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今年8月17日，是我的父亲73岁的生日。

    一直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希望父亲能永远身体硬朗，因为，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他与母亲相濡以沫，为了抚养我们兄妹长大成人，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艰辛。令我们兄妹感到欣慰的是，父亲的身体很健康，我们做儿女的也就少了很多担心。 

    去年父亲寿辰的时候，妹妹把老父亲和老母亲从农村老家专程接到宝鸡来，在宝鸡饭庄包了一桌大菜，儿女们团聚在老父老母身边，还有四个孙子放学后都来了，老爸那高兴劲就别提了，我没有见过父亲心情有这么舒畅过。看得出，父亲对儿女们所干出的成绩已非常满意，父亲一个劲地夸，还是现在的社会好，政策好，特别是当领班带着10名服务员来为父亲祝寿并唱起《生日快乐》歌的时候，父亲高兴地合不拢嘴，连说几个“谢谢”。虽然我对儿子的学习成绩不很满意，父亲却对他们的成绩一点也不指责，全然没有了小时侯对我们兄妹的严厉。说真的，我们兄妹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父亲可是倾尽了心血。

            幼年的记忆

    小时侯，我家是地主成分。在村子里，我们一家人是说不起话的，为了把儿女养育成人，父亲出尽了力，流尽了汗。                             

    因为祖父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军官，解放后，我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地主在村子里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每天晚上都要开批斗会，父亲和奶奶则要站在群众中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说，三年困难时期，差点把我们家老小饿死。当时，叔父还到甘肃天水等地讨饭，亲眼看见前面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上前一看，都没命了。后来，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就与叔父到麟游山中给人家踏胡基，当时，山里人比山下川原人有粮食，父亲和叔父一天要给主人踏两磊多胡基（一磊500块），山里主人就夸父亲兄弟（山里人叫俩小伙）俩太厉害了，“到底是个毛小伙。”在当时，一般俩人一天踏一磊多胡基就是最多了，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回家养家，凭借年轻力盛拼命干。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度过了三年困难，农村人的日子稍微有了一点好转，父母就相继有了我们兄妹三人，养家的担子一下子就沉了许多。由于是地主的后代，在“文革”中，我家和伯父、叔父三家日子就最难过了，要粮没粮，要钱没钱，借也没有人给你借，原因一个是农村人都缺钱缺粮，另一个则是淳朴的农村人还要和你划清政治界限。

    父亲是村子里公认的能人，那些年，为了养家，父亲在村里就专门干重体力活。夏天扬场，同样的时间，父亲总能比别人多扬出几担麦子；磊麦垛、磊大麦草垛子，没有父亲把角，那是不行的，角上的麦草会溜掉；农闲时间，别人挣小工分，父亲就又与叔父去干重体力活，给集体踏胡基，这样一天就能挣到两天的工分。天长日久，父亲就能比别人多挣一点工分，年底结算，也总能长出几元钱的节余（那年月，许多家庭辛苦一年，年终决算还要短集体的钱）。

    我说父亲是村子里公认的能人，是因为父亲许多事都能无师自通。父亲一生没有跟过师傅，却做了一辈子的木匠活，为乡亲盖了一辈子的房。村子门坊中有个伯父是个匠人，父亲跟着他给集体和乡亲盖了几次房，就开始自己给别人盖房。起初，乡亲们不相信父亲的能力，等父亲上到房上干了几次，乡亲们亲眼看见了，也就相信了父亲。我的外祖父是他们那边有名的老木匠，外公去世后，舅父还小，木工家具没人继承，父亲就把外公的矬子斧子锔子全拿来，结果我们村子就多了一个木匠。人说，男过三十不学艺，父亲过了三十学了艺，还学的人见人夸。后来，父亲大多时间都是做木匠活和给乡亲们盖房。乡里人厚道，给乡亲干活，一天三顿，乡亲都会给父亲管吃饭，时间长了，家里就有了余粮，余粮除接济叔父家外（奶奶在叔父那边），平时还能换一点油盐钱。就这样，父亲把一个穷家里里外外打理得有条有理。

