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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土: 黑格尔到底爱不爱国?

郁 土 郁土 2024-02-05


 

1806101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部队在耶拿和奥厄施泰特击败普鲁士部队,普军共伤亡4.5万人,法军伤亡1.2万余人,这便是著名的耶拿战役。战役前夕,黑格尔正在耶拿大学给学生们讲授关于现象学的课程,《精神现象学》一书也完成于此战之前。“耶拿之战结束后,黑格尔额手称庆,他早就表示‘希望法军交好运’,战争虽然使他个人蒙受不少损失,他却仍然认为这是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事件,把拿破仑对普鲁士的胜利看作文明对封建野蛮制度的胜利”(姜丕之、汝信《关于〈精神现象学〉的通信》,收录于《康德黑格尔研究第一辑》)。对此,“海谋在谈到《精神现象学》时愤怒地指责黑格尔的这种不爱国的态度,对费希特在当时表现的爱国主义则大肆赞扬”(同上)。要知道,黑格尔可是德意志人,他的这番言行,在我们看来,可谓地地道道的叛国行为啊。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国内,在我国历史上,曾有两次被异族给亡国,一是蒙古的元,一是满人的清。南宋灭亡后,文天祥、谢枋得率兵抵抗,文天祥兵败被俘,不屈而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谢枋得起兵失败后隐居福建建宁的唐石山,最后拒绝举荐,不食而死,“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他志哉”。而距耶拿战役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莫不起兵抗清,兵败后都隐居不仕。傅山也隐居不仕。身为学问家、思想家的他们,拒绝向异族统治者低头,采取不合作态度,或著述,或课徒授业,就是不出来担任新朝廷的官员。这一点又是为何呢?

先来看元朝。统治者蒙古人的文明程度远低于汉人。他们掌权后进行民族压迫,把全国人口分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如此等级制度,导致社会的大倒退,宜乎文天祥、谢枋得他们不屈而死。满人的文明程度也远低于汉人,且人数又少,假如不是借助投降的明兵,能否征服全国还很难说。一旦夺取政权后,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便采取软硬两手,软的便是给底层民众一些好处,硬的则是从精神上彻底打垮汉人,尤其是要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令他们屈服,为自己所用,否则杀头,具体措施,剃发令是其一,大兴文字狱是其二。面对如此狭隘落后的部族统治,难怪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傅山这些硬骨头知识分子要反抗,采取不合作态度了。

再来看黑格尔。他所在的普鲁士是封建统治,而拿破仑则代表先进的资本主义。当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决斗时,他能冲破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而站在进步的一方。迪特尔·拉夫在《德意志史》中这些写道:

要不是拿破仑强迫小国合并,在德国就根本不可能会有现代的国家生活。

在拿破仑统治区,以法国革命产生的法律、社会和经济思想为榜样对行政组织、法律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度、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均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宗教自由和取消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束缚,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第三章  德国和法国大革命)

【英】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第八编第三十六章中这样写道:

普鲁士人,在1806年耶拿惨败之后,着手整顿内部。在弗赖赫尔·冯·施泰因的领导下他们扫除了他们的封建制度,取消了特权和农奴制,组织了民众教育和人民的爱国精神,并且在事实上,未经任何内部斗争,就几乎完成了法国在1789年所完成的一切变革。到1810年一个新普鲁士已经建成,它是一个新德国的核心。

两相对比可以可出,文天祥、谢枋得、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所面对的是落后民族对文明民族的征服,而黑格尔面对的则是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胜利。同为失败的一方,其境遇不同如此。文明一方被野蛮一方所征服,只会导致文明的倒退;落后一方被先进一方所打败,却会引起变革。正因如此,文天祥他们的反抗、不合作是对的,而黑格尔的庆贺拿破仑军队的胜利也不是不爱国的表现。

所以,当大战在即,黑格尔在结束他课程时这样讲到:

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一个动乱的时代,在这时代里精神正向前跃进,抛弃它的旧形态,而获得一种新形态。全部现存的观念、概念和世界联系都已瓦解,并且像梦境那样崩溃了。精神的新的产物正在酝酿准备。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欢迎它并承认……(姜丕之、汝信《关于〈精神现象学〉的通信》)

而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他更是大声疾呼: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但是,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为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同上)。

一个具有如此远大目光与广阔胸怀之人,会仅仅为某个国王的失败而耿耿于怀么?爱族人爱国家,就应该为它的长远发展着想,而不可因一时一地某些少数特权人物的利益得失而斤斤计较,这才是一个哲人应有之态度。

O一六年九月八日上午

(刊《杂文月刊》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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