈的《美国的本质》一书可以视为这一浪漫化想象的典型。该书认为美国是由基督教新教支配的国家，尤其是其外交政策打上浓厚的基督教烙印，美国基于信仰而介入世界事务，推动民主。虽然该书在今天看来，观点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但是当时却深刻影响不少读者，包括本文作者。今天，虽批判该书，但先应致谢。美国的外交的确受基督教理念的影响，但是连美国人都承认，支撑其外交的不仅是信仰，还有经济利益、政治角力等因素。用冷战时期，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hur）的话说就是，基督教的理想让美国外交有维护世界正义的一面，但是作为人类集体的国家，其集体道德时常伴随着虚伪和赤裸裸的利益。（尼布尔的这一观点可以参见The Irony of America History(Scribner Book Company,1984)和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A Study of Ethics and Politics(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13)两书。）
The Irony of America History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这一浪漫化想象也使得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强烈批判美国的政教分离模式。其认为这一模式之下，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力衰退，因此美国建国之前，清教徒所主张的，由基督教主导社会的模式更好。但是这些学者们或许不知道，在美国福音派内部，二十多年前，马可.诺尔（Mark Noll）等思想家就开始批判基督教国的模式，认为其将信仰与世俗政治、文化结合，表面上可以帮助基督教扩大影响力，但最后却将基督教绑架在世俗战车上，最后反而伤害信仰。
Mark Noll,The Scandle of Evangelical Mind, Eerdmans,1995
基督徒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浪漫化认知，还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叙事：美国代表着基督教社会理想的一种近似实现和可能，但是1960年代以来激烈的世俗化让美国远离上帝。但是美国的基督徒政治家们，如里根、布什等人试图再次让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回归。民主党总体而言排斥基督教信仰，共和党与基督教更为亲近。凡此云云。这一叙事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如美国建国之初的政治理念中，有相当成分的古典共和理念，这一理念源于罗马政治体制，而非基督教。（对此问题的分析可以参见，阿伦特，《论革命》，第四章内容。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而立国者中，如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其对信仰的理解与正统基督教相差甚远。（最有名的莫过于其操刀完成的《杰弗逊圣经》，其将圣经中的超自然内容全部删除，只留下道德训诫部分）但是这一简单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却俘获了不少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就能理解奥巴马当政以来的一些事件，是如何让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美国失望和不满。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4判定美国各州不能禁止同性婚姻结婚，这一案例开启了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之门。这一事件对中国教会的心理冲击可能远高于美国。因为美国一些基督徒早已经不对政治所能达到的信仰高度抱有太高期望，但是中国基督徒却相反，对美国还有几许浪漫化期望。在这一情形之下，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的一些列措施，如严格管控移民，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美国福音派中有八成基督徒认可锡安主义（Zionist）。其认为，耶稣基督再次来临之前的一个事件就是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建立国家。圣经某些经文的字面意思可以支持这一主张。19世纪的弟兄会创始人达秘（John Darby）时代论（Dispensationlism）极大影响了美国过去一百年间的锡安主义。目前，美国副总统彭斯（Michael Pence）是锡安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誓言废除《约翰逊修正案》（Johnson Amendment）（1954年由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nshon）提出而得名。这项修正案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若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政治活动，如支持或者反对某位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候选人政治竞选经费等，政府将取消其免税政策。免税政策对于美国教会十分重要，信徒捐赠给教会的钱，教会若能提供证明，信徒变可以用以抵税。）都让中国基督徒为之惊奇，不少人颇欣赏川普的举动。在川普竞选期间，曾对美国福音派许下了不少承诺，这些举动都是他对福音派基督徒的回馈。
在过去一百年间，美国基督教不断远离主流社会。二十世纪初，自由派神学和现代主义入侵教会，一些保守信徒奋力反击，但是效果不甚理想。为了自保，一些捍卫基要信仰的宗派和教会遂走向分离主义之路。这些基要主义者与主流世界保持相当距离。但是基要主义带有浓厚的反智倾向，时常带有好斗、偏狭之风，并无力影响社会。1950年代，随着葛培理（Billy Graham）、卡尔.亨利（Karl Henry）等人物的出现，不少基要派开始意识到参与社会、做光做盐的重要性，现代福音派遂开始出现。但随即而来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70年代堕胎合法化，又极大冲击了传统基督教价值。1980年代，随着里根的上台，基督教福音派试图再次占据社会主流。（对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这一历史演变的分析可以参加George Marshdon,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ism and Evangelicanlism, Eerdmans, 1990.）几个回合下来，福音派获得了不少政治经验，懂得如何在政治的夹缝中求生。