             父亲的艰辛

    父亲说，这一辈子最忘不了的是兴修水利。

    没有人能够想象，如今闻名全省的冯家山水利枢纽工程竟全是靠人工修造的。当时，我国的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任何大型施工机械，父亲与乡亲们就成年住在冯家山阴冷潮湿的山洞中，一天赶三晌，早晚家两班，干着人定胜天的壮举。父亲说，修水利他们整整干了一年多时间，那时，自己是小伙，活又重，饥饿对所有工地上的乡亲来说，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困苦的经历，我们做儿女的是没有体会和记忆的，只能从父亲的回忆中知道一星半点。

    我们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上山拉石头。当时，我们兄妹三个都开始上学。到冬天后，天短夜长，每晚12点，父亲和母亲就会准时起来，洗罢脸，给我们三个盖好被角，然后拉上架子车，与同村乡亲向位于我县境内的祝家庄镇曹家沟进发拉石头。曹家沟离我们村有30多个公里路程，可每天凌晨5点左右，父母总能拉着高高的一车子石头回到家里，然后叫我们起来去上学。一般，我们还走不到学校，生产队的上工铃就响了。

    拉石头的途中，往往发生许多意外。如果哪天父亲没有按时回来，而是叔父回来叫我们起床上学，那准是架子车出事了。去曹家沟一直是上坡路，父亲叫空脚，回来时拉满石头就叫实脚。回来时下山是最危险的，拉着上千斤的石头下大坡，地理不熟，又是黑灯瞎火，一脚不慎就可能车翻人伤。拉石头让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途中架子车因为负重太大而轴头断裂，这时，车轮就滚到一边去，乡亲们风趣地把这种情况叫做“卖干粮”。而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时，父亲就只有等到8点以后，等祝家庄供销社开门后，把新轴头买来换上，才能把一车石头拉回家，而这往往又要耽误一晌活儿。

    其实，石头到家，活并没有完。每天早中晚饭时辰，母亲造饭，父亲则要拿起大铁锤，把拉回来的大石头先砸碎，再用小铁锤砸成一个一个1—2的小石子，在家门口堆到一定方量，再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方量计算报酬（工分）。砸石头最后砸到什么程度，父亲的双手上磨不出血泡，全是老茧。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劳也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在“文革”年代，集体是不让私人搞小手工业加工的，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割掉的。但父亲毕竟有木匠手艺，晚上就找些木头木板，给这家做一个锅板，给那家有加工一个板凳，逢到镇上有古会，父亲就提前赶制十个八个锅板，拿到古会上卖上几个钱。扶风县的天度镇和永寿县的店头镇农户有在山坡地种植高粱的传统，父亲往往半夜起来，偷偷出去，夜行几十里路，到那边的农户家中偷着收高粱芒回来，白天坐在楼上做笤帚，晚上我们兄妹都睡了，就坐在屋子里加工笤帚，等有几十把上百把，再利用晚上背到供销社卖给供销社，而这一切，村子人一般是不知道的。现在想来，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在供销社工作的我们村两个主任叔，可是帮了我家大忙。

             父亲的希望

    在我们村，父亲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虽然在“文革”中，一家人在村子里抬不起头，但父亲坚信：这种日子不会长久。

    在“文革”中，父亲最愁的莫过于我们兄弟长大后，没人给媳妇。当时，地富反坏右是相提并论的，即使地主富农家庭，也是不愿把女儿嫁给地富家庭，怕孩子们过门后再受被人欺负的罪，“斗地主”的政治运动真的把父辈整怕了。因为祖上的原因，父亲背上了地主的成分，一辈子也没能出人头地，他把所以的希望寄托在了儿女身上。父亲也相信，国家总有一天会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每天都要检查我们的作业，还要考我们在学校都学了啥。加减乘除，珠算运算，父亲都是很精通的。到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国家终于重视成绩了，我们兄妹三人在学校第一次全都拿回了学习奖状，学校还奖给我们每人两支小字笔和两个本子，回到家，我看到了父亲从未有过的满意和笑容。

