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十年只编四本书， 本本有酸甜苦辣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退休干部、编审廖频。1963年，她从厦门来到北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图书编辑生涯。
2012年1月，我在外文出版社编辑的最后一部画册《中国丝绸艺术》出版，3月，和同事们处理完付稿酬、寄赠样书等后续工作之后，我的编辑生涯至此结束。当我走出外文局大楼，站在百万庄大街上时，蓦然想到自己在这栋大楼进进出出、在脚下的这条大街上来来回回竟然已经长达半个世纪！半个世纪——50年，就在这进进出出、来来回回中，我度过了青年、中年，步入老年，我知道自己的人生中已不会再有第二个50年，却无悔。
1963年9月1日，我从东南沿海的小城厦门经数日车船颠簸，风尘仆仆地走进外文局（当时称外文出版社）大楼，这年9月，和我一样第一次走进这座大楼的有来自全国数十所大学的50名毕业生。
老同志们很兴奋，说外文出版社自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下子来过这么多新人！老同志们很友善。不论是在食堂、楼道还是院落里，遇到我们都笑脸相对，问长问短，生怕这些外地来的新同事“水土不服”。
我读的是文学专业，一心向往当一名文艺作品的编辑， 被分配到画册组非我所愿，在此之前我所接触过能与画册沾边的只有《人民画报》和连环画。值得庆幸的是，我遇上了两位似兄长般的老师，使我不久便喜欢上了这个职业。
上班第一天老白就给我一张参观券，让我去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他认为观看展览，尤其是美术、摄影展，不仅可以提高艺术鉴赏能力，拓展视野，还能从中获得信息，发现稿源。
于是，但凡各展馆举办美术、摄影、文物展览，或全组出动， 或各自前往观赏，轻易不曾遗漏。我们也常跟随两位老编辑去新华社、中国新闻社、摄影协会等处选在编书稿的图片，从中逐渐懂得摄影艺术的基本知识及鉴定图片高下的要素。
不外出的日子，就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看书稿档案，或做一些编辑辅助工作。那些书稿档案就像是一本本编辑入门的教科书，记录着每本书稿从酝酿到成书的全过程：如何构思框架结构，怎样物色作者并与他们沟通，以及对文稿进行编辑加工应把握的方针政策和技巧等，从中得到的启示和教益使我多年受用。
我编的第一本书是少儿读物《神笔马良》，以后又陆续编了《熊家婆》《萝卜联欢会》等。那时连环画和儿童读物的稿源都来自国内的出版物，从中选择适合外国小读者的作品，然后向有关的出版社借用原稿，翻译出版。
1963年深秋，外文出版社扩充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图书编辑部及下属的画册编辑组也随之改为“社”和“室”。
1964年5月，陈毅同志提出扩大对外传播读者群的指示。为落实这一指示，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主持下，由外文局邀集国内有关出版社召开了外文出版工作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外文画册的编辑出版工作。当时认为画册图文并重，形象而直观，较之纯文字的读物更容易被国外读者接受，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经过连日讨论，制定了《外文画册选题编辑出版规划》，该规划列出的第一批选题共87个，包括名山大川、文化艺术、风物名胜等。经议定，这些选题的编辑工作由与会的各社分担，外文出版社除担负部分选题的编辑任务外，还须担负全部书稿的翻译、装帧设计和印刷任务，以及组织协调工作。
会后不久，社领导即分别从新华社摄影部军事组和中华书局调来李学增、白炎，担任我们编辑室正、副主任，又从北京和外地选调暗房技师和摄影记者，从国外购买摄影器材和暗房设备，画册编辑室很快增至十数人，规模堪比一家美术出版社！
正在厉兵秣马战犹酣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开始编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井冈山》《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大寨》《大庆》《抗美援越》等画册。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试着利用其他新闻单位已刊发的图文改编成画册，与人民画报社合作编辑出版了表现黄河全貌的《大河上下》；将新华社对外展出的反映西藏新貌的图片编辑成册，出版了《今日西藏》。
《大河上下》出版后，我就想编它的姊妹篇《长江》，我生长在长江畔的南京，对这条江有着挥之不去的牵念。我了解到新华社摄影部对外组和《人民中国》日文版的记者沈延太曾拍摄了大量长江风貌的图片。
恰在此时，远在武汉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宣传部的负责人成绶台找到社里商谈合作事宜。当时长办正计划组织科考队深入江源地区考察，以解江源究竟在何处之谜，他们希望出版一部收入最新考察成果、展现长江全貌的画册。
合作计划经局、社批准后， 各方立即分头工作，《人民中国》日文版、人民画报社也参与此选题工作，准备出连载，分别派出沈延太、茹遂初、贾谊江等于1976 年夏随江源科考队同往。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探寻，确认长江的源头在青海省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西南侧，它最初的源流由冰川融水汇成；并重新测得长江全长6300千米，而不是5800千米。1980年，收入最新科考成果的《长江》画册外文版与国外读者见面。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随之迎来了改革开放。多出书、出好书，让中国图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共识和目标。
我到处捕捉信息，挖掘选题。得知“红墙”女摄影家侯波赴山西永乐宫拍摄了宫内三大殿的壁画，就征得她的同意，用这些图片编辑出版了英文版和英汉合排本《永乐宫壁画》，日文版则由外文出版社与日本美乃美出版社合作出版。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村先生以研究民间美术知名，他收藏的民间艺术品浩繁而珍贵，尤以产自全国各地、风格多样的古代木版年画最为难得。他生长在年画之乡杨柳青，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以研究传统年画而闻名，是编辑《中国古代木版年画》最合适的人选。画册出版后，很受国外读者的喜爱，在北京友谊商店售价一度曾是原定价的数倍。
