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6：十字路口的新选择！

对趋势性复杂事物的正确判断，依赖自身的判断机制。决策系统的构建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收集尽量多的信息，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从呈现的结果中清晰的看到它的走向。所以，谁收集信息的能力越强，数据建模的能力越强，谁就更有优势。如果我们需要对一个复杂事物做出判断，但又无法获取足够多的详尽数据，而且无法保障信息的真实性。我们该如何做判断呢？另一种方式是：专注于理解事物发展的各种边界和关键性内在约束。这是最小决策系统的构建方式——既然我们永远无法获取足够多真实的信息，就干脆忽略掉演化过程中的细节变化。以不变应万变！捕获信号只是为了验证边界是否会被突破或者关键约束条件是否正在改变。当然，这里说的以不变应万变不是去装死，装死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会死得很难看！

如果把金融市场看作一块屏幕，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就是人的经济活动及自我判断的简化抽象；社会经济状况又是对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求存行为的简化和抽象。每一种抽象其实都在收窄信息提取的区间。换而言之，抽象的次数越多，失真率也就越高。还不包括生命体的求存策略主动制造出来的假象——科幻小说《三体》中，人类能克制科技远远高于自己的三体人的杀手锏就是人类能制造假象去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智子锁死了地球人的科技并监视着一切，然而，依然被地球人的求存策略所制造出来的假象给欺骗了！

我们在生活中获取的都是末端信息。这就好比你把几块石头丢进池塘里所形成的相互叠加的水波——你完全无法从相互叠加的波纹中看出任何有意义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回到源头，查出是谁扔的石头，以及这个石头的大小、重量等等。一件事会影响另外一件事，一个条件会改变另外一个条件。从源头到表象的传导路径是有章可循的，反过来则一头雾水！

现在流行的大数据决策，其实就是第一种决策思路的推崇。过去的那些开创性老板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具备惊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预见能力，做生意胆子很大。今天创业公司的CEO们，如果不看上个月的各种统计数据，几乎不知道下个月应该干什么！这个显著的变化不仅仅是对工具的依赖，也不仅仅是竞争力的同质化在底层日益趋向一致，最后都变成人民币玩家，靠暴装备来取胜——最后比拼的不再是领导者的远见、勇气和判断力，而是CEO们的融资能力。

价格战的号角

最近流行一个非常热的词叫：产融一体化。没有人清晰的阐述它具体的定义和真正的价值，反而在强调通过金融机制大幅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再通过成本转移的手段和价格战的方式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类主张不就是早两年流行的互联网烧钱模式嘛！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它的效果和边界。

更有甚者捕风捉影的说，美国人要利用我们在谈判中放开的限制，通过自己金融体系与企业的高互动性来进行降维打击我们的产业。而且还列举了特斯拉和苹果大幅降价是吹响冲锋号角的佐证。长期以来，我们从小的科学教育中缺乏逻辑，情感教育中缺乏理性，生活教育中缺乏经济概念。这造成了我们去观察、理解和面对生活中的事物的时候，带着某种天然性的缺陷。

特斯拉那个100万的车降价到30万，是因为搭上了中国完整的低成本产业链体系。其实，这个事5年前就可以做到。伊隆.马斯克很傲慢，死活低不下这个头——美国那边产能有限而且成本居高不下，无法大批量的快速铺开。刚开始技术领先几年，结果这个先发优势白白的浪费了。传统的汽车巨头回过头来，开始全面介入新能源汽车。依托他们成熟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以及长期以来与产业深度捆绑的金融配套机制，正在逐渐的将特斯拉逼入墙角。所以，特斯拉才低下头来上海建厂。特斯拉原来定价100万的车，曾试驾过一次，真心不值这个价！它的成本一方面是因为关税，另一方面是那边的生产体系的成本决定的。在上海建厂以后，可以完全依托我们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大幅降低成本，而且在特贸区生产是不收关税的。所以它的零售成本能大幅降下来。