    1979年秋，我到距我们家3公里外的镇中学上学了。晚上回到家，父亲拿着我的数学书，开始看不懂了，他问我：什么是有理数？8减15 怎么减，减了怎么写？我就按老师教的一一解答，父亲听不大懂，就让哥哥给我判错对。以后，检查作业，就有了哥哥负责我，我负责妹妹的家庭责任制。

    1981年，妹妹也开始上初中了，这时，家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父亲在一次长途贩运中被人欺骗，血本无归。看到日益破败的家境，亲朋好友都劝父亲不要供妹妹上学了，女娃念几天书认得字就行了，让妹妹回家给父母增加个帮手，父亲坚决不同意，硬是把我们三个都供到高中毕业，后来，哥哥和妹妹相继考入高等院校。就这，父亲到现在还说，你们能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

            父亲的灾难

    父亲是村子里最有经济头脑的人之一，为了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不停地折腾，却不料灾难无时不在追随着他。

    春江水暖鸭先知。1976年以后，随着政策的逐步松动和农村经济得到解冻，父亲明显地感觉到，好日子到来了。这是，父亲头脑的的活道开始派上了用场，父亲开始大明大放地在家里做笤帚，做锅板，高小贩卖，我家生活很快红火起来。

    好政策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父亲开始带着叔父搞各种贩运。

    父亲非常注重贩运的季节性。每年秋上，柿子红了的时候，父亲就和叔父拉着架子车，步行20多公里，到盛产柿子的永寿县店头镇（当时叫店头公社）贩柿子，连续跑上几趟，拉回来的柿子放到楼上一个多月，柿子就软了。这时，我们镇上一年一度的古会就到了，父亲星期天便带上我们兄妹赶会卖柿，到下午2点多，柿子卖完了，父亲肯定带我们到镇上剧院门口吃一碗两毛钱的大肉泡，那个香呀，作为农家娃的我们兄妹，几十年了，还想起，还回味，还难以忘记。

   在我们岐山县青化镇，前些年有个闻名岐山、扶风两县的生姜村，每到春节前，全村20多辆自行车在两县之间的集市上卖生姜，而赶年集的群众只要一听是武新村的生姜，就会说，“武新的生姜，没麻达”。其实，我们村子自古不种生姜的，是父亲带出个生姜村。70年代，我们家乡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是“娃娃爱过年，爸爸怕花钱，老人先泼烦”。大概是1978年以后，父亲为了过年，就带上叔父到宝鸡市姜城堡村贩生姜。每年春节前20多天，父亲和叔父总能每人挣上200到300块钱，在那个经济十分匮乏的年代，这200块钱不仅可以过一个欢乐的春节，还足够我们兄妹上学报名。在父亲的带动下，我们村后来贩卖生姜的人达到20多，可以说，我们半个村子的人都在贩生姜。这个贩卖产业在我们村整整兴盛了20多年。

    春节，按说是一年中最闲的时候，辛勤劳作一年的父老乡亲也可以休息一下，放松几天，可父亲每年春节却是最忙的。一般，卖完生姜，就到了年终岁尾了，别人家早都办好年货了，可我家依然顾不上，因为，到腊月28、29，爸爸还要走上100多里路到凤翔贩灯笼，这样，别人过年的时候，我的爸爸还在想着法子挣钱。说真的，到现在每每想起过去的岁月，我们兄妹都会流下眼泪，那些年月，农家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上世纪70年代中前期，我们村上开始种烤烟，父亲被选定为村上的烤烟技术员，负责我们生产队的烤烟任务。那年烤烟收获季节，父亲就象一个小学生一样，拿着《烤烟技术》一书，天天晚上在灯下学习，后来，到供销社交售烟叶，父亲烤的烟叶在全公社评的等级最好。后来，我们家乡不种烤烟了，开始改种辣椒，父亲就又成为队里的烤辣椒技术员。

    从烤辣椒干到收购贩运辣椒，父亲在我村方左，最早涉足到了市场经济。大概1977年以后，父亲就开始在家里收购农户的自产辣椒，记得那时一斤辣椒供销社收六毛钱，父亲就一斤多给乡亲们几分钱，于是，农民就没远没近的用背篓把自家零散种植的一点辣椒卖给父亲。父亲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供销社竞争收购辣椒，然后拉到西安交售给陕西省农副产品进出口公司，为我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到1980年春节，我家买回两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了不起的事。父亲用他的精明把我们一个小家庭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父亲的宽仁

