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烟空：半个世纪开开合合的大学之门
这是三个时代的求学的故事，没有虚构。
1951年的冬天，其实是1951年的1月，14岁的五哥初中毕业，当时流行戴八角帽，照毕业相时，五哥还借了同学的戴，留下了意气风发的瞬间。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人生中第一次由自己来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时刻到了，内心隐隐有一丝不安。直到此刻，他才发觉，父母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为自己安排打算好一切，在此之前，他的每一次上学读书，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来去，在学校与学校之间辗转，都是父母给予自己的最好的安排。但是，从这一刻，他所依赖的习惯必须被打破。
他原本可以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到重点高中，然后以优异的成绩升入理想的大学。但这一切，在1951年的冬天，已经变成了遥远的梦。他暗暗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考中师，减轻遭遇变故的家庭的经济负担。
1951年，农村正值“减租退押”高潮，农民协会站岗放哨，检查路人，严防逃亡地主。五哥去镇公所办了“通行证”，那天中午，五哥给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出门之后去了邻居家，让邻居天黑之后再告诉父母自己离家几天，到专区参加中等师范学校考试去了。
从家里去专区大约有120里路程，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小伙伴，他们计划天黑之前走到专区。在此之前，他和父亲坐车去过很多城市，像这样漫长的徒步还是头一次。他们硬撑着体力，走了差不多70里路，天色已经全暗了，走到五龙场，看到有一家旅馆可以食宿，便点了一份蘸碟的白水豆腐、一碗干饭，吃住花了2毛5。睡下不久，就有农民协会的会员拿着刀矛闹哄哄地到旅店检查，见是有通行证的考生，才离开去了别地。次日天色微曙，二人便又启程，走了50里路，临近中午才赶到。五哥去找到读大学的表哥，托他安排好食宿，就匆忙赶去师范校完成了报名手续。
考试很顺利，五哥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校。原以为师范学校是吃公家饭，但五哥进校那年，并非完全如此。当时是评“人民助学金”，助学金的重点在“助”，还分甲乙丙丁几个等级，甲等助学金的人可以免交伙食费，想要拿到甲等的，必须经过评议争斗许多关口，在此，五哥也经历了一场风波。首先是要区乡镇政府开具家庭经济情况证明，五哥把申请表填好后，拿到镇政府去请审核盖章，镇长说：“你是国大代表那一家的娃，还想吃助学金，不行，走吧。”毫无商量余地。五哥决定掉头直接去找区政府。盖章的人了解五哥家庭现状，二话不说就盖了鲜章。校方审核是最后一关，地主家后代评还是不评，分歧很大，直到胡耀邦发话：出身地主家庭的学生，进入人民政府办的学校，就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上不能歧视，经济上也要一视同仁，应该评定助学金，该评哪等就哪等。那一年前前后后评过两三次，五哥一次乙等，其余皆为甲等。
1954年，三年中师学习结束，行署已经撤销，本地区分回原籍，外地考生按点名册顺序依次往缺教师较多的地方分配，五哥就这样被分到了一个落后的小县城，在教育部门一呆就是37年。
1961年的夏天，三妹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算算成绩还不错，便欢喜地在学生寝室住着，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
眼看着一个接一个同学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三妹心里开始发毛。她比他们成绩都好呀，什么原因？后来有人告诉她，只有一个原因，政审不合格。
三妹的心情一点点晦暗起来。高一时，三妹写了一篇小品《黄莺与麻雀》，黄莺是自喻，麻雀是指告密的小人。小品放在桌子下面的抽屉里，被同桌找出来偷看告了密，并且还张贴在班上的学习专栏里。58年正处于反右后期，巨大的压力使三妹如临深渊。过了些天，校长找三妹去谈话，大意是青年人在前进路上有缺点不算什么大事，鼓励了几句，就算给这件事画了个句号。这个校长当时已经成了右派，从区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才任职校长的。
越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害怕的事情越是接踵而至，每周一次的作文课，有一篇是《欢呼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三妹在文章中多写了一个“不”字，这一关键字变成了与欢呼完全相反的意思，语文老师在作文上批了一大段，其中就有要从政治上找原因的话，三妹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等着不幸降临，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估计老师手下留情没有告发。自此，三妹在学校期间再也不愿多说一句话。