苹果的降价就更不用说了——全球智能手机的需求量是有限度的，而且这种需求按照价格区间成次第分布。也就是说，价格区间越高，份额就越有限，经过10年的消耗，能铺的都铺的差不多了，无法保持原有势头。何况竞争对手也没有闲着，正在逐步蚕食份额。所以，苹果在不断的往奢侈品方向转型，因为产业配套越来越成熟，底层技术和工艺趋于稳定，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产业配套是有层级的，同一层级上的产品同质化会越来越严重。不管你打什么品牌，最后都差不多——不但功能差不多，甚至连成本结构都差不多！当苹果的出货量突飞猛进的时候，它对供应链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当增长停滞的时候，就别想再继续发号施令当爷了！华为自己拥有完备的配套设施，垂直的配套设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来降低成本。而苹果要降低成本，则需要与供应链中的供应商进行博弈。在增长停滞和预期破灭的时候，博弈和成本都会加剧。所以，苹果只有一个出路：增加单品的利润率！苹果这十年来，就如同巴菲特所言，它不是一个科技产品，而是一个大众消费产品。一直以来的品牌定位给人造成一种类似于奢侈品的认知。这就决定了苹果会向奢侈品方向转进。这个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负责苹果市场营销的副总裁原来是一个全球奢侈品公司的CEO。但是她的策略失败了！而且刚刚辞职。所以，苹果不得不开始降价——这个降价其实是稳住股价的去财务行为。当宝马汽车真的卖的跟比亚迪一个价的时候。宝马不会对比亚迪构成什么冲击！因为生产一辆宝马和生产一辆比亚迪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彼此之间的渠道利润率也是不一样的。 市场营销的费用结构更不一样。双方的工程师薪资结构和企业运行成本也绝对不一样！

一盘棋呈现出来的态势绝对不是把棋子摆上去形成的，它是一步步充分博弈走到现在演化出来的轨迹。《B1：去不掉的中间环节》这篇实践总结呈现了人们对颠覆某个落后行业的一种本能误解。

获得资金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投资是为了放大挣钱效果，而不是为了去放大亏损。如果业务本身就不挣钱，无论投多少钱进去都改变不了不挣钱这个实事。一个平台的业务如果在3公里之内是亏损的，把业务扩大到300公里，不但依然亏损，还会亏得更多！共享单车刚刚阵亡，投的钱少吗？滴滴的融资高达400亿。持续在亏损，刚刚还裁员2000人。它是缺乏与时俱进的融资方式，还是融资的数量太少?

不要把企业家看成对金融一无所知的傻逼。恰恰相反，企业家更了解自己行业处于什么行业周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管是正周期操作还是逆周期操作，高明的企业家都远远的走在金融投资机构的前面——要知道现实世界的顺序是：我发现了这个机会，然后，我去找你，并用严密的逻辑说服你去投钱搞这个业务。而不是你发现了行业中的某个机会之后跑过来找我，让我你把这个业务做了！后一种投资者有没有呢？ 有，但凤毛麟角！

今天产业的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合理，大量的重复建设淤积在底部。因为产业具有层级，之所以淤积在过剩的底层，是因为大家的能力有限，更高层级的事情做不了！当街上摊煎饼的人过剩的时候，你再给他们一笔钱他就能脱颖而出了？明明煎饼没利润，而蛋糕的利润很好，为什么大量的人宁愿淤积在低利润的煎饼业务上也没有人像经济理论上说的那样，改行去做蛋糕？因为，做蛋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这些人都没有。所以，他们宁可退回红海之中去做自己能做的事，直到完全走投无路才可能去尝试别的事情。然而，即便去尝试别的事情，也依然是尝试同一能力圈层的事。这既是产业结构的现实，也是绝大多数人生活中的现实状况！

制度建设的方式

人倾向于去理解简单的事物。因为处于高密度链接和高频次状态下的能量相互流动，只有越简单才能越顺畅。否则频率就不得不降下来，从而无法达到突破约束所需的烈度。所谓量变达到质变，量上不去，质也无法突破！

人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诉求去观察和思考别人的行为，并时常被自我想象所蒙蔽。领导者和普通民众在面对同一问题时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合格的领导者，侧重于建立规则并维持秩序。建立规则需要能量，所以会通过改变约束条件形成结构力量来完成集势。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社会公共问题不管怎么反映都一直无人问津，突然有一天，政府会以一种未曾预料的效率快速解决了，而且效果居然能出乎意料之外。这往往让普通人很困惑，到底什么问题政府会立刻解决，什么问题会置若罔闻？