    父亲的一生是宽仁的，更是孝道的，而对于 53 29722 53 15791 0 0 3649 0 0:00:08 0:00:04 0:00:04 3649儿女却是十分严厉的。

    小的时候，庄稼人吃一顿肉是很奢侈的事。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1979年），父亲给我养了一只羊。因为兄妹中就我一个喝羊奶，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都要去给奶羊割草。可是，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羊没有栓好开来了，吃完了放在铁桶里的玉米料，到第二天早上，羊就起胀死去了。父亲心疼呀，但还是把羊杀了。晚上，父亲熬了一锅羊肉，那香呀，到现在我们回忆起来，还直流口水。

    那天晚上，父亲先是把奶奶接过来，然后把伯父、叔父、堂兄堂妹、门坊叔伯及全家都请了来吃肉，而后又把村子里给我们兄妹教书的叔叔请了来，后来又把村子里关系好的每家请一个人来，我到现在都记着父亲叫人时说的话：“把你家的馍拿上，到我家吃肉去，我家没馍。”后来，请来吃肉的人太多了，结果就没有肉了，母亲做了半晚上，还没吃到几口肉，母亲为此叨叨了好些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庄稼人的日子还是很清苦的，半月一月吃一顿我们岐山臊子面都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每当母亲做臊子面，父亲首先要我们兄妹把奶奶接过来，不然，今天的臊子面谁都别想吃。后来，奶奶年岁大了，父亲就叫我们拉个架子车到叔父家去接。每次吃臊子面，第一碗必须先泼汤（我们家乡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一种乡俗），而第二碗一定要给奶奶吃，这一习惯到现在，我家都没有改变。奶奶去世后，父亲哭得眼睛都睁不开。

    父亲宽仁的另一面，是对我们兄妹的严厉。那是1980年的春节，大年29的晚上，我们兄妹感觉没什么事，就都偷偷的跑到队长家看电视，当时我们全村就这么一台黑白电视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晚山西电视台放的是眉户现代戏《腊梅》，9点多，我们三个偷偷回到家，结果还是被父亲美美地收拾了一顿。父亲问我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打招呼？谁让去的？半夜了，父亲让我们三人到土壕里去拉土，作为惩罚。我们小，不敢去，父亲就勒令我们在屋子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看到父亲生气了，母亲在旁边不停地替我们开脱，父亲才原谅了我们。对于子女，父亲根本不允许我们擅自行动，而不认真学习，荒芜学业。

             父亲的灾难

   1981年冬天，父亲收够了一车干辣椒，正准备往西安的省农副产品进出口公司拉运，这时，一位在甘肃工作的门坊中叔父对父亲说，甘肃的辣椒价格很好，一斤要卖一块多钱，让父亲把辣椒拉到甘肃去卖，他说，他负责销路。父亲想，他一斤7毛多钱收购的辣椒，平时拉到西安一斤才能挣到5分钱的利润，这么好的价格，那里能找到呀？！信息不灵的父亲信以为真，就与叔父和合伙的姑父等人把一车辣椒拉到了甘肃，谁知辣椒到甘肃两个月，都没有出路，而租用的甘肃方面的仓库，单租赁费就算了不菲的一笔钱，眼看着拉架依然找不到销路，房租还在不停的产生，父亲有些极了，这时，占用的甘肃方面仓库的供销社主任就给父亲说，他们那边的柴胡很多，让父亲把辣椒与他们的柴胡换了，兴许回家能挣钱。无奈的父亲在不明了药材行情的情况下，就用辣椒换成柴胡拉了回来，谁知道，几毛钱一斤的柴胡拉回来，一斤几分钱都没有人要，父亲被生意上的亏损一下子打入18层地狱。      

