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茶马古道概念辨析—以云南普洱景迈山为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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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原文刊载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年第5期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茶马古道概念辨析

—以云南普洱景迈山为研究案例

邹怡情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92）

摘 要:文章基于实地调查、历史研究和吸收已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在ICOMOS《文化线路宪章》理念指导下，对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茶马古道的基本概念进行辨析，指出其本质是由中国西部不同民族、地区物资文化交流需求推动形成，沟通联系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亚洲陆路交通网络，而茶叶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研究云南普洱景迈山案例，从云南省茶马古道线路分析其与景迈山开发历史、茶业发展历史的相互关系，认为茶马古道为景迈山遗产价值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重要历史线索，并由景迈山案例进一步论证探讨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遗产认知。

关键词：茶马古道；文化线路；景迈山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90/j.cnki.issn2096-698X.2020.05.079-089

1 茶马古道简介

1990年7月至9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徒步对位于滇川藏3省的横断山脉的古道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是，这些马帮古道赖以维持的最重要物质是茶，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是马，于是把这些马帮古道命名为茶马古道”^[1]。“茶马古道”一经提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带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和讨论。以社会学、语言学为背景的学者将“茶马古道”理解为“分布在民族种类最多，最复杂的滇、川、藏及东南亚和印度文化圈上”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通道^[2]。认为其“生动地展现了藏彝走廊物品流动的特征”，以及“民族关系史中‘礼’和‘戎’这两种往来方式”^[3]。这类研究中通常认为：茶马古道是在盐道、民间道路等基础上形成，由茶马贸易激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交通网络；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央政府用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茶马互市的道路”^[4]，因而研究重点在四川和甘青地区官方茶马互市的路线，时间则从唐晚期吐蕃形成饮茶风俗直至清中后期废除茶马互市^[5]。这些观点都与学者的专业背景、研究范围、调查区域有关，使得学界对于茶马古道涉及地域、具体线路、贸易内容和影响范围都有不尽相同的解读。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茶马古道”研究经过学者们20多年的探索研究，2010年在云南普洱发布《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2011年在四川雅安发布《茶马古道雅安共识》。2013年茶马古道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茶马古道作为文化遗产纳入到国家文物保护管理体系。经过第七批国保申报工作，茶马古道也完成了从概念到文物的落地。茶马古道国保简介的表述是：“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汉、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商道。它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是我国西南地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线性遗产。茶马古道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西藏、青海和甘肃等省区，此次列入国保单位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①。此描述代表了当时文物保护领域对茶马古道的认识，也反映了相关学科研究对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概念的影响。2016年国家文物局设立课题《云贵川茶马古道管理现状与保护对策研究》，课题组对列入国保单位的云贵川3省境内的茶马古道文物遗存进行现状调查，掌握各地茶马古道文物保护现状，并对茶马古道保护提出管理策略和保护工作建议。在ICOMOS《文化线路宪章》和UNESCO《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 指导下，吸收借鉴历史学、考古学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从中央政府茶马互市、以茶治边等国策的角度分析了茶马古道线路分布和发展历史阶段划定；也认同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者对茶马古道文化意义的解析，尊重最早提出“茶马古道”概念的几位学者的初衷；基于茶马古道文物遗存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整理，对它形成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推测后，课题组最终形成了以下观点。

茶马古道并非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条以“茶马古道”命名的历史道路。它是由后世学者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如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以“丝绸之路”命名欧亚大陆间的古代贸易通道是类似的逻辑，是学者对客观史实的提炼和总结，目前茶马古道研究范式仍在建立的过程中。茶马古道就其本质，是由中国西部不同民族、地区物资文化交流的需求推动下形成的亚洲陆路交通网络。它是陆上交通，因为中国西部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大部分区域难以通行水路。定义为交通网络，是因为它由这些地区经上千年发展形成的历史道路连缀而成，形成了干道、支道、小路等不同等级的道路网络。它不仅有官方开辟的“官马大道”，也有着民间商队走出的通往城镇、乡村的小路，像毛细血管一样维持边远地区人们的生存。这一陆路交通网络的运输工具也并不仅限于马，还包括牛、牦牛、骡、驴、骆驼等畜力和人力，如四川地区的背夫（图1）。所以马帮并不是茶马古道上唯一的运输组织方式。

