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谨以此文
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
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蔡元培先生的绝无仅有，不仅在于他凭借着一己之力，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树立了一个老大帝国向现代文明转变进程中所当有的人格典范。
他是江南才子、教育总长，整个教育部一共三个人，他照样斗志昂扬地开展教育改革；
他是北大校长、文学泰斗，上任一年就把北大从臭名昭著的化粪池变成自由清新的新文化阵地；
他是革命小强、民主斗士，袁世凯蒋介石他见谁怼谁，年轻时背上炸药炸慈禧，五四运动中保护学生，被军阀恨之入骨暗中刺杀；
他是温润君子、深情丈夫，做校长傲娇全世界、高冷炫酷，回到家愿得一人心，爱妻狂魔。
革命战士见过不少，可像蔡元培这样，“中科院院士”当得好好的，非要辞职回家举着炸药包上前线，不畏强权见谁怼谁的怪咖，没见过。
民国男神见过不少，可像蔡元培这样明明能靠才华吃饭，却拒绝风花雪月一心学术救国，七次辞职七次被拽回来的校长，没见过。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
1894年夏天，日本来战，泱泱大朝的北洋水师居然被打废了，他咬牙切齿：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战斗基因开始萌动，眼看维新变法被慈禧扼杀，他心里又急又恨，辞去公务员，回绍兴老家办学堂，立志“学术救国”。
却在阴差阳错之下，跟革命女战士秋瑾接上了头，战斗激情瞬间燃爆，他白天办报、办刊物，晚上参加暗杀团，造！炸！弹！
年轻的翰林已正式转型为杀手阿培，写文章见效慢啊，人家当时的座右铭是“革命只有两条道路，除了暗杀就是暴动！”
为情怀，一生"辞职"达24次之多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连他就三人：总长、次长和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还是借了两间房屋办公。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这一句回答，是何等的胆大包天。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他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就职，自毁清誉。
确实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
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 北大红楼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道谢后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今以后，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蔡校长雄心壮志，结果一上任就懵逼了，这特么还叫大学？
捧戏子、打麻将、喝花酒、骗文凭，学生不学，教员不教，还都是官二代、富二代，怎么搞？
大家都劝他，走个过场混个工作经验就行了。但是他偏不！
定规矩：不嫖、不赌、不纳妾！
正学风：乱搞的学生都开除，不合格的教员都滚蛋！
1917年1月4日，当他脱帽向校工鞠躬时，校工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50岁老校长青筋暴起，毫无惧色、振臂高呼：“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
学生们面面相觑，本就理亏，一下被校长拼命三郎的架势惊呆了，转身回家。
慢慢地，漂浮在北大上空的毒霾散去，一所国立大学该有的清新之风吹来。
慢慢地，在蔡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心怀之下：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思想旗手聚来了；徐悲鸿、李四光、马寅初这些学界大家聚来了；朱自清、冯友兰、傅斯年这些优秀学生聚来了……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短短一年，那个“烂到流脓”的北大，那个“黄赌毒官僚养成所”，脱胎换骨成为自由包容的新文化阵地。
就在这时，巴黎和会像一颗重磅炸弹从天而降，把中国人心炸了个稀巴烂。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北大学生是主力和前锋，冲向政府，声嘶力竭，被捕者无数。
老校长一夜鬓白。
他把能找的人脉全找出来，极力营救学生。传言满天飞，大家都说总统要严办北大校长，军阀已经安排人刺杀他，陆军次长已经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
半辈子没服过软的老人，大炮对准自己都不眨眼的老人，因为怕连累学校，辞职了。
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辞职，蔡元培在北大任职10年，光辞职就辞了7次，每次理由都清新脱俗：
第一次，张勋复辟。不合作，辞职；
第二次，学生要去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一个中日军事协定，不仅徒劳无功，搞不好又要流血，他劝阻不成，辞职；
第三次，五四运动北大遭难，都是本宝宝的错，不要为难我校，辞职；
第四次，教职工闹意见，不开心，辞职；
第五次，学生们闹意见，不开心，辞职；
第六次，罗文干老师被北洋政府冤枉逮捕，不放人？辞职；
第七次，军阀张作霖把北大改成京师大学校，不合作，辞职。
然并卵。
学生不放他走，只有他真的把学生当孩子，会冒死去救，会平等商量，关键时镇得住熊孩子，危难时撸袖子一起上阵抗敌。
教职工不放他走，只有他在乱世中爱才如命，三顾茅庐请陈独秀任教，陈没学位没经验，校长居然伪造“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证和“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履历——你再不来，我就疯了。
文化界不放他走，只有他，能让君主立宪人、新文化人、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北大欣欣向荣，能在校长的三尺讲台上比肩教学，除了蔡元培，敢问还有谁？
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而看看蔡元培的那么多次辞职，除了少数几次是因为个人意志没有得到尊重，如第一次辞去上虞县志总编纂之职，那时他还年轻，血气方刚，其他的，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学生的利益和学生的未来，更主要的，是为了自己的情怀。
特立独行这四个字，从这一次次辞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蔡元培、鲁迅等人在宋庆龄家中
为人才，破例造假学历、假履历
蔡元培在包容人才上也是与众不同，可圈可点。
在北大当校长时，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但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所以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在北大有一席之地。
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曾经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梁漱溟
曾经，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没想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梁漱溟说：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他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只是想进北大读书而已，他自然不敢答应。但蔡元培执意相邀，几次长谈。
