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黄友义：在外文社工作，要有国际视野，心怀海外受众
借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的契机，我们采访了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外文社原总编辑黄友义。
Q1：您如何看外文社的定位？
黄友义：外文社是我国对外翻译出版的开拓者也是领跑者，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就是通过翻译对外介绍中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这就是外文社70年来的初心，也是它的使命，一直坚持到现在。
Q2：您刚到外文社时，主要从事哪些工作？
黄友义：我来外文社是1975年，那时候外文社已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我也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我来做的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诗词英文版的校对，当时文稿已经翻译完成，印刷前我们跑印厂校对，一边念英文诗词原稿，一边看着机打出来的长条校对，老翻译会特别有感情地把毛主席诗词读出来，我一边听读一边看着长条，实际上就是一次学习的机会。离开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到外文社工作时，我的老师和我说了一句话，到外文局最大的好处是在翻译上会学到很多东西，那是一个真正做翻译的地方。我第一次参加工作就有这种感觉。
那时外文社兵强马壮，新来的大学生就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是打字，那时候的打字机和现在的电脑不一样，很费劲，按错1个键就等于打错5个字，我们来了就学，隔几天考核一次，三四个礼拜就通过了；二是对红，看似不是主流工作，好像你没资格做翻译，但是这些工作做好了，做翻译就有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我后来也常和年轻人说，不要小看这些辅助性的工作，就像小孩儿要先学会站起来，然后一步步往前走，等做翻译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跑”了。
社会上有许多英文出版物，它们看起来都是英文的，装帧设计都很好，但只要翻开读一读就会发现谁是专业的谁是业余的，外文社的出版物一定是专业的，从出版细节就能看出来，这些细节都来自于编辑和翻译的基本功。
Q3:您和爱泼斯坦等外籍专家一起工作的经历中，有哪些事让您记忆犹新？
黄友义：爱泼斯坦是外文社英文部的外籍专家之一，那会儿翻译的内容很多是关于解放战争和革命历史的，还有一些文学作品。我的第一篇作品送给爱泼斯坦后，拿回来全是红的。他改的很多地方我都非常服气，觉得自己一下子从大学课堂跳到职业翻译队伍里了，他修改过的地方，我还有很多字不理解，比如一个和“流血”有关的词，他改成了一个我大学四年都没见过的字，我问他两者的区别，他说我用的那个是指碰破皮的流血，不是战争，平时聊天可以，出版物必须用正式规范的语言。那时我意识到，做翻译我连门还没敲开呢，态度一下子就沉浸下来了，这里的学问太深了，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干。
我在沙博理面前也露过怯。1977年我已经从英国留学回来了，我们一起在五七干校，白天干活晚上聊天。当时我说只是翻译还不够，有时候对应不上外国人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有些信息应该直接用英文写。我以为我会受到鼓励，他说我年轻气盛，先做好翻译，还不到写的时候。时间长了我也知道了，翻译和用英文写是两个思路，当你翻译别人稿子的时候，首先要忠实于原文，把原文的神态传过去，这是基本功；二要服务受众，你以为翻译过去外国人就能听懂，就能按我们的思路去理解，事实往往不是这样的，要根据这本书的受众特点来翻译，不同的受众，同一个中文字可以有不同的说法，这些都是翻译必须具备的功夫。有了这些，再去写东西，写出来的英文效果可能就好多了。
直到今天，我都觉得翻译的美妙就在于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只要做翻译，就必须要学习。翻“卧佛”，我会去看大英百科全书，看他们关于卧佛和佛教内容的表述，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翻，这是英语学习。还要理解中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有21章，覆盖21个领域，讲到双碳双控，得去看这方面的资料；讲到思想政治，得去看有关理论学家所写的思想政治到底指什么，帮助你提高相关的理解力和知识面，然后才能动手翻译。翻译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促使你不断学习，不断补充自己。
Q4：和其它出版社相比，外文出版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黄友义：最大的特点是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脑袋里必须有两种思维、两种文化，中文常说一个肩膀顶一个脑袋，在外文社工作就要顶两个脑袋，一个是对中文的理解，一个是如何对外国受众解释中国文化、中国观念，很有难度，要有国际视野，心怀海外受众。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外文社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必须拿出通讯社、报社的反应速度。外文社是专门从事国家重要信息外文翻译的专业队伍，工作时效要求非常快。可能一篇中文稿子用了三个月来写，给外文社的翻译时间只有24小时，我们这辈子都在做这种非常紧急的工作。做外文社总编辑，特别是做外文局分管业务的副局长时，我一年里最怕几天：大年三十、4月29日､4月30日、9月29日、9月30日，一到下午就紧张，最怕来电话说“老黄，派人来取稿子”，我就知道春节、五一、国庆节又过不成了。
