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化的那些事儿

杨智文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家乡的热爱、思念就愈加迫切。特别是常年工作、奔波在外的游子，每到传统的节假日，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来自家乡哪怕一丁点的信息，都会牵动内心深处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一草一木，儿时伙伴，就会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我的家乡青化，北依岐山（箭括岭）， 东望佛教圣地法门寺，终年守候着岐山的东大门，可以说是“青田沃野，造化神钟”。

珍贵的历史遗存

青化镇地处周原，辖10个行政村，分别是青化、童家、后峪、南阳、南武、凤家庄、募化、焦六、孙家、北阳（现在， 童家村与后峪村合并为童峪村，南阳村和青化村合并为青化村）。自北向南，沿七星河流域分布着南祁、孙家、吴家底、赵家、翟家、杜家沟、丁童家、纸章、吕家、后峪等10余个自然村。

考古证明，青化是周代先民活动的聚集区。

1952年，童家村童家组农民童周乾、童玉乾、童怀义、童铨和童生民五人在村子东南的土崖上挖土时，突然䦆头被震了一下后反弹了回来，这让他们非常吃惊。到底什么东西如此坚硬？他们顺着䦆头下去的周围慢慢下挖，出现了一个比黑铁锅还大的“铜锅”，五个人把“锅”里填满的黄土掏尽后，将这个200多斤重的庞然大物搬回了家。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就先放在童铨家房顶的小阁楼上，半年后，又转到了童玉乾家，放在火炕与屋墙间隔处，并用土坯和泥巴封了起来。当时，他们曾动心当做废铜烂铁卖了，但是，又害怕这万一是个什么宝贝，最终没有出售。就这样，这件“大锅”被一直放了整整6年。1958年，国家开始农村文物普查工作，当时的县文化馆馆长、青铜考古专家庞怀靖听到童家村曾挖出一个大鼎的消息，带领文化馆一个年轻同志步行几十里找到童怀义、童玉乾等，确认通高89.5厘米，口径61.3厘米， 重99.25公斤的大鼎为一个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该鼎立耳，下垂腹，口沿下饰回顾状夔纹和卷尾倒置的兽纹，足饰兽面纹。庞怀靖根据腹内有六字铭文“外叔作宝尊彝”，确定此器物为“外叔鼎”。当得知这个在家里放置了六年的“大锅”还是个大宝贝，五人惊喜之余，用牛车将鼎交送到了岐山县文化馆，县人民委员会给予他们隆重表彰，奖给每人一条毛巾、一个搪瓷水杯，同时为他们颁发了“保护文物有功”的奖状。上世纪70年代以前，外叔鼎是陕西省境内出土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后被送到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

外叔鼎

七星河流域最终被确定为人类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沟河西岸南祁、杜家沟、丁童家一线，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历史遗存，采集到尖底瓶、钵、盆、罐以及灰坑等仰韶文化遗物，证实早在4000—5000年以前，青化就有人类活动，丁童遗址内西周墓葬的发现，最终确定了该遗址为一处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叠压的居住遗址，面积达到48万平方米。

青化人历来有爱护和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3年，七星河南岸孙家村南祁家组村民祁生乾取土时，出土一件乳丁纹鼎，上缴到县文化馆；1976年，七星河西岸童家村周家组村民周文洲取土时，出土重环纹盨（甲）、重环纹盨（乙）两件青铜器，及时上缴到周原博物馆；1978年，焦六村良田组群众平整土地时，出土一组编钟，上缴到县博物馆；1979年，北阳村北阳组村民杨岁来取土时，出土一件饕餮纹鼎，上缴到县博物馆；1984年，童家村童家组村民童省岐取土时，出土矢叔簋和涡纹鼎两件青铜器，上缴到县博物馆……

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还在孙家村沟畔发现了大量汉代遗址。1992年4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孙家遗址、丁童遗址公布为全省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盨

