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意青，北京大学荣休教授，199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1996年出访加拿大，1999年以富布来特讲习教授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地区讲学。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本文以“当文学遭遇了理论—以近30年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为例》”为题目首发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后载于林精华、吴康茹、庄美芝主编《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改革开放3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现由作者授权在“文学文化研究”公众号全文推送。
2003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发表了专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总结西方文化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80年代逐渐走向衰退的过程、意义及影响。在书中他肯定了后现代文论破除了过去传统的等级和中心理念，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和通俗文化得到了重视和张扬。他明确地指出“我所指的后现代思潮粗略地说就是当代进行的文化运动，它反对集权、统一的价值标准，宏大的历史叙事，坚固的生存基础和客观知识存在的可能。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统一和进步，以及它视之为文化精英的一切持怀疑态度，而倾向文化的相对性，并倡导多元性、非连贯性和杂乱性。”伊格尔顿辩证地提出，在后现代文化理论反对权威和定式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又树立了自己为权威的许多概念和定义；它的确反映了旧的西方等级和秩序的崩溃，但在去高贵和去神圣之后，代之而起的是通俗、琐细，乃至无聊和低俗；在打倒了权威的价值观后，受众只能以市场营销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从而助长了追求利润和钱财的文化活动和产品。然而，文化理论最大的问题，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就是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后殖民的文化侵略，全球化等矛盾替换了国家和阶级矛盾，因此就出现了理论丧失大目标而走歪的现象。比如学者热衷研究吸血鬼和色情片，而无视世界上仍存在的饥饿问题。在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确走出了原来的象牙塔，走进了每日世界，但却从此丧失了自身的批评能力和权力，而被迫去接受传媒和影视的控制和左右。尽管在许多提法上，我们可以与伊格尔顿商榷，但这部著作的发表代表了西方学者对上个世纪风靡全球的文化理论的反思。他提醒了我们这些由于各种原因跟在西方潮流后面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不要再滞后，我们也需要根据文化理论在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做出及时的分析及评估，以张扬其正面影响并检讨其副作用。由于我这篇小小的论文无法囊括这个议题涉及的众多理论和内容，我想仅就我在过去这些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中的感受，特别是看到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在迅速与国际接轨和加入国际对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显示了相当的热情和效仿西方理论的迫切。首先出现的是一批引进西方理论的前卫学者，他们通过翻译、撰文引介等方式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便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一时间成为我们这个领域内是否有学识的标准，也有一些引进文论的学者被尊为权威。在采用了文化理论来处理文学文本之后，我们的文学教学与评论明显地进了一步，从50年代到文化革命前那种单纯的主题、人物和手法分析以及修辞和格律赏析，发展到今天的多方位、多视角的读者中心的文本解读，揭示了文本无穷尽的潜在内涵。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多元文论在重新认识文学经典方面功不可没，甚至因它而激活了一些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文学作品。除去制造了一批中国的理论家和深化了文学教学与研究之外，多元文论在我国的第三大作用就是造就了一批作家，他们虽远远比不上西方后现代那些作家能够把弗洛伊德、拉康等玩弄与股掌之上，却也在创作中吸取了意识流、镜象、性、身体等热门话题，制造了一些中国品牌的仿西方后现代作品。
与我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类似，在追赶西方的学习和效仿中也不免存在不加鉴别地全盘收下的现象，有些方面我们不如西方，但也有些方面比西方的做法走得更远。3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该停下来审视一下这过程中的得失和偏颇，这样就可以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更好地把握尺度和方向。何况从90年代起西方的学者们已经开始检讨文化理论泛滥带给文学和社会的众多问题，连解构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对自己早期的言论也做了一些修正，我们再不反思和调整就真正要落后了。下面我就用这30多年在美国读书以及回国后从教和进行科研时的例子谈两点文学批评中使用理论不恰当所带来的问题。
一、在文学评论中过分地强调理论框架