Q5：“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是对外翻译出版领域的标杆性产品，当时这套丛书的出版背景是怎样的，和其它国际合作有什么不同？
黄友义：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有两派声音，一派主张严厉制裁中国，另一派认为必须和中国保持沟通。老布什和基辛格等人意识到必须有渠道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原有出版发行中国图书的渠道遭到破坏，我们也一直在寻找美国的合作伙伴。后来美方经过内部协调，由耶鲁大学和外文社合作出版“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
双方共同策划了三个系列70个选题，可惜各种原因导致仅出版了10个选题。第一本是《中国绘画三千年》，分6章，3个美国人、3个中国人各写一章，每个人都先提出写作内容，经过讨论后形成大纲，再各自回去写，成稿后把中国人写的翻成英文，外国人写的翻成中文，6位作者互相读，精雕细刻，所以拿出来的东西很专业。就这样双方撰写、双方翻译，共同在全球发行出版。
它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模式。对中国人来说，在对外发行遇到困难的时候，通过和美国同行合作，打开了中国图书的海外市场，同时中国学者更进一步了解了怎么为外国人写书。我们谈到专业的时候往往太专，一味地说这幅画用笔如何色彩如何等，老外会问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画这样的画，这幅画的社会背景是什么，这样就把中国社会历史的故事讲进去了。过去中国的书进不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场所，但这些书都进了，还被翻译成法文、韩文等多个语种。可以说，那段时间，“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把中国文化带出去了。
双方都成立了高层次的顾问委员会来保驾护航，因为那个时期美国反华势力很强，老布什是美方顾问委员会荣誉主席，基辛格是主席，洛克菲勒夫人是中国文化与文明之友委员会负责人，负责筹资。
90年代初，中国穷得叮当响，外文社也没有钱，主要起了组织和把关内容的作用，项目全靠集资进行。中方也成立了顾问委员会，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任荣誉主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任主席，范敬宜等人都是成员。中美双方领导都评价说这套书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深度的、高层次的国际出版合作，并在耶鲁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结项仪式。这套丛书开创了很多过去没有的做法，简单说就是利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利用美国资金，把中国文化成功地介绍给了美国和西方。
Q6：“熊猫丛书”也是对外翻译出版的经典，您能介绍一下关于它的情况吗？
黄友义：“熊猫丛书”在国际传播上的功劳不可磨灭。创意来自当时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杨宪益，他一辈子做文学翻译，80年代，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需求非常迫切，国外有企鹅系列，杨宪益先生带着团队创办了“熊猫丛书”，1986年前后，我在和外国出版界接触中发现，凡是了解中国、想跟中国合作的，都知道“熊猫丛书”，凡是教授中国文化东亚文化的，欧美大学都用“熊猫丛书”做教材，它的影响非常广。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在国际出版界定位是否是大国出版、是否国际化，一个重要标志是看你是否做过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参加了那年的中国馆开馆仪式，大会上，外文社适时启动了“熊猫丛书”的二度辉煌，把过去的“熊猫丛书”重新出版，又组织了一些新选题推向国际市场。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问“熊猫丛书”是否还在出版。“熊猫丛书”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我认为将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Q7:围绕翻译的“信达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您如何看？
黄友义：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翻译工作者经常争论这些问题，对“信达雅”，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术现象。我的基本观点是首先要忠实原文，其次是必须让目标受众能够真正理解你文字背后的文化元素。
作家王蒙有本讲中国历史的书，里面有段话大意是：在90年代，有一场比赛中国足球队获胜，年轻人看完球赛上街喊口号唱歌，举着红旗庆祝。这段描述中有句话说中国“出现了爱国主义的热潮”。“爱国主义”有标准的翻译patriotism，但到了外国专家那里，一位了解一些中国文化的加拿大人，把它改成了love of country。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如果你像我一样生活在西方，受西方的传统教育，看西方媒体报道，你就会知道只要中国一说“爱国主义”，西方就理解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个字用在西方身上没错，但是用在中国人身上就是贬义的。Q8：翻译需要有哪些功底，才能通过文字让外国读者了解其背后的中国?