辉煌的党、莫家

明代的青化，共有东西南北四条街道，商贸极其繁荣。据万历《岐山县志》载：当时全县设15个集市，青化是7个乡村集市之一，逢单日有集。

那时，青化镇有四里之大（周长），街道布局非常严谨，东西、南北相互对称，四边有四个高大的城门楼，被称为岐山东北乡的“小紫荆城”。主街道东西走向，如一条巨龙，东城门楼外是两个同大同圆的涝池，恰似巨龙双眼。城门里，商铺、庙宇、亭台、楼阁林立，华丽辉煌。东门里是不知建于何时的普照寺（民间又叫睡佛寺，俗称“东庙”），据本县“赐进士第前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杨武嘉靖十一年（1532）所撰《普照寺重修记》碑记考证，普照寺在当时已经有至少上百年的历史。此外，西门里（今兽医站位置）有关帝庙，大十字东北角（今信用社位置）有谷皇庙，北大街有摘星楼，西大街有过街楼，老剧院（青化社区位置）有官府修建、专门用于赈济灾民的义仓（即官仓），当年的官仓碑至今收藏在一个民间博物馆。有官仓，就有官道。青化当地民间收藏家魏新来考证认为，从法门寺向西，经杜家沟，到青化玉皇阁（俗称“北庙”）前这条东西向道路，当为明代之前官府运送粮食和战备物资的官道，其年代最早能追溯到唐代以前，青化应该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在青化，至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凤翔的周、邓家，岐山的郭、宋家，青化的莫、党家。”在青化人眼里，莫、党两大家族与凤翔的周邓家族、岐山的郭宋家族势均力敌。

党家是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1465—1522）青化地区最大望族，开设有染坊、米店、盐铺、油坊等巨大商业店铺，可惜商号无考，如今的青化街道，也没有一户党姓人家。上世纪80年代，青化东街群众在街道东北的土台上取土时，先后发现多个墓葬，曾出土2尊党家家族墓志，证实此地有明代党家的家族墓葬群，可惜墓志后来被串乡收购古董的贩子收走，党家也就没有留下任何实物可考，一切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由于历史过于久远，现在后峪村党姓人家是否为青化党家后裔，人们也是无从考证。

莫家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青化地区首屈一指的大财东，也是一个崇德尚善之家，青化至今流传着“吃青化莫家”的口头禅。据说，莫家人靠诚信和厚道起家，开明仁义。平时，门上来了乞讨的，莫家人坚决要将他们请到门里巷道，递上凳子让坐下，并端上热喷喷的饭菜，让他们吃饱再走。后来，有一年青化地区遭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莫家就在自家门口支起大锅，蒸馒头、熬粥，赈济灾民，时间长达数月，于是，白吃在青化一带就有了“吃青化莫家”的说法。

莫家人尊崇佛教。据说，有名的玉皇阁就是青化莫家倾其所有修建的宗庙。玉皇阁为三层土木结构建筑，一层供奉的药王爷，二层供奉的无量佛，三层为木楼，里面供奉的玉皇大帝，两边有四大天王雕塑。相传，当年莫家为了修筑玉皇阁，变卖了所有商号、店铺、土地以及家产，并四处化缘，最终建成辉煌的玉皇阁。过去，青化人教育孩子，都给孩子讲莫家的故事，拿莫家行善做比喻，赞誉莫家人一生德行，去世后都升天去了西天极乐世界，而作恶的人都下了十八层地狱，莫家成为数年间青化地区人们德育教育的活教材。但是，莫家的后人不知所踪，与党家一样，青化街道没有一户姓莫的，整个青化地区也没有姓莫的人家。莫家家族的墓葬在焦六村良田组村南的田野里，巨大的青石碑 1958年被砸碎烧了石灰，墓冢被夷为平地。

抗日英雄  保家卫国 

“中华铁骨”冯汉英

76年前的1938年，一支由陕西3万多“冷娃”组成的抗日队伍夜渡黄河，挺进中条山，在那里与日寇展开了长达3年的鏖战，其中有2万多关中子弟长眠于中条山下，黄河岸边，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保家卫国的不屈长城。至今，人们还争相传颂着出生于青化镇的冯汉英、傅鸿德、丁文英、杜德林四位勇士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冯汉英出生于青化村西街，高小毕业后即赴设在三原的渭北三民军官学校学习，期满后被分配到陕西靖国军胡景翼部，历任排长、连长等职，后来在杨虎城部下任营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17路军 42师 247团任中校副团长，随部东出潼关，参加了阻击日本侵略军的徐水、石家庄、滹沱河等战役。冯汉英英勇善战，她经常要求指战员，好男儿宁可死在战场，决不当亡国奴。

