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章中的历史变迁

喜淘旧书，不知不觉中，书架上就堆积了不少，从民国时的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都有。其中，又有一些是从学校、企事业的图书馆中流失出来的，这些图书都盖有藏书章。今日读刚从孔夫子旧书网买来的袁昌英著《法兰西文学》（商务印书馆印，属“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民国十八年十月初版），发现它盖有两枚藏书章，一枚盖在封面上，椭圆形、紫色，上刻“云南省立女子中学校高级部图书馆”，一枚同样椭圆形、紫色，盖在扉页，刻着“民国十九年 杨校长任内购置”。柔和的椭圆形，淡淡的紫色，与这所女子中学是何其的相称啊。联想到以前所读这类旧书中的藏书章各有不同，索性把它们一一找出来，看了个仔细。这一看便看出了点名堂：

以形状论，这些藏书章有椭圆形、八角形、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以颜色论，有紫色、蓝色、兰黑、红色与纸张的本色（钢印）；以字体论，有楷体、宋体、简化字与篆书。而这些形形色色的藏书章中，便也蕴含着上世纪初至世纪末的时代之变迁。

民国时的藏书章，颜色均为淡紫色或本色，形状有椭圆形、长方形与正方形的。《法制概要》（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年六月初版），扉页上不但盖着长方形的“私立徐汇中学图书馆上海徐家汇”的章，而且封二右上角还贴着“上海徐家汇徐汇中学图书馆”的藏书票。同样是商务印书馆所印，出版于民国十八年六月的《五权宪法》（陶汇曾编），扉页与封二亦如此。中华书局于民国二十年十月出版的《日本童话集》（许达年译），封面右下角则盖着正方形、厚重边框、篆体的“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的章。另一本同样是中华书局于1935年出版的《吃耳光底人》（安特列夫著，麦夫重译），扉页左下角则盖着圆形、楷体的“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的钢印，其在薄薄的纸张上所挤压出来的凹凸感，无论是看是摸，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庄重而淡雅，比前者要好许多。

建国以后，藏书章便起了变化。其中又分两段，建国初期，其颜色仍以淡紫色与本色为主，手头所有的三本书便是这样的。1952年8月出版的这本《深渊》（杰克·伦敦著，齐鸣译，光明书局出版），其扉页下方便盖着长八角形、紫色，刻有楷体的“苏南安亭师范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章。1955年2月出版的这本《中国的鸟类》（郑作新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扉页上的藏书章仍是紫色，却变成了圆形的，上刻楷体“上海市北郊中学图书馆校藏”字样。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扉页上盖着圆形、黑体“文汇报藏书”的钢印。

“文革”及其后几年的藏书章，颜色变成了红色，形状以圆形、中间五角星为主，兼有长方形与正方形。

1972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齐书》（唐李百药撰），扉页上盖着红色、椭圆形、中间五角星的藏书章，上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团片处  图书阅览室”字样。1974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初潭集》（明李贽著），封底赫然盖着圆形、中间五角星、大红色，上刻“国营上海第一纺织厂工会图书馆”的藏书章。1975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焚书 续焚书》（明李贽著），扉页盖着大红色、长方形、上刻“中共上海铁路局机关委员会便章”的藏书章，只是这“便章”让人摸不着头脑。1975年12月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盐铁论〉译注》（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工农兵学员），扉页上盖着长方形、紫红色、上刻“上海群联木箱厂图书馆专用章”的藏书章，此颜色似乎与此时代格格不入。1976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诗文选注》，扉页上则盖着圆形、中间五角星、蓝色的藏书章，上刻“国营上海日用化学品四厂图书馆”字样。1976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编），扉页上盖着圆形、中间五角星、蓝黑色的藏书章，上刻“上海市番禺中学革命委员会图书馆”字样，我想，它本应是红色的，因管理员手边一时没了红色的印泥，于是用蓝黑墨水替代，是偷工减料、革命不彻底的结果罢了。1977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扉页下方则盖着一行孤零零的红字“上海市闸北区青云街道革命委员会”，连边框也省去了。“文革”已经结束了，但基层单位的图章却来不及更换是也。而这本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笑话集》（王利器辑录），“文革”已结束好几年了，扉页上却仍然盖着圆形、红色、中间刻着五角星的藏书章，上刻“上海胶鞋七厂革命委员会图书室专用章”字样，其本身便已成了个笑话。这些藏书章，以红色、圆形、中间五角星为主，可见当时浓烈之革命气氛，至今不能从图书上退去是也。

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图书，翻口（与书脊相对的一面）处都盖着红色的藏书章。我理解图书管理员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图书被人偷走，图章盖在翻口上，不像盖在扉页上，是撕不掉，也难能擦去的。但实际效果却像给书籍戴上了镣铐一般。

另有一枚藏书章，我不能辨其真伪，便是1972年出版的《南齐书》（梁萧子显著），《陈书》（唐姚思廉撰），扉页赫然盖着枣红色、篆体的藏书章，上刻“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藏书”字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应该在北京，且其藏书不应该外流才对，可我手头上的旧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大半个世纪里，藏书章由上世纪初的淡紫色、椭圆形或长方形，一变为建国初的淡紫色、圆形，再变为“文革”期间与其后几年的红色、圆形、中间刻五角星。虽说仅仅是颜色、形状上的一点变化，但时代变迁的风云尽含其中。今日翻看，觉民国时期的那些藏书章，无不给人以典雅、温馨的感觉，它体现了一种对于书籍与文明的尊重。而“文革”及其后几年的藏书章，圆形与权力紧密相连（公章都是圆形的），红色与五角星则体现着“革命”，这些因素，无一不与书籍所蕴涵的知识、理性、文明相冲突，在我眼里，它们无疑就是对书籍的一种霸占、禁锢与强奸！

小小一枚藏书章，真可谓盖尽了时代的变迁啊。

二O一三年九月廿一日下午

（刊《文汇报》笔会版201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