黄友义：我遵循一个原则，我们翻译的不是文字，而是文字背后的文化。
这些年我们经常讲“新中国”，传统的翻译是new China，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时，我找了5位在北京生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问他们是否知道new China指哪段历史，第一个说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第二个说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第三个说是21世纪的中国。我们需要翻译文字背后的文化元素，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我们所接受的现代中国史教育，美国建国不过200多年，怎么能理解70年的国家还是新的？所以，“新中国”在文章里第一次出现时，我们翻译成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再说“新中国”读者就能理解了。我们每天做翻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再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外国受众不知道十八大是哪年开的，他怎么知道进展是快还是慢？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时，每篇讲话第一次出现“十八大以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说“2012年十八大以来”，英文要补充这些信息。
翻译的时候，你要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是外国人，我能理解这句话吗。但是很多人又问我，我怎么才能把自己想成老外？你要看外国人写的东西，网络上、杂志上、书上，平时要和外国人交流，想了解还是有渠道的。爱泼斯坦曾说，能看中国内容的一定是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外国人，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还不如中国一年级小学生。所以翻译和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种现实。Q9：您如何看外籍专家在翻译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黄友义：不可替代！因为我们是在向外国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国际翻译行业有个观点，翻译的任务是把外语翻成母语，如果你想从母语翻外语，就选错了行当。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做的事不应该由中国人做。但是我在欧洲参加世界翻译大会时曾和现场200多位职业翻译说，对你们来说，把母语翻成外语是错误的选择，对中国翻译来说，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信请在座200多位同行举手示意，谁能把中文翻成任何一种欧洲国家的语言？现场没有一个人举手。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中国人自己翻就行了，又大错特错，必须有懂母语的人帮我们润色把关。
举个例子，我们常说改革的第一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二阶段是进入深水区。“深水区”在英文里有对应的字，“深水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但按英文的理解，进入深水区必死无疑。外籍专家就问你们是在暗示改革失败了？如果不是就不能用这个字。
英国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翻译了民间故事阿诗玛，阿诗玛的名字翻成外文就是汉语拼音Ashima，她说英国人念不出这个音，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要爷爷讲给孙子听、奶奶讲给外孙女听的故事，它要上口。她把阿诗玛翻译成Ashma，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英国人有类似的名字如Ashton。中国译者很难想得到这些细节，所以外籍人士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
很多外国人一辈子翻译中国，往往集中一个主题。英国翻译家比尔·詹纳尔（W.J.F.jenner）用了很多年翻译《西游记》，内容他记得滚瓜烂熟；美国学者罗慕士（Moss Roberts）在大学教中国文学，主讲《三国演义》，80年代他来到外文社，在一位中国编辑的协助下，完成了《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
翻译是在两种不同文化间修筑一条沟通思想和心灵的桥梁，需要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建筑师，中国翻译和外籍专家就是这样一个团队。在翻译中，我们离不开外国人，外国人也离不开我们。现在能把中国内容翻成外文的外国译者多起来了，对我们是个帮助，但他们也经常出现理解错误。
有一次，一篇文学作品里谈到一个内蒙古牧民要去看朋友，“他骑着马到小卖部买了两瓶白酒几袋花生米装进蛇皮袋，上马扬长而去”。外国译者把“蛇皮袋”翻译成用真蛇皮编织的高档包，而实际上文章里说的“蛇皮袋”就是个塑料编织袋，两块钱一个。像这些内容就需要中国人来帮他们把握。其实最好的翻译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两口子，杨宪益的母语是中文，英文造诣很深，戴乃迭是英国人，专门学了中国文化，这是绝配。我们在业务形态上就要形成这样的合作关系，任何时候都要中外结合，单靠外国人或单靠中国人，都做不好对外翻译。
Q10：今年是外文社成立70周年，从1975年到现在，您在外文社、外文局工作了47年时间，您对外文社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过去70年，外文社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对外翻译出版经验，也形成了一支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编辑翻译出版队伍。展望未来，中国在国际传播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外文社应该不忘初心，在通过图书讲述中国故事方面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Q11:能否和我们分享这些年您个人的体会？
在外文社工作这么多年，让一个懂一点儿外文、不懂翻译、不懂国际传播的普通大学生，对我们的国情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对外出版工作有了热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我觉得这就是我几十年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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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邵丹彤
撰稿：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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