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一个“疯子”的爱国观

——读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

你能想象，一个人，仅仅因为发表了一封书信，就被政府打为疯子，派医生为其疗疾，禁止他再发表作品么？这个人，就是俄罗斯的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1794～1865）。他出身贵族，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加入俄国近卫军，参加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后离开了军队。1823年至1826年游历西欧诸国，思想深受震动，于1836年9月底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读者被激怒了，作者被斥为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10月19日，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三天之后，甚至连沙皇本人也出面干预了，他颁布了一道谕旨，称自己已读该文，认为它‘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哲学书简》的作者于是被官方宣布为疯子，官方派出的医生每天去给恰达耶夫‘治病’”（《〈哲学书简〉译者序》）。自此之后，恰达耶夫始终被禁止发表文字，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准在出版物上公开出现。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对俄国的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普希金还因为创作《致恰达耶夫》及其他讴歌自由的诗，而被流放到南方去。

那么，这名“疯子”又说了些什么呢？他批评俄罗斯——

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我们这个年龄段上的社会生活，充满着浑浊、阴暗的现实，它失去了力量和能量，它除了残暴以外没有兴起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第一封信》）。

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同上）

那么，恰达耶夫真的是俄罗斯的敌人与叛徒么？非也。他的爱国与那些奴才、马屁精们的甜言蜜语式的爱国不同，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式的爱国。请看——

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疯人的辩护》）。

他认为，“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同上）。

不知为何，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春秋战国时的鲁人曹刿，“十年春，齐师伐我，（鲁庄）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左传》）。在曹刿的参谋下，鲁军成功击退入侵者，保卫了国土。很明显，在当时，曹刿就还不是肉食者（执政者）。可为了不沦为亡国奴，他不得不越位参谋国政，就取得了成功。想起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想起了刚刚去世不久的百岁老人周有光所言“历史进退，匹夫有责”。如果说曹刿所谋仅仅是鲁国利益的话，则顾炎武的“天下”，周有光的“历史”，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天下与历史。他们所忧者，就正与恰达耶夫所忧者相同——恰达耶夫忧的是整个俄罗斯的前途与命运，而非沙皇俄国的利益！

不错，恰达耶夫咒骂俄罗斯野蛮、不开化、愚蠢、愚昧、奴役，可他骂的都是事实啊，他深爱着自己的民族，不愿意闭上眼睛、昧着良心去讴歌这一切，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的某些作家、画家，视饿殍遍野于不顾，而放声讴歌小蜜蜂如何勤劳、江山如何多娇一般。时过境迁再回首，就会发现，对着饥饿的农民而赞颂他勤劳，对着发生大饥荒的江山而歌唱它多娇，那都不是真正的爱国，而是无情、刻薄与歹毒，是丧了良心！恰恰相反，能够鼓足勇气、直面残酷之现实，唤起人们改革之勇气如恰达耶夫、如鲁迅者，那才是真爱国，他们理性、犀利的话语是所在民族的良药、忠言，必将利于其民族的病与行。如果说，恰达耶夫爱的是俄罗斯民族、是真理的话，则沙皇只不过爱着他的政权与谎言罢了。于是乎，俄罗斯人至今仍记得他们思想的牛虻与奶娘——恰达耶夫，却早已把沙皇忘到了脑后。

二O一七年三月五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