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幺傻：从莆田血案看荒蛮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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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乡村是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地方，乡村的农民都很淳朴善良。

因为我阅读了大量的当代小说，小说中的农民都是这样的形象。

尽管我出生在乡村，却一直读书求学，在外工作，其实我早就脱离了乡村的真实生活。

我所认为的乡村，其实是我臆想中的乡村。

真实的乡村，其实非常残忍、恐怖、恶劣……道德丧失，不讲伦理。

乡村早就沦陷！

2001年，春节刚过，我去陕西省耀县采访。

在耀县一座偏僻的乡村里，一个老头强奸儿媳妇好几年，儿子被他赶到黑煤窑挖煤，不准回家，连春节也不准回来。

大年三十的这天晚上，老头又强奸儿媳妇，儿媳妇赤身裸体逃出来，光脚踩着积雪，跑到了镇派出所，寻求保护。

我去村庄采访的时候，所有人都极不友善，用非常恶毒的眼光盯着我，他们摇摇头说：你听谁瞎说的？没有这回事。

我在村道上碰见了村长，村长喝得醉醺醺的，一直推搡着我，骂道：哪里来的假记者？再不走打死你！

村长的后面跟着几个同样喝得东倒西歪的人，他们指着我，一直恶毒地骂着，想要打我，我赶紧逃离了那座村庄。

从西安的报社来到耀县农村，一路奔波，花费了很多时间。

我不想就这么回去，前功尽弃。他们越不让我采访，越说明这里面有鬼，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那天晚上，我住在距离村庄两三里外的一面土窑洞里。

窑洞里只有一个肮脏的老头，估计老头几年都没有洗澡，浑身散发着臭味。

然而，我只能捏着鼻子住在这里。

站在山顶上，放眼望去，视力所及的，只有那座村庄和这面窑洞。

老头说，他是外来户，在村子里被人欺负得住不下去，就只能住在村子外面。

我问：公公强奸儿媳妇的事情，是真的？

老头说：当然是真的，都好几年了。村长是他侄儿，他们家是村子里的大户，没人敢惹。

老头还给我说，他家的院子被人占了，地也被人占了，他自己在村边开垦一点荒地，庄稼也被人收割了。

他去找收割的人评理，被人殴打了一顿。

我问：这事村长不管？

老头说：村长和他们是一个姓，人家是本家。

我明白了，在荒蛮的农村，只讲血缘，不讲道德；只认关系，不认道理。

快到夜晚11点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还有几束手电筒的光亮。

声音在寂静的乡村夜晚传得非常远。

老头悚然而惊，推着我说：你快点走，他们来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提着背包逃出了窑洞。

我逃出几十米远，爬在石头后，听见他们在问老头，有没有看到一个城里来的记者？

还听到有人说威胁说，要是看到这个记者，砍死了埋在土窟窿里，不会有人知道。

我吓坏了，我知道他们要是真的这么做，我的尸首永远都找不到了。

我赶紧悄悄离开。

那天晚上非常冷，温度在零下一二十度。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一条乡间小路走着，边走边回头看着有没有人追上来。

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反正距离那座村庄越远，我越安全。

为了避免受到狼的袭击，我折了一根树枝。

我在山中走了一夜。凌晨五点，走到一座乡镇的街道上。

街道上只有几家店铺，没有旅社。

我又困又饿，抱着头，缩在墙角，就这样睡着了。

我是被音乐声叫醒的。

醒来后看到太阳升起来，街对面的一家花店服装店里，重复播放着孟庭苇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情人节。

我拦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通往西安的柏油路。

那个司机要了我五元钱。其实只有七八里山路。

我当时只想赶快回到我在西安的出租屋。

那间位于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不到十平方米，一月房租70元。

回到西安已是黄昏。

那天的西安非常热闹。

大街上都是相互依偎逛街的情侣，他们满脸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而我孤身一人，衣服鞋子上都是泥巴，像只不合时宜的走上大街的老鼠。

人们主动给我让出一条路，人们都用嫌弃的目光看着我。

他们把我当成了肮脏的乞丐。

那天是情人节，没有人知道这个刚刚死里逃生采访回来的记者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恋人，而且报社因为经营不善，即将倒闭。他活得非常悲催，他的日子一团乱麻。

事实上，我的生活和乞丐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那次在陕西省耀县山村采访的经历，改变了我对农村的看法。

农村是法律和道德的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农村是野蛮和恶习疯狂生长的地方。

后来的一次经历，更坚定了我的看法。

2011年秋天，我在西安换了一家报社，去秦岭山中的山阳县采访。

那座村庄里，很多媳妇都是人贩子从外地贩卖来的。

她们在捆绑中，威胁中，逼迫中，被村庄里的老光棍一次次强奸，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后，她们彻底绝望了，只能死心塌地留在这座山村中过日子。

那次，我是跟着警察去解救一名被拐卖的妇女。

警车一开进村庄，就被村民堵住了，不让警车进村。

有两个老太太，直接睡在警车的车轮前，不让往前开。

实在无奈，我只好和警察去找村长。

村长态度很傲慢，他说：国有国法，村也有村规，你们不给我村长打招呼，就进村抓人，现在你们惹祸了，这事我没法管。

外地警察把本地村长真的没办法，村长是乡政府任命的，你外地警察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后来没办法，我们只好开车离开。

明知道村子里有很多被拐卖的妇女，但你就是救不出来。

后来呢？

后来，我没有再去那座村庄，不知道后续结果。

乡村早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民风淳朴、人心向善。

乡村早就沦陷了，乡村早就变味了。

更早以前的1996年，那时候我在县城高中当教师，我家和对门产生矛盾。

直到现在，那家人都和我家不说话。

产生矛盾的原因，是因为庄基地。

我们家是黄河移民。

1959年，苏联水利专家说，要在河南三门峡修建水库，建水力发电站。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说：行不通，黄河大量泥沙，会抬高水位，造成上游支流的渭河泥沙淤积，渭河两岸的百姓会遭水淹。