三妹的整个高中阶段是在恐惧压力和激情交织中度过的。恐惧如上所说，激情大概在于真的以为自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老毛死后，三妹还曾争取过为他站岗的资格，但没有争取到，她一直认为自己早就被社会抛弃。
上高中后，三妹的成绩中等偏上，文科科目成绩都很好，高考前又被分进了拔尖班。
高考之前填报政审表是必须的过程。填写时，三妹生怕自己留下对党不老实坦诚的嫌疑，便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填上，所谓都知道的，并非是好的方面，只有不好的东西才会被隐瞒起来见不得光。三妹先是把那些道听途说关于她父亲的事情填上了，比如当过甲长，参加了红帮、青帮、扇子队，直到2009年才了解到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一伙人闯到家里来逼着他非做保长不可，他都坚决不做。
三妹还填了大舅是武装队长，姑父是高峰道头子，表哥参加了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再去了美国，姐夫是大右派，总之就是向自己身上使劲泼脏水。
呆在学校久久得不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三妹自知已经落榜，落寞回到家中，几天后，接到了一纸不予录取的通知，三妹当场撕得粉碎（有点遗憾，如果留到现在也算记录一个时代的文物了）。
前些日子，已经七十多岁的三妹有点生气，说她永久拉黑了一个当年的同学。起因是这个同学说自己根红苗正，考上了大学，当上了纪委书记，三妹非常不屑：群里落榜的几个同学哪个当年不比他优秀？贫下中农天然具有道德优势？他们天然代表正义和良知？如果不是政审落榜，我上的大学会比他差？
1977年冬天，在乡下做了几年知青、回城当了几年工人的九弟迎来了恢复高考第一次考试。这个从小就比别人聪明伶俐的老九，高考成绩非常出色，考分排在全省前几名。
那个冬天比任何一年都要寒冷，九弟一边在铁工厂敲着生铁皮箍着冰冷的铁桶，一边心急火燎地等待着邮局送来好消息。
雪下了，雪化了，通知书一直没来到。刚刚从十年萎靡困顿的生活中燃起了微茫希望的九弟，如堕冰窖。也许，敲铁皮、箍铁桶，就是他一生看得见头的未来了。
立春后的日子，一封录取通知书姗姗来到，这不是他填报的志愿，他的成绩可以上北大上清华上任何一所好学校，这是一所极其普通的一般本科院校，为什么？
五哥，几十年后，是五哥揭晓了答案。在这个答案揭晓之前，我们先回到1957年的夏天。
老太爷从1926年进入北大读书后，到1951年被打倒，之间办过中学、办过大学，当过中学校长，做过教育科长，出任过省教育督学，一个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许思考过很多问题，但他从未思考过，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会因为政治原因上不了学读不成书。
1957年夏天的九弟，被关在家里不许出门，老太爷担心他小、机灵、调皮，与人发生口角打斗，最后都会怪罪于反革命父母的教唆。这一年的九弟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但是，发生在他前面的是六哥、八哥都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连乡间民办学校都不敢收留。
1957年的五哥，已近做了小学校长，他答应父母，由自己带走九弟，转户口，上学。从此，九弟的档案中家长名字变成了五哥，他跟着五哥上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在文革到来后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返城做了工人。原以为一切也就这样了，可谁知，希望终究出现了，那一年，27万人，命运从触礁的岩石上被拖到了岸边。
多年以后，五哥生命垂危之际告诉已经成为院士的九弟：你应该去感谢一个人，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
1978年的初春，录取工作尚未结束，招办主任去视察录取工作，调阅了高分落榜考生档案，他在九弟的档案中看到了五哥的名字，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同事，虽不熟悉，也曾认识。他对正在录取的一所高校的负责人说：这种家庭的孩子，怎么就不能上大学？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以五哥的身份担保，九弟是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
而在此几个月前，即1977年9月19日，是邓小平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