    父亲的那一次亏损，把家里多年的积蓄全打了进去，为还账，父亲把家里的两头牛一头猪也卖了，无济于事。柴胡堆放在牛圈里，整整放到1987年。

    面对山一样的巨额债务，父亲一筹莫展，开始睡不着觉，想着突围的办法。1983年秋收前，本身有病的父亲为了给秋收备耕准备一点钱，不顾母亲的劝阻，骑着自行车到扶风县城寻找商机，不料在下县城大坡时，与上坡的大货车迎面相撞。那时，我正在上高一。星期六是回家背馍的时间，可我回到家时，母亲不在家，叔父家的堂姐在厨房里给我烙馍。堂姐告诉我，父亲被车撞了，转到西安去了，母亲和伯父家的大姐、二姐、姑姑都到西安去了，她安慰我说，父亲不要紧，让我好好读书，那时，我的眼泪不由得就流了出来，而这么大的事情，父母竟然给在宝鸡上高校的哥哥连说都没有说，怕耽误了他的学业。

    父亲在西安昏迷了3天后，奇迹般地苏醒了，一月后，父亲搭着双拐回到家，一直到第二年春天，他才扔掉了拐杖。为了养育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父亲差点搭上了性命。因此，直到今天，我们兄妹一刻都不敢怠慢父亲，他老人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们倾其一生，无以能报。

    孩子大了，父亲想的就更多了，给儿子盖房便成了父亲日夜思考的头等大事。1985年，父亲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通过娘姨父（娘姨父当时是镇上的企业办主任）在镇砖厂欠钱把砖拉来了，然后又向亲朋借了木头、钱款，硬是在政府新批的院子里盖起了三间半砖瓦房。房是盖起来了，但是债务的叠加使父亲没有了还手之力。

    在家里最困难的时期，村里的两个供销社主任叔帮了我家大忙。那时，父亲没有钱买化肥，加之化肥当时凭票购买非常紧缺，父亲就去找他俩，他俩总能给我家照顾两袋肥料，而钱款往往要欠上半年一年。

    1986年，我们镇上掀起了养奶牛热，父亲再次找我的娘姨父，通过他在信用社贷了1000元钱，买回一头奶牛犊，想靠奶牛翻身，可是，奶牛养大了，又不值钱了。无奈，就只有卖奶，可奶粉厂效益也不行，半年才发一个月奶钱，到最后，就拖到10个月发一月。那些年，中国经济正发生第一次危机，物价不停地涨，一斤玉米最高卖到了7毛2分，而奶价一斤3毛6还要欠多半年，我家始终没有缓上元气。1991年，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忍痛把奶牛卖了2400元钱，可银行的利息就算了1600元。直到2005年，是蒲村镇的一位领导协调，奶厂才付清了1989年欠我家的2200元奶款。

    8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家庭内忧外患的时候，所有问题相继爆发，让父亲接不暇。为了供给我们兄妹上学，父亲1987年种了3亩辣椒，收成不错。1988年，父亲有种了7亩辣椒，那一年，辣椒收入2700元，这年冬，父亲用这个钱给我把媳妇接回了家。

    1990年，父亲为了打个家庭经济翻身仗，仍然种了7亩辣椒，谁知这一年行情突变，一斤辣椒干3毛钱还卖不了，我们一家人辛苦一年，7亩辣椒没有卖上600元钱。这时，在咸阳上高校的妹妹还要生活费，父亲沉默了。巨大的债务包袱压的父亲实在喘不过气。那年元旦，哥哥在宝鸡结婚，父亲只给了哥哥500块钱，说到钱，父亲确实也是没有一点办法了。

               父亲的健康

    1992年春节，看到妹妹已经毕业并分配了工作，身心疲惫的父亲终于宣布：他不当家了，把家里的全部事务交给我。是的，辛劳一生的父亲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该休息了。

    1993年秋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我家院子里带儿子，突然听到父亲“哎哟”一声，紧接着是母亲急忙的呼喊声，“乃乃（我的乳名），你快来看，你爸怎么了！”我急忙放下儿子跑到房间，只见父亲躺在炕上，一动都不敢动，我试图把父亲扶起来，可这根本就不可能。父亲动弹不得，一动就疼的要命，我一下子瞢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把父亲拉到医院去，父亲根本不让动，他不听地喊“疼，痛死我了”，我当时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敢往下想。

