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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党内最大对手之间的博弈:气度,到底有多重要?

栩先生 栩然说 20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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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栩然  赵清

首发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我宣布,成立一个临时的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1935年10月5日,在位于卓木碉一个喇嘛庙的会议上,他如是说道。

 

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发现眼前的一群人个个面色凝重、低头不语,整个喇嘛庙内鸦雀无声......

 

他知道,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开始了,而且他认为自己将是胜利者。

 

分裂已难以避免,那个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即将到来......

 

看到这里,你是否倒吸了一口凉气?

 

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还能有这种操作?

 

事实上,党内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而说这话的人,在党内也曾经享有过极高的威望。

 

他是党的元老级人物,资历比毛泽东深,地位比毛泽东高,实力更比毛泽东强。

 

开国上将许世友说过:“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1919年,年仅22岁的他在“五四运动”时成了北大的学生领袖,从那时开始就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而彼时的毛泽东还在北大图书馆当着不起眼的管理员。

 

1920年,年仅23岁的他就成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3位发起人之一,他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指导工人运动;而彼时的毛泽东刚回到湖南,当教员。

 

1921年,年仅24岁的他成为了建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同一个会上,毛泽东是记录员。

 


1922年,年仅25岁的他就代表中共前往苏联,成为了中共惟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而这时候的毛泽东,仅仅只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3年,年仅26岁的他就代表中共,领导发动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年,已经3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调往中央工作。

 

1927年,年仅30岁的他就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这一年选择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钻山沟。

 

1928年,年仅31岁的他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在井冈山打游击。

 

1935年,年仅38岁的他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则刚刚通过遵义会议进入红军领导层;

 

......

 

看他前半生的人生履历,简直可以用“火箭式飙升”来形容,30岁时,他就能取得很多人穷极一生也取得不了的成就。

 

他确实与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人都拜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

 

二人都有超前思维,不约而同地拒绝留洋,认为留在国内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途径;

 

二人都擅长搞群众运动,毛泽东擅长搞农民运动,而他擅长搞工人运动;

 

二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前半生二人旗鼓相当,可为什么后半生二人境遇如此不同呢?

 

在毛泽东建立不朽功勋、名烁古今的时候,他却远逃香港、美国、加拿大,在众叛亲离、贫困潦倒之下了结此生......

 

接下来,我就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中共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给党内带来分裂的人——张国焘

 

 

2


1935年6月18日,毛泽东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会师后,两支部队先是度过了热烈的“蜜月期”,然后又面临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题一:会师之后的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

 

问题二:下一步,红军往哪个方向走?

 

对于第一个问题,张国焘打着自己“小算盘”,他已经当选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他有更大的企图。

 

当他知道毛泽东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而自己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时,一种只手遮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对于第二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的意见是“北上”,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的意见是“南下”,在“两河口会议”中,他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

 

很快,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三是张国焘公然伸手要权。

 

直到后来,分歧已经明朗化、升级化。整个过程,毛泽东都在坚持底线、原则的前提下灵活的妥协、退让,而张国焘却在步步紧逼,争夺军队行动的决定权和指挥权。

 

时间越拖,矛盾就越来越激化,红军内部因不同意见而矛盾重重,当红四方面军听到“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时,甚至一度产生了武力冲突的念头,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立刻表明立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才勉强平息了争端。



但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权迷心窍、一意孤行,直至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景:张国焘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并开除毛、周等人的党籍。

 

即使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人明确表示批评、抵制和反对,也难以遏制住张国焘私欲的膨胀。到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改变了态度,认为分裂不得人心,将张国焘孤立了,他也依然不思悔改。

 


在张国焘看来,红军内部应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谁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杀谁,要整谁。实在不行,就另起炉灶,另立中央!

 

毛泽东清晰的意识到:即便他再三避免冲突,党内的分裂也已成定局,红军将被一分为二,一支队伍北上,另一支队伍南下。

 

路线方面,博弈中的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清晰的表达了各自的立场:

 

张国焘预言: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饿死。

 

毛泽东则断言:南下是绝路!

 


而事实终将说明一切。

 

不出毛泽东所料,南下的红军遇到了绝境:

 

在川西南的战略重镇百丈,红四方面军遭到刘湘、薛岳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战争7天7夜,伤亡近万人,以失败告终。张国焘率部退守天全、芦山一带与敌对峙。

 

3个月以后,薛岳部和川军主力再度进攻,红四方面军被迫北撤,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向道孚、炉霍、甘孜转移,退守西康北部贫瘠地区。

 

此时,毛泽东已经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站住脚,并开始东渡黄河、打通山西的重大军事行动,获得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权。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在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之后,中央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1937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谁知,更恶劣的事件出现了......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博弈,是其平生最严重的挑战,但终究没有被战胜。

 