图1 四川茶叶背夫1910年

（来源：美国加州大学网络档案；丁乐梅（Edwin J. Dingle）摄）

茶马古道空间范畴分布横跨中国地势第一、第二阶梯之间和农耕、游牧交错地带，将天然存在物产交换互补需求的不同区域相连接，这些物质包括生命不可或缺的盐、粮食、药材，生活物资，如茶叶、皮毛、金属，还有重要的军事物资马匹等。“茶马古道”虽以“茶马”为名，但并不以“茶马互市”来界定，也不仅限于“茶马贸易”。不仅因为茶马古道所指向的西部地区古代道路形成的时间可以追溯至秦汉，唐代已经基本形成各地区间的主要交通联系线路，宋代开始的茶马互市不过是利用已有道路；也因为不同时期道路开辟和变更的历史因素极其复杂，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都对其产生影响，绝不仅限于茶马互市。四川、云南和贵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西南茶区^②，其产出的茶叶恰恰是西部游牧地区各民族喜爱的生活物资，而马匹作为古代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物资，无疑也是地处中原农业地区的中央王朝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封氏闻见》记录“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可见自唐代始西部牧区已经以马来交换中原出产。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川陕四路推行茶叶专卖以及与西北诸族群实行茶马互市。茶马互市、以茶治边国策的推行以及饮茶风俗的形成^③，茶文化的传播带来了茶贸易的发展，茶叶作为高利润商品确实促进和带动了农牧区之间的物资交换，也进一步加强了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联系^[6]。因此以“茶、马”作为代表性物资来命名这一陆上交通网络是恰切的。但不能因此认为茶马古道就是运输茶叶的道路，事实上地区间所有物资运输都得通过这些道路来完成，也不能只研究运输茶叶和马匹的道路。古道及其上的贸易运输并不会因为茶马互市政策的取消而消失，只是随着政策的变化而使得道路线路变化，茶叶贸易不再官办而由民间自发组织等。不应当以茶马互市政策的颁布或取消而作为茶马古道研究的时间界定，若是如此，就会导致对历史研究的偏废，也无法予以完整的历史图景的勾勒和认知。

茶马古道分布及影响的区域主要是中国西部，包括了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和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等山川河流后，联络起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国，所以茶马古道的历史和文化影响绝不仅限于“中国”^[7]境内。一是历史上中国西部地区有一个逐步纳入中央版图的过程，不能以当代的行政区划来限定对历史的研究。二是这一地区不仅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也接受来自内地与南亚、东南亚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单向的输入。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与其他地区的缓冲与联通，其影响和意义要在更大的空间范畴内考量。根据研究，茶马古道向东南（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云南—越南）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向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向西（西藏—印度—阿富汗）可与丝绸之路联络。因此茶马古道是亚洲的跨国陆路通道，通过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纳入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的网络。甚至可以认为，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形成体现了全球化进程，而茶叶也确实在其中扮演了非常积极而决定性的作用^[8]。

由此，课题组得出茶马古道的基本认识：“茶马古道”兴起于唐宋，延续元明清3朝直至民国时期，因被近代交通取代而衰落。空间范围覆盖中国云、贵、川、渝、藏、陕、甘、青8省区市，连接汉、藏、彝、回等多民族文化区域，延伸并连接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境内跨国陆路交通网络。茶马古道形成受到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影响，因其所跨越联通的区域自然环境条件较为残酷，使其线路具有极强的延续性；而历史人文因素可归纳为国家和地方两种力量、两个方向（上下、内外）的互动影响。这种互动影响以官方茶马互市、民间贸易为主要方式（但不限于），加强了中原汉文化主导的内地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交往，既体现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治理不断深入的过程，也体现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不断吸收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9]组成部分的历史进程。同时，它也是中华文明与南亚、东南亚各族各国构成东方文明的“黏合”区的重要文化通道。

