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类图书“走出去”的译介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形成了政府政策平台驱动、专业人士精品开道、网文大军浩荡前行,三个层面齐头并进的立体格局。
不过,这三个层面各有优势与不足:
政府是推动图书“走出去”译介的主导力量,但需强化读者市场意识;
专业人员译介是图书“走出去”的先锋,但暂未形成规模效应;
网络文学“走出去”译介已经初具规模,然而网文译介良莠不齐,侵权事件频发,急需强化版权意识。
从图书“走出去”译介主体来看,目前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已经初步形成了政府政策平台驱动、专业人士精品开道、网文大军浩荡前行,三个层次齐头并进的立体格局。政府推动是主导力量,译者、作家、出版社等专业人士是先锋队,网络文学出海已初具规模。
政府政策平台驱动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历来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原则,文化“走出去”更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政府对于图书“走出去”译介的推动主要是通过政策扶持、平台构建和重大项目支撑的形式进行的。
政府各相关部门也先后出台相应专项规划和工作方案,不断完善扶持政策,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提供便利服务。
除了参加法兰克福、纽约、伦敦等国际大型综合性书展,还积极参加丝路沿线国家举办的书展。
2006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8年的中外互译图书项目、2009年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0年的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2013年的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出版工程、2014年的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2014年的丝路书香工程、2015年的“走出去”图书基础书目库、2019年的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等等。
专业人士精品开道
与此同时,作家、翻译家和出版界也在频频发力。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2017年毕飞宇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8年刘慈欣再获美国年度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余华的作品屡获国际奖,《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等都曾获国际奖项。
就是这些中西文化皆通、功底深厚的译者把一部部优秀的中国作品推向了国际文学奖的领奖台。
网文大军浩荡前行
网络出版也是数字时代图书的一个重要形态。图书走出去译介,网络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据《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从目前网络文学出海整体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国内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作品1万余部,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019年翻译网络文学作品3000余部。而从出海模式来看,翻译出海占72%。
以玄幻、仙侠、穿越、言情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网络文学发轫于中国文学中的武侠小说,贯穿着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思想元素。与传统的武侠小说不同,网络文学当中的历史文化典故等较少,阅读门槛更低。
另外,许多网络文学借鉴了网络游戏“打怪升级”的模式,主角多从社会的底层奋斗,通过努力和运气逐步上升,迎合了广大青少年大众网友的心理趋向。还有,在人物、场景、情节等设置里还融入了西方魔幻文学的要素,使得网络文学更加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趣味。
目前,政府推动、行业奋进、网文兴旺,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三个层面齐发力的立体格局已经形成。不过,这三个层面也各有优势和局限。
首先,政府推动图书“走出去”译介的优势是计划性、系统性强,同时,容易调度精兵强将和各种资源,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然而,这一层面在市场上也有其薄弱环节。政府推动的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活动考虑更多的是传播者的需求,相比之下,对受众的需求考虑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接受效果。
以翻译家、作家、出版社等为主的图书“走出去”译介活动,优势是翻译质量有保证、运作规范,读者和市场意识较强。很多专业译者和出版社联系密切,选择翻译作品之前就对作品在市场上的接受度有预判和评估。获国际奖作家的作品翻译更是借获奖引起的关注,顺势而为。
缺点是这个层面的译介目前规模很小。虽然不时有一两部译介作品引起市场关注,宛若划破夜空的星星之火,但是远未形成燎原之势。有研究者对美国加州蒙特雷和纽约普通读者对莫言作品的了解程度进行了调研,共调研了447人,在获诺奖前就知道莫言的只有1人,获诺奖后知道莫言的有13人。
网络文学作品出海最大的优势就是读者需求、市场驱动,这也是其发展迅猛的根本原因。同时,网络形态的作品本身就方便传播,这也是其实现快速跨国界、跨文化译介传播的一个优势。
首先,构建多元化图书译介主体,强化多层面、立体化的对外传播格局。
政府推动无疑是图书译介的主导力量,但是,如前所述,政府推动层面存在短板。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市场意识不足,影响了中国图书译介的传播效果。
推动图书译介主体多元化,一方面有利于拓展视角,利用社会力量,改善译介主体结构;另一方面有利于逐步破除西方读者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提高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如果能吸引更多既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又熟悉海外出版市场的海外译者参与图书译介活动,译介图书的传播效果将会得到大幅提高。
其二,加强市场意识和读者研究,提高译介图书的接受度。
读者既是出版传播的起点,也是出版传播的归宿,图书译介中的读者研究不可或缺。通过收集译介图书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数据、数字出版图书的阅读量、点击率,建立海外读者反馈平台,分析读者评论等手段,可以加强对海外阅读市场的了解,知晓海外读者的需求。
其三,强化对图书译介活动的引导和规范。
设立各种层次的奖项,鼓励市场反响好、有利于提高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图书的译介活动。
通过出版协会、翻译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的立项资助,引导海内外译者积极参与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图书译介活动。
同时,规范译介市场,研究出台对于网络翻译活动的法规制度,鼓励合法合规的译介活动,依法加大对于盗版、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持图书译介市场的健康和繁荣。
供稿:《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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