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0：广州的黑人问题！

有一次去广州的朋友家，从车库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个黑人，我正在思考用英文还是用中文给他打招呼，他先用粤语跟我打招呼。我非常惊讶的看着他。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自己是广州人。我问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说是中国人，还掏证件来给我看。他说他老婆是中国人，他女儿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籍，一家人在广州定居，经营自己的贸易公司。我只好用中国人的方式问他：我老家湖南，你老家哪里的？他也用很中国人的方式说他祖籍肯尼亚，当年在这边留学，后来在广州生活了十几年，老婆孩子都是广州人，自己也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了——他特意在“地地道道”四个字上加了重音。

与这位已经融入当地生活的中国籍黑人不同，广州有很多临时来广州讨生活，而且极度不守秩序，到处乱插队的非洲黑人。广州这种底层黑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已经超过50万人。在某些区域甚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因为别的人不进入那个区域，所有的秩序就会在那个区域失去约束，那个区域内的人也必然会形成全新的共识——包括自我认同感和是非判断标准。

基于这样的担心，有人推算出中国黑人数量按照这样的速度增长，会在50年后增加到5000万人，那个时候就会在中国人口结构中形成另外一个族群。其生存主张必然侵占他人生存所需的资源，同时会挑战现行秩序。

坦白讲，许多人不喜欢广州的黑人，他们大多来自非洲欠发达地区，缺乏现代社会的素养。上世纪80年代初涌入深圳的人除了少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绝大多数都是找不到出路的底层人。据说以前深圳的主流是讲粤语的，现在是讲普通话。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人口结构的改变，让主流的语言都改变了，语言背后的东西也随之改变。如果立足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渲染情绪带一波节奏。就要理解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制约事物发展的关键节点。结构的关键节点如果没有改变，表层的措施不会起任何作用！

中国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移民型的社会，我们的祖先从黄河流域扩散到长江流域，又扩散到珠江流域，再扩散到整个南中国海和北太平洋岛屿。向北越过蒙古高原，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靠讲道理和摆事实，首先是暴力征伐，继而是经济辐射，最后是文明教化。这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唯一的主导者——这个主导者集合了道义暴力经济制度文化的先进性于一身。昔日的长安城有来自于已知的文明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他们在军队中任主力部队的将领，或者束带立于朝成为国家重臣——这些是那个群体中的佼佼者的状态。像泉州那样的港口城市，有成片区的某个外国群体的聚集区，长安也有各个群体的聚集区。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自古以来都存在。

这些人为什么来中国？有利可图！聚集在广州的黑人不是留学生，而是讨生活的。只要中国有机会，不管是明着还是暗地里，他们都会来。就如同当年全国各地讨生活的人涌入深圳一样。有人提出学日本，花钱把他们请出去，即便花大价钱冒大风险把这一批人清理了，过一会儿又会聚集。因为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伴随着商业形态逐渐形成的。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这种安土重迁的农耕群体之外的其他民族，在哪里做生意就会在哪里繁衍，继而与自己的母国建立起一个商业网络。美国的每个城市里都有各种族群的社区。所以，不管是驱赶还是礼送，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把混血儿也送走，更是书生一厢情愿。

大势所趋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投行预料到日本经济会起飞，就开始专门找一些日本人到他们那里去实习，还开训练班。那些日本人本身的兴趣还没那么大，但是美国人却不厌其烦的训练他们。他们的算盘是：日本经济起飞以后，必然需要很多高端金融和资源配置的专业服务，日本社会只有这一群被他们训练过的人知道怎么弄。这群人肯定会按他们教的套路操作并找华尔街合作。同时，他们训练的这群人会成为日本现代金融服务领域的核心骨干。由有这些人构建而成的现代日本金融体系就会在华尔街的牵引之下运转。读过《结构学》中《C4：道德与宗教》的人就会理解：教育的最高形态是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筛选什么是符合标准的人，什么是不符合标准的人，定义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从原点判断衍生出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的判断。于是，从源点开始的整套体系你都自然而然的接受了。

