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烟空：立场与爱情和性爱的关系

立场与爱情和性爱的关系


2020/10/07

我以前爱说，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跟阳光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温暖，跟阴贽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冷漠，和尖刻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寡毒，跟没心没肺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比较简单，跟喧嚣着正义的人你会莫名其妙成为一个狂热的革命者。

我一般比较忌讳写活着的人，这两年我经常开玩笑说，朋友都是用来吹捧的，“吹捧”自然是玩笑，意思是说，对朋友多说优点，多看长处，短处缺点就留到私下悄悄说了，免得得罪人。所以，今天我还是从已经死去的人入手。

1912年，鲁迅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来到北京，落脚在绍兴会馆，一住就是7年。1917年，周作人到北大做文科教授兼国史编撰员，鲁迅帮周作人在隔壁王家租了一间屋子，你来我往，走动频繁。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两颗文坛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了巨大声誉，也赋予了他们稳定的高收入。于是，兄弟俩合力，在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新居。

1923年7月，中国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周氏兄弟之间闹起来的，几天之后，鲁迅携母搬到了西四的砖塔胡同61号，鲁迅在低矮的北房里写出来《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以及《娜拉出走之后》、《幸福的家庭》、《未有天才之前》等论文。在胡同深处的青砖古塔下，他俨然一位隐身陋巷、卧薪尝胆的文字刺客。

1924年5月25日，鲁迅和朱安搬进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所新居是鲁迅自己的。1925年3月，鲁迅收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求爱信，翌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在上海同居。

鲁迅是袁世凯钦定的教育佥事，直到1925年8月12日被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因为女师大学潮一事，刘和珍、许广平等学生骨干被打伤，鲁迅、钱玄同等7人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章士钊下令免职后，鲁迅于22日前往北平平政院控诉“老虎总长”章士钊。

鲁迅初到教育部的几年，做事还是有热情的，时间长了，深感教育部人浮于事，欠薪裁员都是冲着能干事的人，不上班的反而安然无恙，他自己从民国肇创之际就进入教育部，也算得上是元老级别的了，干了14年，但始终是个小科长，从来不被提拔，在官场上无疑也是悲剧的小角色，这种情形下，鲁迅积极转向新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与鲁迅过从甚密的是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他也给《新青年》写稿，但并未介入圈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无深交。鲁迅这一时期几乎谈不上什么社会关系，也几乎从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直到1924年遇到许广平。

1925年3月，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驱杨运动”，杨荫榆后来面对日本军的壮烈和悲怆，可以去搜索，本文不赘述。许广平是这场学潮中的骨干，为解除内心的迷茫，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在信中，她直言不讳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钦慕之心：“鲁迅先生：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

这封高调的“自白书”，让鲁迅和许广平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于是爱情就来了。

鲁迅在北京居住了12年，更多的是一个苦闷文人，在遇到许广平之后，鲁迅蜕变为左翼文人的旗手，他的战斗性、革命性，他的刺刀、匕首，在他死后不断被耄所用，对于一个过早死去的人来说，他无法掌控活人的翻云覆雨。

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去年冬天，一个朋友带着新任女友赴饭局，双双离开后，这让我想起来高尔基与安德烈耶娃，促使我写下这篇不着调的文章更有因由，但我还是不讲原因的好。

多年前我第一次读金雁老师《倒转红轮》时，差点把牙巴惊下来。这大概与我对世事洞悉还不够广阔、对历史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关。

