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在《Nature》刊文呼吁“中国增加土壤治理投入” 作者尧一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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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环格格有话说
6月3日周五,大家早安!!
5月26日 在《Nature》出现一篇 呼吁“中国增加土壤治理投入”的文章,这篇文章作者是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副教授 尧一骏。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有着对环境保护事业强烈的热爱!!
今天 格格专访----尧一骏。
浙江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尧一骏
访谈
问:中国的土壤场地修复 ---您在文章中说 历史“很” 短,那么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
尧一骏:中国的场地修复(即城市土壤修复)最早可追溯于本世纪初,如2002年的“杭州炼油厂”原厂址治理修复工程。
但开始被报道的场地修复标志性事件为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站”的基坑施工过程中工人中毒事件,当时北京环保局封闭了施工现场,并将污染土壤被挖出并运走进行焚烧处理。自那以后又陆陆续续出现了“苏州郭巷”筑路工人中毒事件和“武汉郝山地块”工人中毒事件。这些都是由于污染土壤产生的急性风险,导致环境事故的发生,进而被动开展的场地修复。
那么主动修复城市土壤的仅有2007年上海世博园区修复工程等个别例子。
尧一骏:中国真正大规模的主动修复城市土壤工程还是从2013年开始,著名的修复工程包括“杭州农药厂原厂址修复工程”以及国内投资额最大的“北京焦化厂原址修复项目”。
目前的城市土壤修复项目主要是由房地产经济推动的,其修复的成本最后进入了房价,直接被消费者承担。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商业价值高的地块就有钱修复,反之往往无人问津。这样一来也会由于最近一两年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导致城市土壤修复行业的不景气。
据我所知,在2015年,全中国场地修复的投入仅在20亿元人民币左右,占GDP的0.003%,就是受此影响;相比较,2015年美国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方面投入约180亿美元,占其GDP的0.1%。
问:您认为目前场地修复的实际困难(比如可落实可解决的困难,再比如 缺资金 落实难的困难)?
尧一骏:所有的环境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钱上面,有了钱任何环境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我建议用“场地治理”的说法来代替“场地修复”。因为,修复意味着将污染物从土中去除,而场地治理则涵义更为广泛,包括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利用土地, 不一定修复,或者不完全修复场地。
我认为,目前制约国内场地治理的主要矛盾为大量的污染场地和极其有限的治理资金之间的矛盾。
为了解决或者缓解这个矛盾,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必须加大投入,我相信最近出台的“土十条”会刺激这方面的投资,另一方面,在治理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风险管控,即采取改变土地使用方式等措施,在不修复或者适度修复污染地块的条件下,控制土壤的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一点在“土十条”的总体要求里也得到了体现。
问:您在文章中说不能直接借鉴美国的技术,为什么?那么目前我们中国场地治理的最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呢?
尧一骏:由于中美主要场地类型不同,他山之石,未必可攻此山之玉。
美国是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其城市化较早,例如在拉夫运河事件中,社区的兴建是50年代,而问题的暴露是70年代末期,而超级基金法案的设立是在80年代。因此,典型的美国污染场地往往是已经开发好的居民小区或者商业区等,其众多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和治理技术是基于其这个特点而开发的;
相对而言,美国的棕地再开发项目较少,其相关的技术和标准发展的相对不完善,有些时候就借鉴了其治理另外一种刚才所提典型污染场地的经验,但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当前中国主要的污染场地治理均属于棕地再开发,如果直接借鉴美国某些并不成熟的棕地再开发经验,往往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过度修复。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场地治理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缺钱:统计表明2013-2015年共106个场地治理项目,总标额53亿元,平均每个项目5千万。由于不可能每个场地都拿出这么多钱来修复,所以中国大部分的场地治理必须依赖于风险管控。在棕地再开发的风险管控技术方面,美国也缺乏相关技术储备。实践出真知,中国场地风险管控技术的发展,有赖于中国场地治理实践工作的持续开展。
问:风险评估在目前污染场地修复(还是说治理)中起什么作用?今后的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发展方向是什么?
尧一骏:当前来说,场地的风险评估决定了污染场地修复的范围、深度以及强度。对于“土十条”推行的风险管控,风评也决定了风险管控方式的选择。
在美国,典型场地中风险评估的目标群体往往是当前场地上的居民,因此其对风险的判断以实地监测为基础,场地风险模型的预测只是作为辅助或筛查风险时使用;而在中国的棕地再开发项目中,风险评估的目标群体往往是场地修复后的未来居民,风险评估只能依靠模型预测。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拿一些很简单的风险筛选模型来进行风险预测,这样制定的修复标准往往过度保守,或以此制定的风险管控措施及修复方式的选择较为有限,不利于场地的治理。
我个人认为,以后的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发展方向应该是基于当前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实测数据的模型预测,这种模型必须比当前的风险筛选模型更加符合场地实际情况,但同时不能过于复杂,以便推广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模型并不单纯指的是狭义的数学方程,美国环境保护总署曾指出,依据以往经验总结出的污染物浓度衰减系数同样属于模型预测的一种。
问:地下水修复是否被忽视?忽视后的结果是什么?
尧一骏:目前确实是常常被忽视。在早期的场地治理项目中,地下水是没有人提及或大家不愿意提及的,由于土壤的污染会直接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地下水与土壤之间又进行交叉污染,这导致了污染物扩散同时也使地下水的污染量也很难计算。举个例子,在南方某场地的治理施工过程中,由于忽视了修复现场的止水及地下水修复,导致受到污染的地下水源源不断的渗透进来,污染一直难以消除。还有的场地,污染的地下水没有控制好,导致在修复过程中,周边的场地也受到了一定的污染,造成了污染区域的扩大。
所以这几年在进行土壤修复项目施工时,有经验的修复企业一般先对场地进行止水帷幕的施工,将污染物封闭在一个固定区域内,然后结合土壤修复施工同时对地下水进行处置。
据我了解,某些城市,例如成都,已经开始对城市整个区域的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摸底调查,但所需的大量监测井钻探施工费用已是巨大,将来的治理(能源,设备,药剂和人工等)费用更将是天文数字。
问:您为什么要在《nature》中发文 呼吁?
尧一骏:因为相比中国严峻的土壤污染,投入实在相对太少。希望更多人 了解到 中国的污染场地治理的情况,这也有利于土壤治理整个行业的发展。我期望自己能在这个方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个人认为,以后场地修复的主要对象将为在居民区中可能对附近居民产生严重健康风险或者具有高度商业价值的污染地块,大部分的污染地块将根据其污染程度,采取分级管理的形式限制其使用方式,从而达到安全利用的目的。这也是“土十条”里所推荐的。
以上访谈,感谢尧一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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