实际上，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及讨论自古便有之。谈“想法”就需要有个道理和依据，只不过直到18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多半是文人的个人行为。虽然有亚里士多德的诗歌和悲剧理论，和后来许多用哲学、道德理论和美学来诠释文学的大师，文学和文化理论，特别是后者，远远没有独立门户，形成能够影响社会政治和左右文界的巨大力量。涉及文学和文化的理论兴起并成为一门学科是从19世纪走过来，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的新现象。多元文论既丰富了、加深了我们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认识，给文学作品以无限的解读余地及生命力，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繁荣兴旺。但与此同时文化理论介入文学批评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理论喧宾夺主：当理论家们介入文学评论时，有相当一批人是为了映证自己的理论放之四海皆准，而不是重在用理论帮助揭示文学文本的宏大和丰厚。在这方面对《圣经》的阐释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圣经》的神圣性质，以往都被认为是最不可随意解释的文本，因此许多一流理论家，如福柯，都跃跃欲试要拿《圣经》试刀。
在我国文学教学和科研中，理论喧宾夺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强调论文撰写中的理论姿态，也就是论文撰写是否要有理论框架的问题。没有所谓的理论框架，哪怕是用多种理论来细读文本，就会被视为没有理论水平，而且会带来文章不被发表或论文无法通过的后果。这方面的强调，我们胜过西方。拿美国为例，那里一般把学术精英和学校的学生区分开来，并不强求在大学课程和学位论文中要写出有理论框架的论文来，更不要求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发表的压力一般见于大学教师，特别是那些有了临时教职，需要争取终身教职的年轻博士们。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导师始终强调的是多读书，以文本为主，了解各种批评意见，从而找到自己想说的话。博士论文可以按照自己的认识综合采用不同的手段，读人物，读结构，读社会背景，读心理描写都可以。有能力驾御理论框架也会得到肯定，但如果能力不够而做这种追求反而得不到鼓励。有一个美国学生的博士论文整个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框架来分析美国早期的政论性文献，结果在答辩中评价很低，一位莎士比亚教授当面告诉他他的论文很愚蠢。
虽然西方学者和教授常常出版和发表十分精辟的文学和文论见解，但在大学，尤其在大学本科的教学中，他们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重视文本的路子。这可以从他们的出版导向上看出来。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买进并出版的《文学：阅读、反应、写作（小说卷）》（Laurie G. Kirszner & Stephen R. Mandell. Literature: Reading, Reacting. Writing, 5th edtion）一书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它证明美国的文学教学路子仍是一板一眼地从文本基本内容入手。书中以传统教授文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先从情节、人物、故事发生地点、观点、文体、语气、语言、主题、象征和寓言手法等方面去查看文本，并且用夏洛特·P·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黄色的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等名著为例，让学生操练文本分析，还列出相关的参考材料供借鉴。最后选登的一两篇学生课程论文很说明问题，比如“夏洛特·P·吉尔曼小说《黄色的壁纸》中的囚禁与逃逸”（Confinement and Escape in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这篇文章从意象、人物分析及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等方面对该作品做了主题解析，不但显示出了笔者把握了对这篇小说已有过的一些主要意见，而且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独立的看法。虽然在讨论主题时必然牵涉到女主人公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的悲惨处境，但该论文决不是从女权主义的理论框架到文本，去玩弄身体、话语、符号等概念，而是以读懂和体会作品为中心的主题和写作方法的分析。这本2006年出版的指导阅读和论文写作的书充分证明了在美国和欧洲，文学教学中强调的还是文本细读的基本功，并没有用各种文论来取代或淹没文学作品本身，或把目的定在如何通过分析文本来显示自己的理论高度。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教师在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大量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并没有用理论框架去要求学生。即便如此，在我国过去30多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特别是研究生课程中，强调用理论驾御文学文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在重视文本还是强调理论方面各学校把握的情况不同，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是博士生必须发表才能毕业，而且还有诸如评选优秀博士论文，优秀论文数量又同院系争取学科等级挂钩等中国特色的量化管理制度连在一起，很多博士生从开始撰写论文那一刻起就为寻找理论框架而寝食不安，望学生成龙的导师也不断强调必须应用理论。我们不能说使用了理论框架的论文都不成功，但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现况中大多的理论框架都很一般，或者说，从长远来看是无实质意义的，还不要说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简单、生硬套用理论的败笔。比如用弗洛伊德套用乔叟的作品，不仅牵强，而且往往弗洛伊德也只剩下利比多或俄狄浦斯情结；又比如用女权主义批评华盛顿·欧文，结果变成了在凡是男人皆坏的定式指导下大力肯定瑞普·凡·温克尔的凶悍妻子，无视该作品的传奇优美和幽默，而火药味十足地批判“懒惰又没出息”的瑞普·凡·温克尔。有的学生有了框架之后就从文本里找佐证，甚至没有从头到尾看完作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即使论文发表的当时在有限的范围内造成一些轰动，长远下来这样的解读都会在文学文本的博大中泯灭。