草根作家高尔基在1905年之前仅仅是一个“文学圈内人”，他对文坛大腕的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敏感而自尊、浪漫而软弱表示出深深的失望，他更欣赏平民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的“行动主义”。他的政治观点是既反对反动倒退又避免革命动荡的改良主义，他同情革命，但一直以革命者的私人朋友而与整个民主运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直到1904年，高尔基遇到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安德烈耶娃并迅速堕入情网。安德烈耶娃不仅是一个热情似火的艺术家、交际花，更是一个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的激进分子。由于其美貌和非凡的活动能力以及会多门外语，被列宁称为“奇人”，当时迷倒了一大批崇尚革命的左派人士。所以分裂派教徒莫洛佐夫在1905年自杀后，把自己全部财产捐献给俄国社民党，并指定安德烈耶娃作为遗嘱执行人。这朵革命之花点燃了“没有主见的”耳根子很软的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在1905年革命高潮的十二月起义时，热衷于冒险的安德烈耶娃在她和高尔基的公寓里设置了一个炸弹实验室，为当时的街头堡垒战提供武器弹药。

在整个俄国知识界普遍恐惧激进式革命潮流的同时，高尔基一人大跨步地左转为激进派。他的作品充满了臆造和虚构的英雄激情。莫斯科艺术剧院当时上演过一场高尔基的《太阳之子》，观众反应冷淡，文学圈同行都不捧场，此次演出标志着高尔基与俄国知识界的集体决裂。

那之后，高尔基远走意大利，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着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搬上舞台，《群魔》以著名恐怖主义“革命者”涅恰耶夫为原型，对那些鼓吹为实现“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进行的揭露。改编上演《群魔》遭到了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的强烈抗议，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折磨者和具有病态心理的人，他喜欢描写那些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

注意了，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并不好过。居住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高尔基没有打算久居意大利，没有安置家产，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俄国的。客居他乡、年老的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当初的情绪化。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

我不时会想起高尔基在意大利的心理转变，生存环境的变化，与居住国国民的关系，心态失衡所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和几个月前远在DC的军芬盛赞中国大陆抗疫得力如出一辙，当然，军芬是有自觉意识的，她知道自己这句话会让我发笑，她自己也笑。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说着做着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高尔基并没有完全按照安德烈耶娃的打造，从此成为一个左派革命家。1913年后，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到了俄罗斯，他的革命激情逐渐减退，对陀氏的《群魔》开始表达共鸣，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关系渐趋改善，人性和良知又渐渐恢复起来，他涉足政治告一段落，又开始埋头专心文学创作。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欧耶，正是这一时期，高尔基与激情燃烧的安德烈耶娃的感情生活走到了尽头。安德烈耶娃同时也是列宁的金主，列宁“念旧情”没有对逐渐“不合时宜”的高尔基动手。

1921年，高尔基不满苏维埃政权，再次赴欧洲，在德国短暂停留后依然定居在意大利。1928年，高尔基华丽转身成为红色文豪，这以后，他的文学才华加入到了斯大林的政治游戏中，这一次与爱和性都没有关系了，戛然而止并不适用所有的场合，至少在这篇文章中，还可以交代一下高尔基的红色未来。金雁老师在她破解高尔基政治立场转变之谜中写道：

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西方报纸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认为举全国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尔基成为苏共党内斗争的“棋子”，“各派指望利用高尔基的招牌和声望加强自己的影响”。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的附近。高尔基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回国的一切优惠都是“主人”的恩赐。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斯大林深知高尔基，他说：“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在党的身上”，我们要用荣誉把他拴住，让他知道，如不听话就会失去很多东西，高尔基只要上了这个套，我们就要加以利用。

高尔基参加斯大林的政治游戏就注定要转变价值观，过去那个“不合时宜者”的社会良知彻底泯灭了。从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他写到斯大林时，用事实叙述的笔调，如“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开始用赞扬的定语，如“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则用“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增长的越来越快”，斯大林是“第二个列宁”，“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高尔基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现在大量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高尔基的转变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自身人格底线的崩溃，沾染权力后独立性的丧失；其次是他的虚荣，在国外的寂寞与回国后鲜花簇拥、众星捧月般的迎来送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都没有享受到的荣誉，为了利益，他必须以自己的表现成为“斯大林集中营中自由的囚徒”。

配完图发现，为啥都留相同的胡须呢？看来立场转变跟胡须样式也有关系：）

苍老师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