2 云南省茶马古道线路

通过大量工作，课题组认定并绘制完成《茶马古道总图》（图2）和《云南省茶马古道总图》（图3）。云南省茶马古道线路主体格局呈“十字”结构，从滇南西双版纳北上普洱、大理、丽江、迪庆入藏的滇藏线，其中又可分为从丽江石鼓—迪庆维西—怒江—察隅的滇藏西线和从临沧至大理—丽江—迪庆入藏的滇藏线的支线—临大线；和从四川、贵州入滇东，从昭通、曲靖至昆明的川滇线、滇黔线；连接从昆明、楚雄、大理、保山或德宏出境至缅甸并通往东南亚、南亚的滇缅线。南宋向大理国购买马匹作为安抚手段，西南马通过云南、贵州至广西横山寨交易^④；但并不以茶易马，而是以马匹换取内地的书籍、纺织品、瓷器等物。清康熙平西王吴三桂为叛乱囤积军马，与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于州地（北胜州，现丽江永胜）五市，以马易茶”^⑤，但为时较短。故此，云南并非宋明两朝“茶马互市”的主要区域，云南省内道路的开通与官方茶马互市的关系并不延续、密切。

图2 茶马古道总图

（来源：张依玫绘制；bzdt.ch.mnr.gov.cn）

图3 云南省茶马古道总图

（来源：张依玫绘制；bzdt.ch.mnr.gov.cn）

滇藏线是云南茶叶运输到藏区的主要线路，但滇藏线的开辟不仅仅因为茶叶贸易。唐代吐蕃、南诏与大唐在中国西南互相角力、时分时合，那时云南与西藏之间已经有通道，受限于自然环境、政治形势和云南茶叶生产水平，那时还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茶叶商贸，但滇南的茶叶已经行销洱海地区^⑥。需考虑到现云南迪庆与四川阿坝、甘孜、西藏昌都同属康巴藏文化区域，所以文献所记“西番之用普茶，始至唐时”^⑦可能指的是康区。元代统一西藏、云南，并且广设站赤，不仅改善了云南省内交通，也加强了云南与西藏的联系，这为明代滇茶入藏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在元代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官方驿道开辟与卫所屯堡制度为滇茶入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明代云南所产茶叶称为“普茶”^⑧，其产量和销量都远超过去。目前，滇茶入藏有更多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主要集中在清代至民国。虽然滇藏线需跨越横断山脉，导致入藏路途不易和滇茶运输数量有限；但随着藏区适应并喜爱上滇茶风味，因“茶之为利甚博，利尝至数倍”，使得云南迪庆、丽江、大理的商帮经营茶叶贸易，藏区的寺院和贵族也将茶叶作为重要商品，多与云南商帮转接交易，或少量实力雄厚者直接入滇购茶。故此，滇藏线的开通虽不单纯为了茶叶贸易，但茶叶贸易确实是主要推动因素，茶叶也是藏区最需要的云南出产商品。滇藏线南端深入到云南主要茶产区普洱、临沧、西双版纳等地，其中澜沧江内的西双版纳、普洱为滇藏主线，而澜沧江外的临沧为滇藏支线。清末因为英国逐步占领印度、缅甸，从滇南、滇西直接出境从缅甸走公路、水路、铁路比翻越横断山脉的滇藏线入藏所费时间更短、成本更低，所以民国时期云南茶商又开辟了云南至缅甸、印度至西藏的境外运茶线路^[10]。

