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徐明强：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让中国故事更生动

他第一次出远门，是从南方小城来到首都北京，来到中国外文局。

自踏进外文局的大门，除了出国留学和工作外，他一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直到前几年退休，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

他说外文出版社有三种精神，事业精神、学术精神和对外传播精神，在出版业务上精益求精，在翻译水准上保持前列，在学术上不断创新突破。

在他看来，对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出版工作，它是语言的精湛转换，是跨文化的有效传播，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渠道。

他说，找到一个非常贴切的词或者新的表达方式，心里那种满足感是非常强的，也就不会感到枯燥了。

借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的契机，我们采访了外文出版社原总编辑、英文定稿专家徐明强。

Q1：您怎么看外文出版社的业务？

徐明强：外文出版社的业务不只是官方文件的翻译出版，还有很多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内容，早期还有童书、学汉语图书、中医药图书的出版等等。我们的宗旨很简单，就是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外国读者，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这是外文出版社70年来一直在遵循的。看看外文出版社的出版书目就会知道，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至今仍引以为傲的，比如把四大名著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Q2：您觉得有没有外文出版社精神，是什么？

徐明强：我觉得有三种精神：事业精神、学术精神和外宣精神。

第一种是事业精神。外文出版社就像一个大家庭，几十年前，来自五湖四海、讲着不同外语、操着不同口音、怀藏着各种本领的专家、归国学者和大学毕业生走到一起，汇集在百万庄24号。那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但他们孜孜不倦地努力，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对外出版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从党政文件到领导人著作，从古典文学到当代作品，从文化艺术到儿童读物，从中医药到养生保健，从汉语教材到外语读物，从纸质书到电子书，范围之广，无所不及，开创和发展了外文出版社的事业。这是外文出版社的“事业精神”。

外文出版社就像是一个知识宝库。专家学者和刚离开大学校门的年轻人都在不断地往这个宝库里加砖添瓦。我所在的英文翻译室的大房间就是一个学术讨论的殿堂。老同志时常在那里进行有组织的或随意的讨论，有时他们会为某一个词争论不休，我们年轻人则在旁聆听、学习，获益匪浅。在那个年代里，许多老同志曾被戴上学术权威的帽子，如英文翻译室的“四大金刚”“哼哈二将”“四小金刚”等，这同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渊博的学术水平，说明了他们于外文出版社的不可或缺。那时，领导还为每个年轻人安排了师傅，手把手地教导，一篇篇地修改，还时常组织讲座。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夯实了外文出版社的翻译学术地位，可以说享誉国内外翻译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欧阳贞教授曾说过，外文出版社这样的翻译出版机构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外文出版社拥有一种学术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外文出版社在出版业务上精益求精，翻译水准上保持前列，学术上不断创新突破。在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时，这种优良的学术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第三种精神是外宣精神。外文出版社自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党和国家的对外传播任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外文出版社一直在讲中国故事，并探讨讲中国故事的题材、形式和翻译的方式方法。因为对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出版工作，它是语言的精湛转换，是跨文化的有效传播，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渠道。外文出版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对外传播经验，同时形成了一种不断进取、开拓创新的对外传播精神。

Q3:您认为在创新对外出版方式方法上，这几十年有什么变化？

徐明强：目前我们的出版业，尤其是对外传播方式，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改革的时代，外文出版社也正在做。过去的有些做法现在想起来还是挺落后的，费好大劲把它印成书，通过各种办法运到国外，再运到各个书店里。这个过程比较传统，现在已经有很大改变了，读者可以买纸质书，也可以从网络上下载电子书。我常跟同事们讨论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外文出版也能真正做到数字化，不再需要长途运输了。

这一点国外很早就有，尤其是美国，有些人可能还是怀念纸质书，他看iPad、看电脑可能不太方便，所以他选择看纸质书，出版社就可以提供服务，专门为他们印一版，这个服务现在也不贵。国内很多年轻人在手机上看书，在iPad上看书，国外也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从技术方面来讲，传递很快，也更便捷。

Q4： 在您工作期间，在和海外机构的合作中，有哪些您比较满意的案例？

徐明强：我担任总编辑时就秉持一个宗旨，要把外文出版社办成一家真正的国际性出版社，而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中比较领先的一件事就是版权交易，我们最早进行与国外出版社的版权交易和合作。先是把中国图书的版权推到国外去，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当时我们的发行有限，如果这本书是由他们来出版，发行量就会大得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的一本书，那本书的版权交易是我去英国谈的，后来在国外顺利出版并且是全球版权出版。中国领导人的书由外国出版社来出版，那可能是第一次，而且是用英文出版，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成功案例之后就更多了。我们和英美及东南亚等国的出版社都有合作，最初一段时间是我们对外输出版权，直到现在，外文局还是输出版权比较多的单位。后来我们开始引进版权，那时候主要引进的是学外语类书籍，那时候外语类书籍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国内又没有太多好的教材，我们从英美等国引进一些版权，和企鹅集团签订了版权协议，企鹅出版社的图书我们都可以在中国出版。

Q5：翻译是一个案头工作，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做，您怎么理解翻译工作？

徐明强：翻译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面。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第四卷，这是需要团队协作的，只有集思广益才能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我们经常开会，一起讨论发现的问题，用哪一种方法来翻译更合适等等。因为有时候看到一个词，直接翻译出去好像挺对的，但是你没想到这个词在国外使用的时候，它是有不同含义的，翻得不好还会起反作用，像这些内容就需要集体讨论。再如文学作品，就不需要团队协作，因为里面有很多是关于情感的，更适合一个人来完成。

做翻译，严格来讲会枯燥，尤其是中文内容不太好的时候，就如同嚼蜡。但如果是翻译一个写得非常好的中文文本，那就是一种欣赏，翻译过程也是一种乐趣。我刚刚完成了《曾国藩传记》的定稿，审稿时发现译文翻得不太好，就推荐他们找了一位外籍翻译进行修正，返回来的时候就好很多，在审读这个内容时，本身就是一种欣赏的过程，我也从中学到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外交部工作，他们曾经推进了一个项目，是请中国歌剧院到美国演出《霸王别姬》，演员唱的是中文，旁白就要打字幕。刚开始我觉得太难了，因为曲目本身含义很深很难理解，谁想到开始翻译后就没停下来，因为我被它的中文感动了，翻译时这种心情就投入进去了。演员能投入到戏里去，我们翻译也会投入到作品内容里，在翻译到某个地方的时候甚至会流泪。

所以当翻译进入一个境界后，也不是那么枯燥。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做出来就比吃糖还甜，翻译也是如此，找到了一个非常贴切的词或者新的表达方式，心里面那种满足感是非常强的，就不会感到枯燥。

Q6：作为翻译领域的前辈，您想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徐明强：要做到两点：第一，要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还要精通一门外语，精通外语的方法现在比以前多了很多。第二，翻译要让人家能够看懂。我们有的翻译很准确，但是外国人能够看懂吗？看不懂！因为用的词都特别冷僻，词是人家不用的词，讲的话是人家不怎么说的话，就需要我们有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要学习人家的文化，学习人家的表达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打好了这个基础，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更生动。

 - END -

采访：邵丹彤

撰稿：王新玲

编辑：袁帆

RECOMMEND

推荐阅读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天猫旗舰店：一本好书开启新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