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康熙的软硬两手

酷暑中乱翻书，就读到了日人佐藤一郎的《中国文章论》。佐藤一郎为著名汉学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此校便是由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10～1901.2.3）所创建的。现在，庆应义塾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立高校之双雄。该书为20年前所买，今日方才读到，也要感谢这酷暑才对。

该书重点论述唐宋以后的古文，和我国常见的文学史不同，它为王阳明、戴名世、曾国藩设了专章。而提到清代的文学，则对文人墨客影响巨大的文字狱是不容回避的，也是今日编写文学史者所不能不知的，比如戴名世（1653～1713）。当年，戴名世与方苞同为桐城派的双璧。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兴《南山集》文字大狱，“一时连坐达三百人”，戴名世于次年被处死，享年虚岁六十一岁。自此之后，戴名世的文字便在中华大地上被禁绝。方苞因为给《南山集》作序，也被论死，后在李光地的辩护下始免于一死，并被康熙召入南书房，“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可召入南书房”。按理，被清代皇帝禁绝的图书与作者，到了共和国，应该解禁才对。其实不然——

但难以想象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名世似乎再次被菲薄。清朝压制言论事件的牺牲者的他，在新中国是不应该给予低评价的，可北大及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史》中连他的名字都找不到，这是为什么呢？推测其中事情，是他的文学理论性的支柱稍微弱了点，因此文学史上便难以编理吧。不然的话，想是文学史家错失了其价值，也就无可奈何了（《中国文章论》第四章第三节）。

作者进一步写道：

还在明政权挣扎以保余命的顺治十八年，庄廷鑨搞到了朱国祯的遗著，以《明书》之名出版，因而以庄氏一族为首的关系者七十四人被处死刑。此是文字狱之始。康熙六年沈天甫伪作明末文人诗集，被弃世。康熙二十一年朱方旦因称邪说而被杀。康熙五十一年戴名世事件，一时连坐达三百人。进入雍正年间，又有吕留良、曾静、张熙等大逆事件及其他。最后有禁书目录《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等列出官禁之书约一千五百种（同前）。

这些基于残酷历史事实之客观表述，在我们的文学史中绝无仅有，不知为何？莫非清代文字狱之淫威，迄今未散？

基于此，作者剖析康熙这个人：

但一般来说，康熙帝是作为古来少见的英明君主而知名的。他在尊重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同时，又很巧妙地运筹如何剔除被支配民族的脊骨。他一方面以减税、科举考试来收揽人心，另一方面又为压制民族主义倾向而强行剃发，诉之于文字狱、禁书令等压制言论的手段。总之，由于明显地软硬两手分而使用，康熙帝便能图明君之名了（同前）。

“剔除被支配民族的脊骨”，“软硬两手分而使用”，如此君王，可真够“英明”的了！

作者感叹，“在这样一个专制君主之下，作为臣子如其言论、行动不是极其谨慎的话便难以生存下去”。而戴名世恰恰做不到小心谨慎，“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戴名世《与刘大山书》），所以在六十一岁时被杀。佐藤一郎怀着复杂的心情写道，“但是当他被容于世之时，已是不可能翻身而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戴名世了”。在无比同情因言获罪的戴名世时，他对揭发戴名世的左御史武进赵申乔则毫不客气，“这个清官虽知守法，但遗憾的是缺乏民族意识，还有性格上的差异，于是名世之言行便一一成了问题”。不仅此也，1993年作者访问桐城，专门去拜谒戴名世之墓，“1993年偕佐藤先生同访桐城，谒戴名世之墓，又徘徊于姚鼐手植大树之下，凭吊前贤，感念深矣”（顾易生《中译本序》）。

文章是时代之产物，所以影响时代之大事件就不能不提。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史编写者，就真的能视而不见，可叹也哉，可叹也哉。

因了先生的绍介，我就找戴名世的文章来读。《清朝文字狱档》遍寻不见，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手头所有的姚鼐编《古文辞类纂》、王文濡编《续古文观止》中没有戴的文字，当代人编就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华活页文选》中同样付之阙如。所幸贝远辰、叶幼明选注的《历代游记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中有先生的《乙亥北行日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于是如饥似渴般去读。作者写从南京到北京二十几天的旅途见闻，内容可谓丰富，既有江北农家情形，“偶舍骑步行，过一农家，其丈夫方担粪灌园，而妇人汲井且浣衣；间有豆棚瓜架，又有树数株郁郁然，儿女啼笑，鸡鸣犬吠，余顾而慕之，以为此家之中，有万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又有到达山东东阿后所见之恶俗，“是日大雨，逆旅闻隔墙群饮拇战，未几喧且斗。余出观之，见两人皆大醉，相殴于淖中，泥涂满面不可识。两家之妻，各出为其夫，互相詈，至晚乃散”。还有达到京师时于卢沟桥遇见守卫者“横索金钱”，“是日大雨，而余襥被书笈，为逻者所开视，尽湿，涂泥被体”。虽形式为游记，却分明是幅当时社会之写真！

又在陈左高先生著《历代日记丛谈》中找到先生日记四种，除了上面的外，尚有《庚辰浙江日记》（康熙三十九年1700）《辛巳浙行日记》（康熙四十年1701）《丙戌南还日记》（康熙四十五年1706）。虽曰均为日记选段，但也聊胜于无也。他在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这样写道：

由虎踞关出太平门，是日天气颇暑，而道旁多树荫，余时时下肩舆，憩于树下。私自念年近五旬，而无数亩之田，可以托其身。终岁佣书客游，闭门著书之想，将恐不得，虽为之慨然泣下（《庚辰浙江日记》）。

此时距他被杀还有十三年。而他的理想，不过是有数亩之农田可以谋生，然后“终岁佣书客游，闭门著书”而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理想，在所谓的英明君主康熙的统治下亦不可得。不知那些撰雄文、拍电视歌颂康熙者作何感想呢？于是戴名世就不得不去日本寻找他的知音了。

二O一六年八月十五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