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寻 人

   我国人口有十三亿之多，不可谓不众。然茫茫人海之中，真正是根“会思考的芦苇”者，又有几人？吾不敏，见识十分有限，所见者寥寥。因其寥寥，自然宝贵，今日得闲，将其撮合在一起，以为纪念。

汤一介先生“毫不避讳地认为从1950年至1980年，是他学术生命中空白的30年”，因为“我们做了没有思想的螺丝钉”（周翔王宏《汤一介：“四书”人生》，刊《三联生活周刊》2014.10.6）。没有思想的螺丝钉便是非人。

朱维铮先生也曾在复旦课堂上讲“当时（1971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所以整个国家才会这样死气沉沉”（《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脑袋》据“澎湃新闻网” 2014.10.19）。之所以“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是因为其他的都变成了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诗人邵燕祥先生在《若问我家来何处》一文中（刊《文汇报》笔会版2013.2.6），回顾了自己于1956年7月11日仅凭“印象”创作歌颂三门峡移民的诗歌《走敦煌》，及1959年春“凭空”创作的与此有关的诗歌《故乡》的经过。当上世纪末他“多少听说这一决策失误给广大库区移民带来后患无穷”，当他了解到黄万里教授“坚持真理，直言不讳，以致为此付出后半生的代价”后，“着实令我感动”。2010年，当他得知前《检察日报》记者谢朝平先生因写作《大迁徙》一书，反映三门峡移民的“血泪‘移民史’”而遭非法拘禁，“这件事震撼了我”——

这才使我悚然而惊，浑身冷汗，我该如何面对千百万饱经劫难的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呢？

我的虚浮的诗歌，等同于睁眼说瞎话的‘假大空’‘瞒和骗’，不是一边在掩盖着错误决策给移民造成的灾祸，一边往他们被诬‘非法上访’‘缠访’‘缠讼’的陷阱里落井下石么？

我是什么人，我成了什么人？说尴尬，够么？说愧疚，够么？

作者认为，“我是应该向库区移民请罪的”。

面对过去的沉痛历史，良知未泯，敢于反思，敢于请罪，这样的人又有几人？

而针对当下，不顾名声、地位，敢于讲真话者，更是难上加难。

陈丹青在《吴冠中是个文艺青年》一文中这样写道：

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咸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据钟祥财《点睛之笔》，刊《新民晚报》夜光杯2016.1.8）

身为一名大画家，为何却要解散美协？或许方方给出了答案。身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方方这样说：

（知识分子）现在却是处于无底线的为所欲为时代。官本位的学校已没有大学的尊严，没有学术自由的空气。大量知识分子迅速向权贵靠拢以及尽可能谄媚，尽可能为己谋利。说退步，还太温和了，知识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现在，用“堕落”一词更准确一点。

……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还出在体制本身，改革是必须的。我常跟人说，ZZTZ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方方：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刊《新周刊》2015.6.2）。

叶弥在《忆陆文夫先生》中（刊《文汇报》笔会版2016.5.16）这样写道：

那次，陆老师可能见我浑浑噩噩，要来点拨我。他是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的，他说，以后出了名，不要参加任何党派，不要接受任何采访，不要去开任何会议。

身为省作协主席而呼吁取消作协，身为著名作家而谆谆教诲后进要淡薄名利，这样具有勇气与清醒头脑者又有几人？

能思想，会思想，敢思想，这样的人，“多乎哉？不多也”。假如你认识这样的人，请一定告诉我。

二O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上午

（刊《杂文月刊》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