而张国焘,在这次博弈之中,他曾经辉煌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自此,张国焘走下了历史的舞台,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仅仅在指挥权、行军方向方面存在分歧,那只是同志之间的意见不同,至少大家还是一条心。

 

但搞分裂、搞离间、甚至叛逃,那就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党性问题了,事件的性质已经变了。

 

张国焘使党内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成了他人生失败的根源。

 

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整体利益与一己私利之间,到底孰轻孰重?在一次次的人生选择问题上,每个人内在的价值观会决定他一次次的行为,这一次次行为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命运。

 

张国焘这种“私利大于整体利益”的内在价值观,促使他产生了一次次的行为,也注定了他最终的结局。


“能力强、气度小”的问题,成了他人生败局的致命之处。

 

 

3


说到“能力强、气度小”,仅是张国焘一人有此命运结局,还是说有此特质的人,他们的人生命运有些共同之处?

 

说到这里,我们再提及一个人——《三国演义》里的吕布

 

吕布乃《三国演义》中的第一猛将,有万夫不当之勇,书中直接以“良驹赤兔添虎翼,方天画戟丧敌胆”来形容,人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虎牢关前,仅凭他一人之力便使前来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闻风丧胆,即使刘、关、张三人合力缠斗其一人,他也能全身而退。

 

单论武力,他几乎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只可惜,《三国演义》却以反面教材来描写他,张飞甚至当面骂其为“三姓家奴”,为什么呢?

 

只因吕布有勇无谋、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短视浅见,各种不稳定因素导致众叛亲离:

 

他原本拜并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后因一匹赤兔宝马,因荣华富贵而杀丁原,投董卓;

 

他认董卓为义父,又因美女貂蝉而与董卓反目成仇,在司徒王允的谋划下,将董卓诛杀;

 

他一生从未忠诚于谁,直至最后自立门户,却被曹军大败于白门楼下。

 

当吕布被五花大绑,缚于曹操面前时,还心存侥幸:“布今愿降于曹公,公为大将,布副之,何愁天下不定?”

 

此话说得曹操心神荡漾,要知道,吕布可是百年难遇的猛将啊!若有奉先策马立于阵前,战场上谁可匹敌?他大概已经下了决定,只是顺口问了问刘备的意见。

 

谁知,刘备只说了一句话,便如锥子一般直刺曹操内心最敏感的地方......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是啊,吕布跟丁原杀丁原,跟董卓杀董卓,那跟了我曹操呢?”想到这里,曹操浑身上下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寒意......

 

曹操深吸一口气,立即下令将吕布先缢死后枭首。这位武力冠绝天下的“三国第一猛将”,竟落得如此惨淡的下场......

 

休说曹操狠心,若换了你,你敢留这么一个随时可能叛变投敌,甚至威胁自己生命的人在身边吗?

 

吕布之死,在于他只重眼前利益而失去了诚信,只重个人权欲而失去了人心,只重荣华富贵而失去了立场。

 

吕布的命运,实乃“能力强、气度小”的典型结局啊!

 

 

4


如果说吕布是两千年以前的人物,张国焘是一百年前的人物,他们都离我们的生活年代较远,那么“能力强、气度小”的人在现代社会中,会有什么命运呢?

 

在现代商业史上,还真出现过一个因“能力强”而原本可以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但他又因为“气度小”而销声匿迹。

 

这个年轻人,就是华为历史上著名的技术天才——李一男

 

 

这位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年”,15岁就考入华中科技大学,23岁硕士一毕业就加入了华为,半个月升任主任工程师,两年被提拔为公司总工程师/中央研究部总裁,27岁登上华为副总裁的宝座!

 

作为华为副总裁,30岁时李一男已经协助把华为带过了200亿的大关,而作为核心决策层中的一员,他的很多决定都会影响华为的发展方向。

 

一连串跳跃式的升迁,年纪轻轻就带来如此飞升的业绩,让人目瞪口呆!

 

华为创业早期,很多高管都感受过任正非“疾风暴雨”式的批评,但唯有李一男例外,任正非不仅不批评他,还喜欢得不行。

 

任正非对李一男宠爱有加、视若己出,不仅给钱给权,还尽可能为这个技术天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私下里,华为内部都称李一男是任正非的“干儿子”,是任正非培养的接班人。

 

2019年3月,任正非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专访,在谈到华为接班人问题时表示,“孟晚舟永生永世不可能做接班人,因为她没有技术背景,我不能完全从父亲的角度看儿女的发展轨迹。”



任正非认为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没有当接班人的可能,可当时,面对有着深厚的技术背景、却非亲非故的李一男,任正非却另眼看待!