当全球分工体系碎裂的时候，最高级的争夺是对标准定义的争夺，是对原点判断的争夺。一个小小的5G产业标准都掀起巨大的波澜，更高的标准是对世界秩序和是非判断的争夺。自古以来，人类的所有宗教之间的斗争都在争这个：你认同了它的终极判断，就认同了它的终极判断衍生出来的一切社会结构和价值标准。

今天的中国会向全世界敞开怀抱，也毫不吝惜的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传播出去——这个体系下教化的人越多，产业覆盖的区域越广，贸易通道越密，自身力量越强大，海外的支撑点越多，人民币的价值就越高，文化的价值判断的号召力也就越强。任何秩序的建立，首先要存在一个有利于存续的共识，继而必须围绕这个共识进化出深入到日常生活和商业细节中的行为规范。最后反复的编织成一张网，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在任何一个点上提供思考和判断的依据。好好读一下《结构学》的正式内容《 C4：道德与宗教》 和 《C5：文化的本质》 就能深度理解这一点。

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没法驱赶，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开放力度。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种族之争，而是秩序之争！近100年来，西方近代出现了强化族群的观念，这是一种共识。其他的一切都是基于这种共识演化出来的各种是非判断标准。《C4：道德与宗教》已经揭示了这套底层逻辑不仅仅适用于族群之间的生存竞争，也适应于宗教组织之间对生存资源的争夺。解决问题首先是话语权的争夺，就是应该让他们认同我们关于秩序和是非判断的共识——千百年来，我们强调的永远是秩序而不强调族群！大唐的朝堂之上，各族人士都能人尽其用，因为他们认可大唐的价值判断，行为规范，社会标准和生活方式。义渠部落的人变成了新的秦国人，因为他们被纳入到整个秦国的社会结构体系之中，从原点上认可它衍生出来的一切——崇尚耕战，遵守法律，以军功争取爵位。

结构性改造

秦国征服义渠部落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也做不到。只是派出官吏，按照变法后的郡县军工制度在那里建立新的秩序，把部落的成员纳入新的秩序之下，这套秩序是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当被征服的那些部落嵌入这个结构以后，他们就开始在结构设置的边界之内变成和其它秦国人没什么两样了！

革命时期，派出一两个代表就收编一股土匪或者一股军阀。然后按照我军的那一套东西，改造他们，最后他们就变成革命队伍中货真价实的一部分了。解放战争中不断改造俘虏并立刻补充专业素养很高的兵员，也是用这一招，从而实现棋在局之外的效果。

自古以来，身份认同这种事情都是不断变化的。所有的趋同和融合都在强大的时候，所有撕裂行为和突出差异性来制造对立和隔阂都是在虚弱的时候——因为这样不但有理，而且有利。读觉悟社里的《C5：文化的本质》理解更透彻。

广州黑人最让人讨厌和恐惧的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他还在强化这种不一样。如果他们事事都跟我们一样，并且强化这种一样，消除不一样。那我们就没有那么讨厌和恐惧他们。这个问题也在以另外一种形态呈现出来：为了团结少数民族被赋予特权，本来特权只限于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的临时策略，但特权一旦被赋予，往往会被用到极致。所以，一旦执法人员有所顾忌，秩序就被轻易的掀翻在地。秩序一旦被掀翻，肇事者可以不受惩罚，示范效应必然引诱更多的人去挑战秩序。官僚体系中的个体——特别是底层的个体，因为受组织本身的各种内部约束，所以作为个体无力制止这些特权者对秩序的挑战。

源点错了，演化出来的一切都会形成路径依赖，上有所好，下必效仿，而且会放大效果，这是官僚体系的基本特征。官僚组织的这个结构特征，无论正反都会逐级放大效果。只要上面换思路，改弦更张，下面也会加码，而且必然会矫枉过正。

综上所述，广州黑人问题的核心和少数民族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把特权拿掉，确立唯一的共识，确立法律的尊严，一视同仁。维护秩序，确保所有成员在共识上，行为上，规则上，生活习俗和法律特权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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