    我急忙跑到叔父家把叔父叫过来，又去把伯父叫过来，商量怎么办？关键是父亲不让任何人动他。伯父是个老中医，拿来了他的“干针”，很快给父亲扎上，过了有半个小时，父亲说，伯父的“干针”起作用了，他的疼痛慢多了，我的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伯父说，父亲很可能是骨质增生，让父亲吃些“骨质增生片”看看。我没有停，骑自行车到街上买回增生片，回来时，父亲已经明显地可以动了，虽然还无法翻身。

    第二天，我和妻子要求把父亲拉到医院去看看，父亲却坚决不允。他说，有伯父给他看，他也轻多了，不要花那些冤枉钱。父亲的话，再一次刺痛了我的心，谁让我们家没有钱呢？我的眼泪不由得喷涌而出，淳朴而又善良的父亲呀！

    妻子为了让父亲开心，每天都把儿子抱到父亲的炕上，让父亲看到孙子顽皮的样子，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叫着儿子，“渊渊，乖孩子，你看爷爷怎么了？”“渊渊，来，爱爱爷爷。”当儿子蹒跚着小步子去爱一下父亲时，父亲的脸上就会露出幸福的笑容。在父亲生病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妻子唯一的希望就是父亲早日康复，因为我们的家实在经不起一点折腾。也是好人有好报吧，几天后，父亲在伯父的干针治疗下，恢复很快，一个星期就能下炕活动了，一月后，父亲就基本康复了。看到父亲再也不要我们操心，我们一家人心情舒坦了许多。

    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家庭经济的被动局面，1995年7月，我和妻子凑钱在岐山县城开办起我的“智文书报行”，从此，更多的家务又一次落到年已六旬的老父亲身上，可是，父亲依然无怨无悔。1998年，我应聘到西安一家媒体当记者，家里的一切就全靠父亲给妻子帮忙。

    2000年，我决定给父母在家里盖一座楼房，父亲听了，他高兴呀！他知道，经过我们两个的打拼，我家在经济上翻身了，但他还是劝我们，不要一心盖楼房，要么就盖个平房，“娶媳妇盖房，花钱没王。”当他知道我们肯定盖楼房时，父亲就开始跑东跑西，买钢材，找工队，里里外外忙个不停。骨质增生是个慢性病，那年，父亲因为劳累，老毛病又犯了。走起路来，父亲就腿疼，为了帮妻子多干一把，他就骑自行车在老屋和新院子之间来回地跑，晚上还要睡在建筑工地看家当。等楼房盖起来了，父亲也就病倒了，父亲的一个腿疼痛地行走都出现了困难。2001年春，哥哥和妹妹把父亲接到宝鸡市中心医院，做了锥管狭窄手术，当时，医药费几乎全是哥哥和妹妹出了，他们知道，我盖房后经济的空洞。

    父亲这次出院后，身体恢复得很好。父亲是个老戏迷，爱听秦腔爱唱秦腔，现在什么也不想了，全年都在屋子里，心情非常开朗。附近那里要是演大戏，父亲就会邀上几个同龄人，带上凳子去看戏。父亲还是个爱热闹的人，爱逛，每年妹妹都会用车接到西安、宝鸡去游玩一次。每年的寒暑假，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候，这时，在外读书的4个孙子都会回到他的身边，这是老人最骄傲的。父亲说，他这一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到首都北京去看看，我想，不论怎么样，我们兄妹一定会给父亲圆这个梦的。

    父亲的一生是普通的，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父亲的一生是艰辛的，充满坎坷和磨难；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什么伟业和壮举；但父亲却是顽强的，山一样的困难他都没有退却过；父亲的一生更是成功的，他把三个儿女抚养长大，成人立业！

   父亲永远都是儿女心中那座最高的山。愿我的父亲永远身体健康！

                         2008年8月

杨智文，岐山县青化镇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周王陵之谜》《周公庙诗文精编》《岐山的文化符号》《历代名人咏岐山》《歌唱岐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