强调论文必须具备理论框架的恶果除了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生吞活剥地搬用理论外，还见于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压力，使一些拜倒在理论面前又找不到理论框架的学生无法完成博士论文，而最终无果离去。有些为理论着迷的学生还幻想自己能够在论文撰写中提出自己的新理论，还有不少学生千方百计要证明自己发展了某某大理论家的理论。这样就造成了浮夸、狂妄和不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我们教授外国文学是作为培养有人文学识和境界的人才的大目标背道而驰。
二、政治化地对待文化运动，游戏性地理解文学作品
在这个议题下我主要举美国见闻为例，因为我国好在还有权威的意识形态，而且学理论总是比西方慢一拍，还没有解放到他们的地步。
在文化理论的盛期，多元文论带来的张扬少数族群的潮流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的学校政治，影响了课程设置和人员聘用政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女权主义教授倡导在校内成立了“男女同性恋学习会”（Lesbian and Homosexual Workshop），一些传统的教授认为有失学校大体，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美国虽然没有我国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权威话语掌控，却有不成文的对“政治正确”的追求。不论是学校当局还是每个个人，都怕被戴上压制少数族群、反对“进步”的帽子。学校特别要表现自己是站在理论潮流的前沿，这样就难免文化理论运动的政治化。因此，当一位深受学生爱戴、教学比较传统的维多利亚文学男教师与张扬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女教师同时竞争一个副教授资格（即长期聘任资格）时，学校不敢承担打击女性教师和同性恋族群的风险，不顾所有研究生签名支持男教师的强烈表态，还是把这个资格授予了从教学态度和作风上都遭到师生异议的女同性恋教师，同时还使得学校失去了一位学识渊博、尽心尽职的优秀男教师。
在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做法。比如8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开设了一门用弗式心理学读战争和恐怖小说的课程，教授在课上大谈这些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同性恋，阉割恐惧等内涵，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按照他的指引，凡是碰到关于水手、海员和士兵的故事就应该挖掘同性恋的可能。在他的引导下，一位同学读到因战争残酷吓坏了的男主人公在树林里奔逃被一只突然跳出来的兔子惊呆了的情节时，把这只竖着耳朵的兔子说成是父亲的象征，男主人公惊吓的原因因此变成怕父亲阉割他。学生们有时在背后窃笑这位教授，但为了拿学分都附和他的路子。
这样任意地解读文本存在极大的游戏性。比如有时明明很简单地能用“男权”这类词，或用社会分析表明的概念，却一定要改成时髦的弗式及女性主义词语，如“菲勒斯力量”（phallus / phallic power），甚至包括因为是男人而继承的财力（power of money）也被称作“菲勒斯力量”phallic power。谁不用这类词语就好像就没有水平，在后现代的文学批评中自动就出了局。以解读18世纪理查逊小说《帕美勒》为例。贫穷美貌的仆女帕美勒抗拒勾引时，不断写信给父母言志。而调戏和勾引她的贵族主人B先生偷读了她所有表白自己贞洁不渝的信件，为之折服，而最后娶她为妻。一种后现代的读法称写信用笔，因此笔给了她一般女人没有的力量，有了笔就等于帕美勒有了男人的生殖器（phallus），像男人一样有了“菲勒斯力量”。从这里进而得出一个三个P的等式，即：笔（pen）=男性生殖器（penis/phallus）=力量/权力（power）。这样的文字游戏给人一些新鲜感，却不如老老实实把铁锹叫铁锹更能持久。
除去弗式理论，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由于政治性比较强并富含意识形态因素而容易引起问题。女性主义自兴起以来的确为女性声张权利做出了贡献。在文学领域内，它引导我们注意男权话语垄断下造成的女性失语等现象，并极力发掘历代被忽略了的女作家和她们对文学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特别在我们中国的学生中，女性主义的批评做不到资深西方学者那样从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的解析，于是它常常被简单化为男人女人的黑白分界，而忽视了反映复杂现实生活的文学的多面性。这样的定位和分析连作者本人都会反感。90年代初多丽丝·莱辛到北大访问，在她做完报告的提问中，一个学生称她为女性主义作家，她当即就不高兴地反驳说自己不是女性主义作家，也不愿意读者这样看待她。我想，尽管作为一个理论学派，所有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的学者都很愿意宣扬这个头衔，但文学作家恐怕不会有任何一位愿意被定在某种类型作家的位置上，因为这样的定位就把作家本人的创作简单化和直白化了，否认了他/她创作的丰富性和其它贡献。莱辛这个例子也可以从侧面映证当我们采用女性主义批评去分析优秀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只是触及了那些作品的一个方面，虽有认识价值，但过分强调它就会让文学失去丰厚性。