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王世襄自1949年至1958年，耗10年心血著成《髹饰录解说》一书，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3年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出版社为降低成本删除了与文字相配的数十幅漆器实物图片，王先生一直引以为憾。闻讯后，社里决定与文物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古代漆器》，商定图文稿酬、制版印刷费用由双方分担，中、外文版权分属两社所有。如此一来，既降低了出书成本，又使中国传统的漆工艺和精美的古代漆器图片传播到全世界。
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中国》日文版的沈兴大、刘世昭骑自行车全程采访、拍摄京杭大运河。我一直认为大运河和长城虽然同为古代伟大的工程，但是若论实用价值， 它胜于长城，两千多年以来，它的航运、灌溉等功能始终未消失。我决定为它编一部画册。
这一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除同意向《人民中国》借用图片外，为使画册的内容更充实，图片更具有观赏性，还派摄影记者同我一起去运河沿岸各景点搜集图文资料和补拍图片。1987 年第一部阐述大运河开凿沿革、历史变迁，展现它全程景观胜迹、风土人情，图文并茂的画册《漫游大运河》出版，1989年获外文局优秀图书一等奖。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市建设如飓风般席卷而至， 许多胡同旦夕之间便消失了。为留住这些数百乃至上千年胡同的风貌及其中的市井民情，沈延太和夫人王长青抢拍了大量图片，我们一起精选编辑成《北京胡同留真》，先后出版了汉英、汉日等文版并多次再版。
在此前后，我还编辑了《北京揽胜》《滇西北峡谷中》《雪山草地风情录》和一些画家的作品集。室里的同事们也都硕果累累，编出了《大足石刻》《中国邮票》《金鱼》《盆景》《菜谱》《苏州刺绣》《苏州园林》《中国名山》系列等。
经商定，丛书的画册系列由外文局下属的出版社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外文出版社担负的选题有《中国绘画》《中国雕塑》《中国丝绸》。前两部为第一批合作项目，分别由严秋白、周大光担任责编；我任《中国丝绸》的责编。
谁料到1994年夏，严秋白突然去世，社里分管画册室的副总编萧师铃遂将《中国绘画》的工作交给我， 1997年11月，该书的中英文版同时出版，定名为《中国绘画三千年》。2001年，周大光退休了，已经退休的我被返聘回社，接手编《中国雕塑》。2006年《中国雕塑》将要付印时，原来承担《中国书法艺术》选题的人民中国出版社撤销，局里决定将这一选题交由外文出版社完成。就这样，除了最初分给我的《中国丝绸》以外，兜兜转转又增加了三部。
素未谋面的两国编辑出版者，隔着大洋分别在北京和纽黑文共同制作大型系列丛书面临着诸多困难。那时网络尚未联通，讨论编辑出版中的有关事宜只能靠传真，稿件则用国际快递传送。首卷编定， 仅中方收到的传真就达1000多份、数千页；互相传递的稿件又何止等身。
双方的编辑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工作方式更是大相径庭，沟通的不易可想而知。我想起一件趣事：有一年局里邀请两位对方的编辑来北京，一天晚上招待她们看京剧，第二天我问她们看的剧名，其中一位答道：“告别小太太。”我们想了许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霸王别姬》。
丛书编辑出版规划要求，画册系列每卷文字30万～40万，图300～500幅，中英文版同时推出。中外作者分别用中英文撰写的文稿要进行对译，既为了互相审阅，也供出版之需。
译者皆是经慎重选择而约请的，尽管如此，当英译中的文稿送交中方作者审阅时，都说：“看不懂，得猜着读。”为了达到出版要求，不让读者“猜着读”，必须进行细致的编辑加工。在对这些译稿逐字逐句修改时，遇到最多的是下列情形：有些译者采用词对词、字对字的译法，又不把它们按汉语的句式和语法加以组合，故而不知所云，为弄懂一句或一段译文的意思，有时苦思冥想到深夜也不得其解。
外方作者对名词术语的表述，在翻译成中文时应转换为对应的汉语词汇，否则就走了样，如面对译稿中的“画穿绸缎衣裳的女人”“画的像麻绳那样”等词语，我想来想去才豁然找到答案：指的是“仕女画”“披麻皴”。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再有，原稿中引用的中文诗词和古代画中的原文，经过中翻外，外翻中，已经面目全非，需要从诗林文海中去查找，恢复其本来面目。
萧师铃曾说我驾驭图文的能力很强，却不知我是用笨办法“苦磨”出来的。
中方作者的初稿译后交对方审阅时，差不多每篇都反馈回来上百个问题，有质疑词意的、要求补充时代背景的、添加艺术家的际遇和创作时的心路历程的……若将这些细琐的意见原封不动地转给中方作者，他们会不胜其烦，更不可能一一回答，只能由编辑解答、处理，遇有非问不可的才去请教作者。
编辑过程中，向各文博机构收集图片也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 不仅要求必须是作者指定的图片，而且图片质量要达到精品画册的要求。核查、修正、补遗书稿中引用的资料、引文、年代，以及每条注释涉及的要素等更是烦琐。
总之，许多令人思之生畏、望而却步的困难、障碍，都被双方的主持、协调、参与者们倾心合力地化解、排除了。大家的共同想法是：绝不能因自己的疏忽、懈怠而给这套书留下瑕疵。因此，每次监印，当最后要在清样的蓝图上写下“可以付印”四个字时，我手中的笔如千钧之重，久久不能落下。
《中国丝绸艺术》出版，我与“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之缘也就此了结，回顾这段书之缘，可以一言以概之：“十年只编四本书， 本本有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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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外文出版社退休干部、编审廖频
编辑：吴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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