但总体而言，福音派在美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今日很多福音派教会都以中老年信徒为主，年轻信徒流失严重。比如，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拥有1600万信徒的美南浸信会，在过去十几年间，信徒流失了一百万。福音派在美国社会日益边缘，失去了对社会的主导权。因此，在川普需要选票，福音派需要政治上的帮助者的情况下，双方可谓一拍即合。一些福音派领袖甚至公开表示，他们将尽一切可能为川普争取选票。（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448852-evangelical-leader-promises-most-ambitious-voter-mobilization-in-communitys）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资料现实，2016年大选中，白人福音派中有81%的信徒投票给川普。该研究机构在2018年10月初公布一个新的民意调查，有71%的白人福音派仍然支持川普。（临风，《有一种宗教叫川普教吗？》，见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6118。）
三、福音与政治
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对教会产生巨大影响，类似案例在基督教历史屡见不鲜。其中最著名就是，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赐令》，基督教从受迫害的地位，变为合法宗教。基督教的这一转变，深刻塑造基督教对政治的理解。初代教会时期，不少基督徒将罗马帝国视为撒旦的化身，但是基督教合法化之后，很多基督徒却将君士坦丁视为伟大的基督徒君王。但是鲜有人知，君士坦丁大帝直到临终之前，还身兼罗马异教大祭司一职。
今天一些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和美国福音派人士力挺川普，认为其是上帝忠心的仆人和领袖，能带领美国重振辉煌，并为基督教的再次复兴提供可能。但是这些支持者们却选择性地忽视了川普的另一面。小布什的一位前智囊迈克尔.格森（Michael Gerson）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写道：“特朗普的背景和信条与传统基督信仰的生活作风相差甚远。特朗普过去的政治立场（他曾经支持孕晚期的堕胎权），他的品性（他曾吹嘘自己如何勾引女性），甚至他的言语（他把“pussy”和“shithole”这类词语引入了总统语录“作者注：这两个词的意思读者可以自己查一下，因为实在不雅”）理应被宗教保守派集体批判，而非与其沆瀣一气。此人还无耻地宣扬自己的不忠，就自己的长女说出令人恶心的性评论，并在大选辩论时吹嘘自己的性器官。”（Michael Gerson,The Last Temptation,The Atlantic,April,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4/the-last-temptation/554066/。）而川普本身的民粹、排外言论更与基督教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但是这些因素都被一些基督徒选择性过滤了。
在美国福音派中，川普和福音派的不少领袖交往密切（如2018年8月底，为获得福音派信徒的选票支持，川普在白宫宴请100位福音派的领袖），但是福音派内部的不少知识分子对川普的言行无甚兴趣，甚至有人认为其言辞粗鄙，缺乏教养和美德。美南浸信会是川普的重要票仓，该宗派的“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却说，根据基督教的标准，川普是不道德的。他甚至批评川普是一个傲慢的街边小贩（an arrogant huckster）。（摩尔对川普的批判可以参见https://www.cnn.com/interactive/2017/politics/state/russell-moore-donald-trump-southern-baptists/）不过在中国，川普的热捧者恰恰多在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中间，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反差。
四、文明论叙事下的思维盲区
不论是基于圣经的立场，还是历代基督教神学家的观点（如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政治制度都是人犯罪之后对原罪的一种补救措施，而非一种积极促进善的工具。基督教的这一政治洞见在人类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希腊城邦政治中，政治生活扮演中世俗上帝的角色，个体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人的价值。亚里士多德曾坦言，只有野兽和神灵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罗马早期的政治观念，也对这一整体主义政治观有相当继承。但是基督教的出现，开始改变这一将个体依附城邦政治以获得生命意义的看法，强调虽然世俗政治不可缺少，但是天国的永恒意义压倒当下的世俗政治。换言之，政治只有工具性意义。奥古斯丁是这一充满信仰精神，且具有现实感的理念的开创者。（对奥古斯丁这一观念的分析，可以参见任小鹏，《试论圣奥古斯丁对古典主义国家观的改造》，《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2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在奥古斯丁之后的历史中，基督教的这一理念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近代西方自由理念的基本范式。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但是，今天的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显然缺乏对这一基督教政治智慧的继承，甚至没有对集体政治生活的有限性，和堕落之人在政治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做出清晰认识。在其眼中，共和党仿佛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民主党好似敌基督的象征。但了解现代选举制度的人应该知道，在大多数两党制运转中，两党政策在略有分歧的情况下，同时亦会在很多方面趋同，以争取更多中间选票。换言之，两党的区别，只是利益和观念分歧的社会群体中，在大致原则一致的情况下的利益博弈而已，并非汉贼不两立的冲突。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今日的中国基督教对美国的理解，已经被美国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的单一政治视角所深深塑造。在对现实的失望面前，将一种基督教改造社会的理想投到大洋彼岸，这种错位和移情，恐怕是川普在中国基督徒中被热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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