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记者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很荣幸，我是其中的一份子。
与国内媒体的读者对象不同，我们的读者在遥远的海外。他们眼中的中国什么样？他们想了解中国的什么？什么样的报道才能吸引他们？我们不得而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开始尝试着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土地，并在采访中积极与外国友人沟通，努力从他们的视角挖掘那些生活在中国的人和发生的故事。
慢慢地，关注人，发现故事，记录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成为我采访报道的主线与聚焦点。
扶贫故事是我从2015年以来，每年都在持续跟进的一个选题。激发我的强烈好奇心和探知欲的是一次高端访谈，当时小特鲁多刚刚成功当选加拿大总理，我顺利采访到了原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一系列双边政治、经贸、人文领域交流的对话后，我清晰地记得赵朴大使非常肯定地说，中国政府使那么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就是中国实现人权的最好证明，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原来我幼稚地以为，扶贫只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或者只是欠发达地区国家才会关注的事情，但是这次对话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同样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他们也想知道，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经济体量如此之大的中国，究竟发生着什么，有没有值得他们学习借鉴的经验。▲来自亚非14个国家的28名政府官员参观定西马铃薯综合交易中心。2015年，扶贫选题的第一站我来到了甘肃省定西市，这里是中国西北部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气候干旱、水土流失，自古以来就有“苦瘠甲天下”之说。站在沟沟壑壑的黄土地上，一刮风漫天黄沙打人脸，真的很难想象在这种靠天吃饭的地方究竟如何摆脱贫困？▲代表团参观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大坪村土豆生成大棚。让我惊讶的是，同行的一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的官员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蹲在一座蔬菜大棚里，认真记录着土豆原原种和小青菜在干旱地区的种植技术。他告诉我，这些蔬菜在同样干旱的中亚内陆国家是极为少见的，他希望把这里的种植经验带回本国去，希望可以在他们国家推广，让百姓都吃上绿叶菜。那次经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外国的政府官员原来跟中国政府官员一样，也很关心百姓的菜篮子问题。回到北京后，我撰写了《小土豆开启的大世界》，讲述了甘肃人民如何在一片干涸贫瘠的黄土地上开拓出一个美丽新世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团在陕西省商洛市考察听取工业园区建设发展规划。2016年，扶贫选题的第二站我来到了陕西省商洛市，这里是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当时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扶贫攻坚战和精准扶贫的政策，各地区都在抓紧落实，很多老外都想知道什么叫做“精准扶贫”，如何具体开展工作？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深入到了贫困户渔福民的家中。走进那间漆黑、潮湿、破烂的棚屋，看到久病缠身的夫妻俩愁苦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沉，如果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也会深感生活的无助。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知道，地方政府正在通过驻村干部手把手帮助这些深度贫困家庭脱贫，变输血为造血，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回京后，我就撰写了《商洛的精准扶贫》。2017年，扶贫选题的第三站我来到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这里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形地貌复杂，素有“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说法。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盘山路，一个弯接着一个弯，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每天的饭菜就是辣椒拌野菜。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还是有摸索出“七权同确”独特发展道路的安顺市塘约村支书左文学，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六盘水市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还有贵州娘娘山少数民族聚居区创新开展“三变改革”的陶学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张张真诚的笑脸，让我对脱贫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那一次，我写下了《塘约村脱贫记》和《贵州的“三变改革”》。2018年，扶贫选题的第四站我又回到了贵州省，再次走访那里的贫困群众。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曾经贫困的西南省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创性地实现了“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将集体的优势和全体村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而且贵州省的公路四通八达，到处是新建的大桥，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大数据建设也在打造“云上贵州”的新名片。这次采访，最让我感动的还有一群80后和90后，他们是恒大集团支援大方县彝族村落易地扶贫搬迁的志愿者们，我永远记得深夜十一点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街道上，一张张青春飞扬的面庞与我们畅谈着他们的梦想与行动。那一次，我再次写下了《搬出大山、搬离贫困》《职教精准扶贫 阻断代际贫困》《穷则思变：一位村支书的扶贫实践》。扶贫报道只是我近几年持续跟进的众多选题之一。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以及与外国朋友的不断交流，我才发现，所有新闻报道中的人和故事并不是依赖于互联网寻找报道线索、选题和素材，而是记者深入到生活中挖掘出来的。正是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使读者看到一幅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