政府的公共资源有限，要处理的问题则是无限的——因为人的诉求是无穷无尽的，而且，谁都会认为自己的问题才是最重要、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深圳的医院和学校一直不够，授予资格很容易，但无法解决资源不足以满足需求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的无限需求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终极矛盾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所以不得不引入了一个分配机制。经济机制负责创造增量，政治机制负责分配存量。政治机制是否该介入增量的创造，这一直是争议不断的学术问题。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不仅介入了，还在持续的加大介入的力度——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不管奉行什么社会制度，行政权的权重都在持续增大...

之所以会演化成这种状态，源于一个现实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信息传播日益发达，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日益降低，人群聚集的速度越来越迅猛，资源和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容易被激发，并迅速放大。人会本能的从自我诉求和自我视角出发，将自我诉求立刻作用于现实世界。因此，各种需要消耗公共资源的需求会爆增，但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却无法有效得以解决。在科技的催化下，瞬间聚集的非理性的力量更容易失控，并造成越来越大的破坏力。在秩序彻底失控之前，能够通过系统的自我修复来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必然越来越短。一旦聚集的破坏力像洪峰般突袭河堤就很容易酿成系统性风险——所以就不得不赋予一个强有力的主体能快速反应的权力去恢复秩序。这正是世界各国的行政力量都在日益增强的原因！

任何行为都需要成本。如果要解决一堆充满悖论的现实冲突，就需要形成结构力量，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凝聚共识，另一方面还必须构建起能持续转嫁成本的传导体系。在共识不足的情况下，官方不会去推动政策。因为强行推动，不但量变无法达到质变去突破结构的内在制约。反而会变成抬轿子的一方，消耗掉有限的资源和好不容易才聚集的能量。那些依附于潮流之上并从中获利的人，如不能被带入新的规则之中，推动力一旦熄火，他们反而会成为最激进的破坏力量！所以，高明的领导者在推动政策之时，会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等到彻底烂透！

产业链的价值

古往今来兴起和衰落都跟贸易通道有关——商道会让沿途兴旺发达，商道的改道，则会让沿途逐渐枯萎、日益衰败…

威尼斯的优势

威尼斯作为城邦国家存在上千年，鼎盛时期也不过14万人。然而，却一直垄断地中海的商贸。期间经历过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冲击，依然岿然不动。威尼斯人在亚蒂里亚海东岸建立了一堆据点，但并不深入内陆。他们建立的这些据点仅仅是为了保持商路的安全和畅通。从东方来的货物经过阿拉伯半岛西岸狭长的商路运抵地中海东岸的沿海城市，威尼斯人再通过自己所能组织起来的庞大海上运输能力，将这些货物转运进西欧市场。虽然，期间经历过大航海时海上运输线路改道的挑战。但是，西欧洲对各种东方物品的庞大需求量只有威尼斯的运输能力能够办到，并一直把成本控制在客户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控制通路管道

当年电信南北分治，彼此争雄。不同阵营的充分竞争有时候会造成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于是，搞了一家独立的公司负责信号塔台的建设及相关配套业务。从此以后，无论电信还是联通都需向它购买保障信号稳定的基础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责塔台建设的公司具有流量资费的最终定价权。

无独有偶的是，目前石油行业为了避免重复建设，也在筹建统一的管道公司。当一件事处于从零开始发展的襁褓之中，官方都只能给政策优惠，让开拓者自己去杀出一条血路。然而，这种从零起步的开拓，往往缺乏全局性的规划。任何一个石油公司的下属企业，往往会把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所有功能都自己做了——如若不然，则无法把整个业务打通，来满足最终用户的终端需求。

系统性的优势

在整个产业体系中，越是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整体性的生产成本就趋于更低。无论何种商业竞争，都是成本决定着交易。社会分工协作的密度日益强化，正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摊薄整体性的生产成本。