他对梁漱溟说，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为"民主"与"科学"呐喊，名噪一时。蔡元培看上了同样特立独行的陈独秀。
而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甚至跑"八大胡同"，经常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即可。最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蔡元培的真诚感动，接受了邀请。
陈独秀
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从不作假的蔡元培破例造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是：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
蔡元培注意到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蔡元培这样大规模引进新派知识分子，而且没有墨守成规，引起了不少侧目，蔡元培仍然我行我素。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这位校董让蔡元培抄录关于学堂规矩的旧礼教等，让他挂在办公室天天学习，蔡元培说，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待在翰林院好了。
他的回答还加上了一封辞呈。
这也是蔡元培了不起的地方，他可以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也可以顶住压力保护人才。
坚辞"不自由"校长之职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蔡元培的抱定宗旨，是有内涵的，就是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像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任何阻碍这个宗旨的做法和规定，蔡元培都是毫不退缩地反抗。
五四运动时，北大有20名学生因为游行被捕。事发后，蔡元培立即以北大校长的名义，并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几天后，这些学生一个个从监狱里走出，当大队群众伴着他们走进汉花园广场时，人们看到蔡元培目光沉毅、表情慈祥，眼里含着泪水。特立独行的蔡元培，为了自己的学生，就像一面盾牌，挡在学生们的前面。
蔡元培、鲁迅等社会名流在宋庆龄家中
学生放出来了，蔡校长怒火未消，他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
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说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表示："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1923年1月17日，北大又出了一个"罗文干案"。罗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曾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
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
蔡元培对顶头上司毫不畏惧，再次愤而辞职，他在《晨报》上刊发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性格，就是这样鲜明。
傲娇一生，深情一世
感情问题上，个人觉得，蔡校长算是个大情种，不是那种看星星看月亮的情种，是那种在外面傲娇全世界，回到家愿得一人心的好男人。
他的第一位夫人叫王昭，婚前素未谋面，是父母之命、封建婚姻，跟鲁迅的朱安、徐志摩的张幼仪一样，王昭无可避免地被革命青年阿培嫌弃了。
王昭是不幸的，包办婚姻受害者何止她一个，但她又是幸运的，她的夫君没有像其他几位思想旗手那样，抛弃不入法眼的发妻。
王昭产子后，蔡元培赶回家悉心照顾她坐月子。王昭和儿子不畏艰险到北京与他相聚，脚不沾地的蔡元培省吃俭用，雇了个女仆替王昭做家务。
次子出生时，好友问蔡元培和妻子感情如何，他乐滋滋地说：“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只可惜好景不长，王昭后来染病，不久离世。
蔡元培妻子王昭病故后，一个个媒人接踵踏进蔡家。蔡元培便在书房墙上挂了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蔡元培辩论。
但最被北大师生们敬佩的却是第三条——能接受男不娶妾。当时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态，但蔡元培自己却提出“男不娶妾”，遂成北京传奇。这个传奇，必须得从其倡导成立的进德会说起。
蔡元培与马寅初等合影
于是乎，我们的大才子就这么单着。直到两年之后，有一天在朋友家中看到一幅娟秀的工笔画，打听出处，由此结识了靠卖画赡养父亲的才女黄仲玉，二人一见倾心，情意相投，结为伉俪。
黄仲玉跟蔡元培在一起的18年，是他最最辛苦、最最难熬的18年，他担任几十个进步社团的社长，辗转青岛、上海、北京、日本、德国各地，身边始终环绕着不同势力的暗杀威胁。
而这期间，黄仲玉全无怨言，生死相随。
蔡元培白天为学校、革命操碎了心，晚上回家一改凌厉和傲娇，对爱妻温柔有加，谈诗作赋，相敬如宾。
蔡元培、鲁迅陪同来华访问的萧伯纳
为了支持丈夫，黄仲玉放弃书画，操劳家务，终致积劳成疾，在蔡元培在欧洲考察之际，突然撒手人寰。
黄仲玉的死，几乎对蔡元培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我之负汝如何耶！”他大吼一声，一蹶不振，数日之间，瘦骨嶙峋，鬓白痕痕。
一夜苍老。
可那时，他肩负北大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砥柱，不能崩溃，不能痛哭，不能休息。没几年时间，蔡元培的身体和精神急剧衰弱，他需要有人照顾。
蔡元培暮年，第三位妻子周峻走进他的生活，那是一位年轻、好学、对他满怀敬意的女子。
他教她研习西画，她陪他吟诗唱和，生日时互赠贺诗，相敬相爱。
蔡元培与夫人周骏
只是，儿女、娇妻承欢的背面，半生劳碌留在蔡元培身上的伤痕，两位亡妻留在他心上的痛楚，都在晚年难以抑制地折磨着他。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
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出殡之时，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此后，蔡元培之名在中国渐渐消隐，如同他隐没在杂草丛生中的墓穴。
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
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些人不曾忘记他。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林语堂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但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但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周作人引用同乡老辈寿洙邻先生的话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先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罗家伦说：千百年后，蔡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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