川滇线自古就是云南通过四川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道路，最早可追溯到秦汉开通的五尺道、灵关道，按线路可分为川滇东线、川滇西线。滇黔线成形于明初所辟官道，又分为滇黔北线、滇黔南线。川滇东线是滇茶内销的主要通道，“清初就已行销全国，与蒙顶、武夷、六安、龙井并美”^⑨。远销至江南的沱茶，就产自云南，但对于沿海各省只道是四川运来，以为茶名与沱江有关，却不知道坨（音tuo）乃云南方言，意为“一小块”。清代普洱茶作为贡茶，其运输线路是从西双版纳勐腊县至普洱思茅至昆明，从滇黔线由贵州入内地进京。普洱茶因被海外华侨喜爱，所以也有从普洱或红河至越南由海路抵香港和东南亚的贸易线路。因它连接海上丝绸之路，考虑到明清两朝海禁制度，所以它的开通可能晚于19世纪中叶。因此，云南的茶叶贸易也有东向线路，并不仅仅向西销往藏区。滇缅线为历代中国内地和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的交往通道，时间可追溯到汉代^⑩，但那仅是民间开辟的通道。汉代设永昌郡实为遥领，官道的开通和维护情况不能过于乐观，后经南诏、大理统治，元代扫平“永昌以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等未降部族”，才由中央政府统治、开辟官方驿道直至清末。民国期间又有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线路，可见这条线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滇缅线并非茶叶贸易的主要通道，到了清末才开始从此往缅甸走近路运茶至西藏。

综上所述，云南茶马古道上的物资运输及其组织方式以民间马帮茶叶贸易为主，滇茶贸易同时销往内地、藏区和境外，这是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地缘政治环境和物产种类综合影响而成。若是以官方茶马互市来定义“茶马古道”，确实与云南境内承袭日久的主要古道无关。不论是考虑到云南省相关文物已经列入茶马古道国保单位的客观情况，还是尊重“茶马六君子”提出概念之初衷，以及从文化线路遗产理念出发，课题组并不取所谓“狭义”茶马古道之意即在于此。

3 景迈山茶业发展与茶马古道

澜沧江中下游流域是云南主要茶产区，清代始有“六大茶山”^⑪之说，全部位于澜沧江内，当代有“新六大茶山”^⑫之称，都在澜沧江外。从茶叶品质来说，江内江外并不存在明显高下之分^⑬，实在是因为古代江内茶山不需越过澜沧江便于运输，所以出名较早，并作为贡茶主产区^⑭。景迈山位于普洱市澜沧县惠民镇，名列新6大茶山，可知其位于澜沧江外，也非清代贡茶产区。关于景迈山茶业发展历史的文献记载非常少，目前主要依靠口述历史和现有文物遗存。如樊绰《蛮书》所记“茶出银生城”只能说明南诏时期银生节度所辖区域^⑮有茶叶出产，但不能以此认定景迈山在唐代必有茶叶生产。景迈茶山目前约有1 208 hm²的栽培型古茶林，茶树种植历史与世居民族的定居开发史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景迈山共有5个民族在此生活，布朗族、傣族是景迈山世居民族， 伲人、佤族、汉族来到景迈山的时间都比较晚^⑯。布朗族和傣族是云南土著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滇西、滇南的保山、临沧、德宏、普洱、西双版纳等地^⑰。关于何时定居景迈山，哪个民族先开发景迈山，哪个民族先掌握茶树驯化栽培技术，不论是景迈村傣族、芒景村布朗族还是专家学者都持有不同的观点，尚未形成定论。