 

对于李一男来说,任正非已不仅仅是“伯乐”的角色,更可以说是如师、如父。

 

只可惜,少年得志的经历,让李一男个人膨胀起来,他的野心远不止于做一名副手,而是要开辟属于他的王朝。在华为工作7年后,李一男决定自立门户。

 

2000年,华为为了解决机构庞大等问题,在公司内部鼓励员工创业。于是,李一男带着和华为股权结算价值1000多万元的设备,在北京组建了港湾网络有限公司。

 

当时,任正非依然非常信任李一男。他离开深圳之际,在五洲宾馆大举设下豪华宴,召集华为所有的“总监级”以上高层为李一男“壮行”。对于一向低调的任正非来说,这不多见。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任正非的意料!

 

2003年底,港湾开始进入光通信领域,这意味着它与华为开始正面交锋;

 

2004年开始,在一些产品的招投标中,港湾成为华为的直接竞争对手,而且直接影响到华为的业绩;

 

2005年9月,港湾与华为的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与西门子的阻击战中,华为于2006年收购了港湾的核心资产。

 

于是,李一男又回到了华为,出任华为副总裁兼首席电信科学家。华为发了《任正非内部讲话欢迎李一男重回华为怀抱》一文,表示可以放下之前的分歧和矛盾。

 

对于李一男,任正非真的是爱护有加!

 

 

但两年后,李一男又选择选择了离开!

 

他先后出任过百度首席技术官、中国移动12580的CEO,以合伙人身份加盟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

 

2015年,李一男创办北京牛电科技有限公司,但之后却陷入股票内幕风波,令人扼腕。

 

2017年,小牛电动创始人李一男因涉嫌内幕交易而锒铛入狱,这位曾经叱咤商界风云的“少年天才”,就此离开了大众的视线......

 

“强能力”使他一鸣惊人,直至获得了任正非的器重,而“气度小”却让他屡次背叛任正非,因一己私欲而与华为为敌!

 

如果连华为这样的公司都容不下他,那天底下还哪里是他的容身之处?

 

 

5


历史记录都是过去发生的事,但它是一面镜子,它能使我们每个人回顾自己的是非得失,反思自己人生处境的背后是否有些必然因素,这才是我们读史的最大价值。

 

在人生的价值选择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与这位党内最大对手之间的博弈事件中,看出端倪。

 

表面上来看,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博弈,只在“红军交由谁来统一指挥”方面的意见不同,只在“是北上还是南下”方向的不同。

 

但从深层次来看,二人的内在价值选择不同,二人的博弈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动机上的不同。

 

张国焘争夺领导权,深层次动机在于其个人的权欲熏心!他自恃人多势众,要挟中央,想当中央军委主席。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红军的方向只能是他说了算,他说南下就必须南下!如果不按他的意思来,那就另立中央,并开除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反对者”的党籍!

 

他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为了个人利益,他宁可分裂红军,损害大局!

 

正因为他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先,才出现了后来的叛逃事件!

 

气度小,这是他的硬伤!

 

而毛泽东,博弈的深层次动机则是“一切以大局为重”,将个人利益放在了后面。

 


从1921年建党开始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多次被排挤、被打压、被误解,甚至是被开除,他曾经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还是继续坚持革命。

 

最严重的一次,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就连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等人都受到了牵连,关了禁闭,只因他们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

 

连陈毅元帅都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可即便如此,毛泽东依然忍辱负重,在逆境时探索中国革命未来的道路。

 

一个以个人为中心,遇到不同意见就搞分裂、搞报复,甚至当叛徒;另一个以大局为中心,即使遇到不同意见也依然不忘初心!

 

动机方面,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917年,时年24岁的毛泽东就在《心之力》一文中写过这么几段话:

 

“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


内在的心性、气度,决定了外在的一切。

 

在组织层面,若遇到“能力强、气度小”的人,其“强能力”带来的贡献难以弥补“小气度”带来的毁灭性损失。

 

对组织来说,那些“能力低、气度小”的人反倒构成不了大威胁,顶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小打小闹;怕就怕那些“能力强、气度小”的人,他们爱打自己的“小算盘”,一旦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那带来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

 

在个人层面,若是“能力强、气度小”的人,那其能力上的提升,无法弥补“心胸狭隘”带来的硬伤。

 

对于个人来说,那些只关注“提升个人能力”的人存在着思维上的盲区,他们只注重个人的得失,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外界的阻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提升个人能力都无效,甚至最终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境地......

 

事实上,所有“外界的阻力”都来源于其内在的心性,“小气度”会成为“强能力”的致命之伤,在破坏整体利益的时候,他本人会成为最大的失败者!

 

若一个人过度精明、利欲熏心,这的确可以让他在短期内得到大量的好处。可关键是,大家都不是傻子,大家都知道他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整体利益,那以后谁还会真诚待他?谁会把他当自己人?逆境时谁会挺他?

 

当他成为孤家寡人,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时,再强的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以史论今,千百年来环境在变,但人性永远不变,大到组织、小到个人,都不断的提示我们深入思考一个问题:

 

气度,到底有多重要?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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