但是，那时候的人都疯狂迷信苏联专家，黄万里的话没人听。

三门峡水电站还是修建了，而处于渭河两岸的陕西省朝邑县、平民县百姓，全部向北搬迁。

国家不给一分钱，要你搬你就搬，不准啰嗦。

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家离开了世代富饶的关中平原，搬到了陕北高原南麓一座荒凉贫穷的山村。

而有人搬迁到了更远的宁夏、甘肃、内蒙那些荒凉地区。

朝邑县和平民县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三门峡水电站最后半途而废。

而散落在西北各处的黄河移民，饱受当地人欺负和排挤，一直想要回到故土。

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外来户都是遭受歧视的，很难融入本地人的圈子里。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一直都在“排外”，乡村尤其严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政策的允许下，原来朝邑县和平民县的百姓，又陆陆续续搬回来。

组成了大荔县东部的几个乡镇：鲁安、韦林、迪村……

三十年前，我们家离开，一贫如洗。

三十年后，我们家返回，依然一贫如洗。

而这三十年里，祖父、父亲两辈人，一直在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将生活成本降到了最低最低。

我一直在想，他们创造的劳动成果在哪里？他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得到改善？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搬回到大荔东部后，乡政府给每家每户都划分了庄基地。

我家因为贫穷，盖不起房子，父亲就在村外搭了一间窝棚，暂且栖身。

而我家对门，是弟兄两个，他们家盖了房子。

他们家喂了一头牛，牛圈要经常垫土，垫土需要到村外拉土，他们不愿意跑那么远，就在对门我家的庄基地里起土。

他们把我家庄基地里的土拉走了，我家盖房子的时候，就需要从别的地方拉土，费时费力。

那天，我爹看到他们家的老大又在我家庄基地里起土，就上去制止。

那家老大打了我爹。

据村子里的人说，他抓住我爹的胳膊向后扭，我爹的胳膊差点被扭断了，我爹惨叫不已……

而在几年前，我爹肩胛骨动过手术，只有一条胳膊能够动弹。

三个月后，我从县城回到家中，我爹瞒着我这件事。

我是听村子里的人说起这件事的，非常气愤。

我找到村长。

村长躺在床上，看到我进门，连起身的动作都没有，只看了我一眼，鼻子哼了一声，就转过头去。

我说了我爹被打的事情经过。

村长鼻子继续哼了一声，不理我。

我问：村长叔，这事情怎么处理？

村长说：那弟兄两个歪（陕西方言：厉害）得很，我不敢惹。

我听他怎么说，知道没有什么结果。我说：那我走了。

他继续鼻子哼了一声，没有起身。

我走出村长家，来到村治保主任家。

治保主任，管理的是村庄的社会治安，偷盗、打架、争吵……

治保主任态度倒是很热情，但是他说：那弟兄两个都打过我，我没办法。

我说：我来只是要你一句话，将来出了事，你可别怪没有给你提前打招呼。

治保主任说：你爱咋弄就咋弄，尽你的本事弄。

我回到家，把治保主任的话告诉我爹，我爹说：治保主任和这弟兄两个是一伙的，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

第二天，我来到乡镇派出所，直接找所长。

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说明了事情经过，也说明了我的身份。

我是国家干部。那时候还没有公务员这个称呼，那时候的机关人员和教师都属于国家干部。

我把《情况说明》给了派出所所长后，就回来等消息。

当天下午，就有了消息。

打了我爹的那个人，在附近乡镇赶集的时候，被派出所抓走了。

那天晚上，我家窝棚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村子里被那弟兄两个打过的人。

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对着我说：啊呀呀，你这事干得漂亮，给你爹把仇报了，也给叔把仇报了。

我爹我娘忙前忙后，倒茶取烟，一直忙到后半夜，屋子里才没有了客人。

这时候，治保主任偷偷溜了进来。

治保主任不等我爹给他拿烟，赶紧把一盒好烟塞到我爹手里。

他低声下气地问我爹：你问问娃，状子里写没写那家老二？

我给派出所长的《情况说明》里，只写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写到那家老二。

但是，我故意说：我写了老二，这弟兄俩是村霸，我全都写了。

治保主任脸上变了颜色，他喃喃几句，赶紧走了。

我爹望着他的背影说：这是给那户人家通风报信去了。

第二天，我听村子里的人说，后半夜，老二骑着摩托车，慌里慌张地出去躲避了。

打了我爹的那个人，被在派出所关了一周，罚款2000元。

他以后见了我爹，再也不敢嚣张了。每次远远看到我爹，他就赶紧绕路走。

然而，我感到蹊跷的是，前些年，村庄那个治保主任死了后，这户人家的老大，居然当上了治保主任。

治保主任不是选的，是村委会任命的。

村支书和村长看到谁和他们关系好，谁就能当上治保主任。

一个在村庄名声比大粪还臭的村霸，居然当了治保主任，这太滑稽太荒诞了。

其实，滑稽荒诞的岂止一个村治保主任。

我曾工作的那座县城里，有一个油水部门，同一间办公室里坐在一起的，全是县长局长的儿子和女婿。

二十年后，这间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全都当了县长局长。县长局长是他奶奶给他们家生的？

小地方的村霸需要治理，小地方的这些“官霸”也需要治理。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公正平等的环境中，莆田血案自然就不会发生，不公平的事情也会大大减少。

（李幺傻：著名暗访记者：畅销书作家，出版书籍30部，多次获奖，代表作《暗访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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