景迈山傣族只知是从德宏迁来，但具体时期不详。布朗族迁徙的历史根据芒景村苏国文老师回忆，布朗族大致是先在现昆明附近居住，第一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迁往“勐茅豪发”现德宏一带；第二次民族战争后，又迁往“来三孟”现勐海、澜沧、孟连与缅甸接壤处一带^[11]。布朗族传说中对这两次迁徙的时间都没有明确说明。据正史所载，《史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后汉书·西南夷》所记从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叛乱延续至建武二十一年（45年），武威将军刘尚在不韦现保山“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诸夷悉平”。所以推测第一次民族迁徙极可能与汉朝与西南各族之间的战争有关。第二次民族战争可能与元军或明军对云南的征服有关。如明天启《滇志》记载“世祖自吐蕃入大理，平云南，分为三十七路、四十八甸”；洪武“十四年（1381年），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帅帅征云南，平之。……二十一年（1388年），麓川百夷思伦发反，西平侯沐英遣都督冯诚督兵御制之，贼大败。”根据芒景村老书记南康回忆，他作为芒景头人的后代，传至他这一辈已有28代，而他有儿子、孙女，共计30代，以每代25岁为间隔估算有750年，推算芒景布朗族抵达景迈山的时间约为13世纪。云南省考古所在景迈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在景迈大寨南边近3 km的山梁上的茶园内有一片区域，当地人称“仙人坟”，为元代墓葬^[12]。景迈山傣族、布朗族都不知道仙人坟的来历，说明这不是傣、布朗两族祖先的遗存，而且他们抵达景迈山的时间应当晚于元代。笔者曾对缅甸布朗族进行过调查，了解到布朗族是13世纪迁入缅甸，这个时间与元军攻入云南的时间是一致的。现存于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文化园的傣文《功德碑记》所载：“傣历377年（1016年），大佛爷为首，麻阿纳弄建盖总佛寺”^⑱。此地区信仰南传佛教，依据《云南佛教史》认为南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当为14世纪^[13]，所以此碑所载时间作为景迈山开发史的时间还需作进一步考证。综上所分析，笔者推测布朗族抵达景迈山开始茶树种植的历史可能是13—14世纪，而不是更早的8世纪或11世纪。

关于傣族、布朗族哪个民族先掌握茶树种植技术也难以找到文献记载。目前云南传统茶产区包括现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州市下辖各县，种茶民族包括云南土著民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也有迁徙至云南定居的汉族、拉祜族、哈尼族等。可见，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仅限于已经掌握的生产技术和习惯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更多依赖于他们的生存条件。迁徙并定居到适合茶业发展的环境中，种水稻的哈尼族、狩猎的拉祜族也可以种茶为生。从语言学和民族学已有的研究成果^⑲分析，傣族和布朗族都是很早掌握茶树种植技术的民族。

相比起其他民族，滇南地区布朗族依靠茶业生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程度最深，所以布朗族常常自称为“种茶的民族”，在缅甸境内居住的布朗族也约有98%的人口以茶业为生^⑳。到底是哪一个民族最早发现了野生茶树并开始栽培种植已经难以考证，因为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从未将民间种茶制茶的相关事迹视为应当记录的史实，所以难以从文献中寻找。不过中国悠久的茶利用历史，使得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茶祖传说”。如：汉族奉神农氏为茶祖、四川雅安奉吴理真甘露禅师为茶祖、布朗族奉哎冷为茶祖、滇南地区奉诸葛亮为茶祖等。“茶祖崇拜”是中国茶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各地、各民族茶种植传统的尊重和自重^[14]。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研究的重点并不是谁第一个种植开始茶树，而是为何会形成这类“茶祖”传说，其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是特别值得深究和思考。

如果较为谨慎的将景迈山茶业开发史的时间定在13—14世纪，那么明清至今云南茶叶贸易的发展无疑推动了景迈山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茶山的命运与茶马古道的发展直接相关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景迈山上千公顷的古茶林，如此规模的茶产量不可能是原住民自用；何况茶叶不能代替粮食，将这么多土地用于种茶，没有外来粮食、盐巴的供应，难以想象这些种茶民族和村寨将如何生存。通过分析云南茶马古道主要线路的大致情况，推测景迈山茶业发展与云南茶马古道发展同步，而这并不是巧合（图4、图5）。随着唐代自上而下、自农区至牧区开始饮茶，宋代茶马互市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巩固了牧区饮茶习惯的形成，元代中央版图的扩大和站赤的修建为茶叶贸易流通打下了物质基础，明代以茶治边的政策将茶叶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官方统治深入和驿道的修建，则有条件将滇南茶叶运输去往更远的地区，而茶叶需求的增加和运输网络的形成更进一步刺激了茶山的发展。