科技发展包括两部分：1. 实验室里面的基础性技术实现突破。2. 产业化普及程度和系统性的低成本。前者需要智慧的大脑，后者需要一套完备的产业传导体系。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司拿着自己的创新技术，到中国来寻找合作伙伴，并借用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迅速降低量产的成本。同时，快速的普及产品，获得庞大的用户群体。

能在实验室中实现原点突破，依赖的是智慧，而智慧的载体是人——高智商的人毕生所做的各种研究成果，自然会渴望能够作用于现实世界。谁能提供配套设施并让其研究成果作用于现实世界，他们就会为谁工作。吸引人的不仅仅是现实的价值还有道义的高度。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正向循环，顶级的智慧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无论是由哪个社会培养的，都会像资金一样在全世界流动。

竞争是体系对体系的竞争，是规模对规模的竞争。在国际贸易中，需求量本身就是具有定价权的武器——店大欺客，客大也欺店。建立综合性低成本的完备工业体系之后，能够快速的将科技和创意变成产品，并迅速普及。这种系统性低成本和需求的规模，能形成持续投入的正向循环，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智慧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庞大的需求规模，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能够自我进化的产业升级系统。它会像飓风一样不断卷入更多的资源，最终量变形成质变，完成新一代的技术革命和全面的产业升级——这是值得期待，也必将被时间所证实的必然。

政策性的预测

当下金融传导体系的淤积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我们的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基于一种内生型的，而不是外生型的设计。它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收集民间的资金去为国有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因为之前国有企业和地方的资金需求全部是直接从央行无限划拨。后来朱相国觉得这种直接向央行要钱的行为是在无节制的制造通胀。所以在顶层结构上引入了现代金融体系。如此一来，各级主体都必须有借有还——不但要还本金，还要还利息。如果它们能轻易的还得起，还需要多此一举吗？所以，要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就必须找一群羊来薅！于是就设计出了玩自己人的交易所。任何体系的发展都会从原点开始形成路径依赖。改弦更张就等于重构整个体系——盘根错节的利益捆绑是无法轻易能改动的！所以，这么多年来的博弈都是充分利用每一次股灾去推进规则的确立！官方唯一在乎的是规则能逐步建立，不在乎涨跌。

不管是地产还是股市，接下来的思路会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强化某一关键点就必然要放弃更多非关键点。要推进的产业升级是在无法模仿的地方开出路来，所需要的资金是巨大的，所以要打造新的工具！

曾利用结构学做了几个正确的政策性预判：《几次成功的结构学预判》。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个政策性的预判：在经济领域推动国有企业向财团转变，逐步放开业务准入门槛。同时将社会主要融资方式由土地融资切换到通过土地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并驾齐驱的过渡阶段。在政治领域构建相互制约的统治架构，并强化党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在意识形态上会重新高举最初的那面大旗，但内容会被重新改造——高举这面大旗，是因为它具有全球号召力。

接下来会加快各社会主体的全面市场化，并推进社会资源的证券化。会突出对宏观经济的架构和中观产业的规划，并主导下一代社会基础设施的核心产业，通过外向型的金融机制去配置资金。

具体操作上会分两步走：第一步，开辟一个历史遗留包袱比较少的新战场，在新战场里按外向型金融市场的新规则进行试点。刚开始会通过官方控制的机构在新规则内把资金分发给那些需要战略扶持的企业。继而在金融市场中增加长期资金的比重，增强市场的稳定性。推动财团化国企去控股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这些企业无论是什么性质都必须建立党组织，通过党委引导和监控企业的经济活动向着战略方向前进。

第二步，修改底层的相关金融法律，推动新规则在其它领域逐一确立，通过在实验田中形成产业和金融的正向循环——减少利差套利的机会，逼迫资金在新的规则中传导到战略方向的产业，同时通过党组织去引导并监控这些企业的状况，让资本能获利并在规则中形成回路——这种获利是基于产业的发展。由此形成示范效果，并将总结的经验推广到其它领域。促进底层法律的修改和新规则的全面确立，最终实现外向型的金融市场机制。在自身政治经济影响力所能覆盖的区域内引导全球资金的配置和流动！逐步成为资金、技术、产业的输出方。整个社会的主要财富形式，逐步由土地及其附属品转变为各种证券化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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