解构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大。德里达等解构主义权威曾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打倒一切权威和真理。这在一定的期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支持了少数和边缘。然而，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指出的，在推崇边缘和少数的同时解构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精英意识，还不要说由此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后果。在文学批评中要打倒一切定式、定论的解构主义的游戏性最大。我在先前发表的文章中曾经举过耶鲁大学的解构学者如何把理查逊悲剧小说《克拉丽莎》中的强奸犯读成了正面人物，并指责女主人公太完美虚假，因此活该被强奸。当时也是伊格尔顿看不过去，著书予以强烈驳斥。这类完全不顾作者意图和作品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时代背景而对作品所作的歪曲，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虽然全面、公正地评价解构主义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在目前这个“理论之后”的时代已经有知名西方学者认为解构主义给西方人文传统带来了比先前任何一次反传统潮流都严重的伤害。
叙事学有自身较完整的体系，在解读文本时作为辅助手段很有帮助。以《圣经》的文学阐释为例，在这个领域里的解读几乎离不开叙事学。许多知名西方学者，如艾尔特（Robert Alter），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不但系统地展示了《圣经》的叙事特点，而且创造了适用《圣经》的叙事理论。叙事学毫无疑问已成为当今文本细读不可缺的工具。然而，由于叙事学的工具性比任何其它后现代理论都突出，它的语言科学基础使其有时需要更多的数学头脑来演绎。因此，如果把它的功能扩大到不适宜的地步，或以它为单一的切入点来审视文本，有时就会肢解文本，或以点代面，或机械、线性地做推理式解读。即便这样的分析最后得出了令人意想不到或“创新”的结论，但也会因为去除了文本的多重性和丰厚内容，而丢失了大图景，让人感到单薄。
上面我谈了国内外这30年来文学遭遇了理论之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大有否定理论的保守嫌疑。然而，这篇文章呼吁的反思并非秋后算帐，笔者并不是否定文本分析中要采用各种理论或方法，也不希望简单地回到20世纪上半叶那种生硬的社会和阶级批评，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抹杀后现代多元文论已经造成的巨大影响。但是，人类进步永远是在不断纠正偏差中实现的，再好、再新的事物，做过了头都会适得其反。事实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过分强调理论的美国大学已经受到了学生的抵制。在某些学校太多的理论空谈赶跑了学生，学不到文学文本的学生大量流向临近的其他学校去选课。然而，“不得人心”并不是理论泛滥的要害后果，强调文学作品更为重要也不是因为常说的“理论时来时去，而文本是永存的。”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想提醒同人的是不要忘记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设立外国文学课程的目的。不仅是我国，在西方学校也如是，教授文学（包括中国文学）是服从于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大目标的。为什么要读名著和经典？因为文学作品是人文思想和传统的重要载体，说到底是为了传授人文知识和传统，让学生从中体味人生，学习为人，增加阅历，并训练思辩能力。而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的目的则既是为了比较全面、深入地向我国介绍西方，也是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支撑和后盾。因此研究的目的是与培养人才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教授文学也好，采用理论来分析也好，主要还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
这方面我们同自然科学还是有差别的。虽然自然科学学科也有育人目标，但同时他们的确是要追赶世界水平，做出发明创造。我国教育界泛滥的量化管理对他们的副作用较小。而人文学科，特别是学校里的外国文学教学，则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发表和出版上。目前泛滥的把成果与学校和个人前途挂钩的管理政策，加剧了过去一段时间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中过分追求理论框架，生吞活剥地搬用理论，以及浮夸地赶超世界水平，用紧跟国外理论为最重要的标准来审视我们是否取得了教学和科研成绩的错误倾向。这样就造成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在为无法发表文章而愁苦，时间不能花在认真读书上，而是四处投稿，多半还要交纳不小的一笔经费才能达到目的。而大部分杂志也都是文稿堆积为患，为了让博士生毕业和教师提职称而接受了不少不太需要，或水平稍差的作品。
综上所述，我觉得我们是该总结和反思一下了。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理论不能没有，但在学校里与培养人的任务相比文学教学也好，理论应用也好，都只是途径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快纠正主要依靠发表数量来评估教学和科研的管理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杜绝外国文学领域里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不良现象，让理论成为深入而踏实地理解文本的有力工具，让文学在遭遇了理论之后不是受到损害，而是能够焕发出异样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