注：历史边界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图组。

图4 澜沧县茶马古道线路图（来源：张依玫绘制；bzdt.ch.mnr.gov.cn）

图5 景迈山茶马古道线路图（来源：何金龙、张雪纯绘制）

清代改土归流设普洱府^㉑并将普洱茶列为贡茶，表明普洱茶品质受到中央王朝认可^㉒，也说明那时已经具备茶叶长途运输的道路条件，而贡茶也无疑提升了云南茶叶的市场认可度并影响至今。景迈山虽然是澜沧江外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茶山，也直接受益于云南茶业发展和茶马古道网络的开拓。

云南茶马古道道路网络的形成同时受到行政归属和产地与消费市场的区位关系的影响：出于管理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需要道路联系保证政令畅通；而出产地的商品无疑要运往消费市场，有需求就会带来道路的开拓和畅通，哪里消费普洱茶，哪里就有茶庄马帮商号的身影。下面具体分析景迈山所在澜沧县与滇南各地的古代道路联系。《孟连宣抚史》所录的《景迈茶山的归辖》说，景洪土司将女儿嫁给孟连土司，以景迈茶山作为嫁妆，上下允、佛房、谦六、景迈茶山自此先后归孟连土司管辖。苏国文《芒景布朗族与茶》说，“根据《布朗族大事记》记载，傣历115年（754年）版纳傣王、孟连傣王、缅甸景栋傣王集中在‘来山勐’（今糯福落勐山）举行盟会”，商定“把布朗族分成三大块来管理”，其中“一块为芒景布朗山，称为‘汪弄’，归孟连傣王辖区管理”，“从此芒景布朗山部落长就改由孟连傣王任命，芒景布朗山部落贡茶就由向版纳傣王贡，改为向孟连傣王贡了”。其中显示的景迈山的行政隶属关系与《孟连宣抚史》所说的是一致的。

《勐海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笔者在勐海县调研时，当地人也多次提起景迈山原属景洪。遗憾的是，这些文献都没有记录芒景布朗族归属孟连管辖的具体时间。故事里的版纳傣王即为车里土司，《明史》记载“车里，即古产里，为倭泥、貂党诸蛮杂居之地，古不通中国。元世祖……降之，置撒里路军民总管府，……洪武十五年，蛮长刀坎来降，改置车里军民府，……十七年改置军民宣慰使司。《元史》“木连路军民府”内容阙失，依据《孟连宣抚史》记载，1254年蒙古大军压境，王子罕巴法率官员百姓从德宏南迁至孟连，《明史》记载“孟琏长官司（旧为麓川平缅司地，后为孟定府）永乐四年四月置”。所以景迈山由车里归入孟连土司管辖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元代，《布朗族大事记》中傣历115年（754年）的时间可能并不准确。从行政归属的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何澜沧县古代道路向南通往勐海、景洪，向西通往孟连并且出缅甸，而向北过双江到临沧凤庆^㉓。此外澜沧境内还有联系普洱市的线路，从景迈山惠民镇至酒井乡、发展河乡、糯扎渡镇过澜沧江就是普洱市思茅区，而思茅是清代普洱茶集散地，此路多半与茶叶贸易运输有关，与官方治理无直接关系^㉔。可见，以景迈山为代表的江外茶山及其所在地区是民间茶叶贸易和官方管理两种力量形成区域道路格局。澜沧江外滇西南地区至民国历代都由土司管辖，道路的联通主要是依靠地方政权和民间力量而非中央政府。这种情况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极其普遍，所以课题组才认为：茶马古道是由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合力互动形成。若仅研究官方驿道，会造成历史知识的空白和认知的不足，也难以了解分析景迈山世界遗产价值的形成。

茶马古道对云南茶业发展乃至扩大到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仅从景迈山来看，它并非贡茶产区，也不在茶叶贸易线路的主线—滇藏线、滇藏支线上，连通景迈山的茶马古道已经属于小路一级，其茶叶贸易的规模都可以形成上千公顷的古茶林，这说明该地区茶叶贸易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茶马古道网络不仅带来茶叶贸易保障茶农生计，还带来了宗教文化、技术、工具和其他生活物资。最为重要的外来文化影响莫过于南传佛教的传入，约14世纪从缅甸景栋至西双版纳景洪又从勐海传入，明代1493—1514年孟连土司又去缅甸请大德高僧再次传法，从孟连又至景迈山。南传佛教与傣族、布朗族民族文化融合，结合茶业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景迈山地域民族特色文化。景迈山遗产区9个村寨曾经村村有缅寺㉕；景迈村芒埂寨有萨迪墓、萨迪井纪念第一位来景迈山传法的僧侣萨迪，他修建了景迈山第一座佛塔、第一座缅寺。其宗教建筑和民居建筑受到西双版纳和孟连地区的建筑样式影响，但更加朴素，反映了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山民的审美。景迈山芒洪寨的清代八角塔是云南东部通海、玉溪等地的汉人工匠修建，其外观为汉传佛教佛塔样式，但塔身雕刻有南传佛教造像风格的佛陀，还有道教“暗八仙”装饰纹样和汉族民俗图案“鲤鱼跳龙门”“鹿（禄）”等^[15]。这些文物遗存都见证了景迈山通过茶马古道与外界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

4 余论

探讨研究景迈山遗产价值形成的历程时，不论是追踪其世居民族定居景迈山的时间，或是景迈山茶业发展的过程，还是其文化价值形成的来源，需将其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背景，建立一个宏观、整合的研究框架，这既与景迈山作为茶文化景观遗产类型有关，也因其遗产价值发展形成与茶马古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课题组对茶马古道概念的认知，是在“文化线路”遗产语境下进行的探讨，也希望通过云南茶马古道网络中的景迈山案例可以直观地理解文化线路遗产。因为文化线路“强调要将每个独立存在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组成部分来评估其价值。这能够帮助反映当代人关于文化遗产价值作为一种持续性社会和经济发展资源的社会观”^㉖。

另外，ICOMOS《文化线路宪章》认为文化线路“是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群体长时间的持续交流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包括道路本身，还包括线路产生的文化影响”，说明文化线路研究并不限于、止于道路线路，而是通过道路线路来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通过这些线索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群体持续交流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和承载见证文化影响的文化遗产作为研究保护的对象。所以，课题组才将反映农牧区物资交易和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整个中国西部8省区市都纳入茶马古道的空间范围，并且考虑到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这些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已经溢出了中国行政区划范围，需要在亚洲范围内才能全面理解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影响和意义。景迈山案例的研究分析和茶马古道概念辨析都直接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而它也恰恰说明了保护研究文化线路遗产的意义。文化线路遗产作为一种新的遗产概念，突破了过去静态的、独立的遗产认知方式，而是在更大时空范围内动态研究以某一主题之名归纳整理而成的系列遗产，它不再强调某单个文物的价值，而是更为关注遗产整体所呈现、承载的特殊见证和遗产价值。由此，文化线路改变了观看历史的角度和方式，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类型。

（致谢：李旭研究员、孙华教授接受课题组访谈，杨海潮博士、何金龙考古领队两位学者多次与我讨论景迈山民族、历史等议题，分享他们对茶马古道的见解和成果，课题组张依玫负责了茶马古道历史梳理和图纸绘制，谨此一并致谢。）

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综合管理系统统www.1271.com.cn.

②[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栗，垣阳黄梨，巫山朱桔，南中茶子，西极石蜜。”从东汉起南中是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说明那时茶已是云贵川地区著名特产。

③[明]谈修《滴露漫录》“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

④《宋史.食货志》“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

⑤[清]李廷辉篡《滇南志略》。

⑥[唐]樊绰《蛮书.云南志》“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⑦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必须说明的是，对云南而言，西蕃并不仅指西藏，而是泛指所有在其西部的“诸蕃”。

⑧[明]谢肇《滇略》“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⑨[明]方以智《物理小识.饮食类》“普雨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方国瑜《闲话普洱茶》“清初以来，普洱茶大量行销全国，与蒙顶、武夷、六安、龙井并美。”

⑩[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⑪清雍正年间修《云南通志》提出“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6大茶山。

⑫“新6大茶山“乃近年来云南普洱茶市场的新提法，具体是哪6座茶山也有不同的排列，有一说是南糯、布朗、勐遮、勐宋、巴达、景迈。除景迈山之外的其余5座都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⑬目前云南普洱茶最受热捧、售价最高的冰岛茶位于临沧市双江县，班章茶位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都在澜沧江外。

⑭清《道光云南志钞》“而六茶山在东南三百里倚邦土弁境，产茶、备土物之贡。”倚邦在现西双版纳州勐腊县。

⑮辖区包括哀劳山和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今普洱、西双版纳和临沧绝大部分地区。

⑯根据对村民访谈，居住在龙蚌村的伲人（哈尼族中的一支）是清初到景迈山，居住在南座村的佤族是清代从西盟迁徙而来，老酒房村的汉族是19世纪40年代定居于景迈山。景迈山班改村的傣族，据村民介绍是水傣，掌握种植水稻的农业技术，是从孟连迁到景迈山。

⑰[元]李京《云南志略》。

⑱布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以石碑采用傣文作为傣族先抵达并开发景迈山的证据并不充分。

⑲方国瑜《闲话普洱茶》，杨海潮《景迈山茶祖故事中的历史与族群关系》。

⑳根据笔者对缅甸布朗茶叶协会主席的访谈所了解。

㉑[清]《重修一统志》“本朝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分车里司所辖六版纳思茅、普藤、整董、猛乌、6大茶山、橄榄坝置普洱府；其余江外六版纳仍隶车里，而改属于普洱府”。

㉒清乾隆皇帝御制诗《煎雪用前韵》“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

㉓孟连宣抚司先后归孟定府现临沧市耿马县、顺宁府现临沧市凤庆县管辖。

㉔直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澜沧县才划为直隶镇边厅，隶属南道， 南道治在普洱县城（现宁洱县）。

㉕现存有6个缅寺。

㉖ICOMOS《文化线路宪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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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J].四川文物,2002(1):74-83.

[5]北茶马古道研究会.中国北茶马古道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6]邹怡情,张依玫.作为文化线路的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研究[J].北京规划建设,2018(4):131-140.

[7]葛兆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木霁弘.茶叶传播与“茶马古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05(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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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肖耀辉.云南佛教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

[14]邹怡情.ICOMOS全球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之中国茶文化景观概论[M].2版.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

[15]邹怡情.茶马古道视野下的景迈山遗产价值认知[J].中国文化遗产,2019(6):81-90.

作者简介

邹怡情（1977—），女，高级工程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E-mail:[e-mail].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Tea-Horse Road as Cultural Route 

— A Case S tudy of Jingmai Mountain in Pu' er, Yunnan Province

ZOU Yiqing

（Beijing Tsing hua Tong heng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 te Co.,Ltd.，Beijing 100192，China）

Abstract: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relevant disciplines, this paper frames the Tea-Horse Road as a “cultural route” as specified by ICOMOS's“ Cultural Route Charter”.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a-Horse Road is in essence a l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Asia shaped by the demand for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Horse Road has linked China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 process in which tea played an active and decisive role. The case study of Jingmai Mountain in Pu'er, Yunnan Provinc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Horse Road and the history of Jingmai Mountain as well as its tea industr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Tea-Horse Road provides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important historical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heritage values of Jingmai Mountain. And through the case of Jingmai Mountain,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ea-Horse Road as a“ cultural route”.

Keywords:Tea-Horse Road；cultural route;

Jingmai Mountain

编辑：赵桠菏

审核：杨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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