1938年春，冯汉英升任 98军 169师 247团团长，驻防山西太岳（包含中条山）阳城东西峪一带。1938年至 1941年，在敌强我弱、物资匮乏、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所率领部队不断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与侵略者进行了持续 3年多的殊死拼搏， 13次参与击退日军的攻击，守住了潼关、西安和洛阳的这些屏障，先后打了晋南中条山、晋东南、白晋公路、汾河铁路沿线许多漂亮的阵地战，在河津伏击俘虏日军多人。后来在太岳战役中，他亲率士兵在雨水泥泞中与日军浴血奋战，杀得日军横尸遍野，成为 98军名牌常胜团。

1941年9月 22日，日军在 11架飞机、十余门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调集 3万多重兵分 14路围攻太岳山区，狂轰滥炸，向仅有 7000兵力的 98军合击。冯汉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随98军在山西中条山机动作战，顽强抗敌，在东、西峪山地打退了日军数次狂攻。 29日，军长和几个师长、团长相继阵亡后，冯汉英毅然率团掩护部队突围，从天明一直鏖战到下午 3时，给了敌军以沉重打击，使全军其他部队得以突破重围，而他所率官兵因弹尽粮绝，伤亡殆尽，在与敌搏斗中，冯汉英不幸负伤被俘。

当天晚上，日军将他软禁在一间小屋内轮番劝降。日军使尽各种手段，但冯汉英不屈不挠。黎明时分，铁骨铮铮的冯汉英趁大多日军熟睡不备之机，飞速跃起，抽出敌人挂在腰间的佩刀，当场刺死日军联队队长、副队长，被守护日兵疯狂射击，壮烈牺牲。冯汉英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殉国壮举震惊日方军界，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誉为“中华铁骨”，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士气。1941年，在西安兴善寺举行的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上，冯汉英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签发的追认状追授为陆军少将。

“弃医从军”傅鸿德

在青化，人们至今讲述着“傅团长” 傅鸿德的事迹。

傅鸿德是太方村人，自幼聪慧过人。1923年，傅鸿德到杨虎城将军所在部队当医兵，后任17路军总部特一团少校军医主任。1936年，傅鸿德任陕西警备第三旅8团3营营长，驻防淳化、旬邑一带。“西安事变”前夕，奉命赴渭南备战。12月12日，部队到达渭南后，3营抢占长寿塬高地，此时，东北军炮兵营也归3营指挥，阻滞了中央军西进，为谈判赢得了时间。

“九▪一八”事变后，傅鸿德看到国难当头，毅然决然上书杨虎城将军，写下两首诗，表达自己弃医从军、抗击日寇的坚强决心。

日寇横侵略，兄弟阋于墙，

不同御外侮，是自取灭亡。

弃医去从军，参加抗日营，

赶走日本鬼，共同救中国。

傅鸿德的请求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杨将军保送傅鸿德等40人到南京军校军官训练班受训半年后，全部回到部队，傅鸿德历任营副、营长、团副、团长、少校副旅长等。

1937年秋，3营驻守三原县鲁桥镇，八路军驻防泾阳县云阳镇， 两军举行盛大联欢，傅鸿德与八路军陈光将军、肖华政委、政治部舒同主任、杨勇等一起参加，谱写了国共合作的新篇章。抗战全面爆发后，部队奔赴中条山前线，傅鸿德先后任辎重团团长、531团团长，1938年防守黄河大庆关，日寇始终未越雷池一步。此年夏天，傅鸿德率部从吴王渡强渡黄河，收复了风陵渡、永济、虞乡、解县三角地带，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抗战胜利后，117师整编为117旅，傅鸿德任上校副旅长（旅长李振西）。1949年，傅鸿德率38军八大处非战斗人员与裴昌会将军在四川德阳起义，起义后在西南军区军官训练团（裴昌会将军任团长）学习，任第一大队第四中队上校副中队长。1950年， 傅鸿德因母亲有病请假探亲，后在西安参加纺织工业建设，1962年退休，1993年因病去世，享年88岁。

“血战永济”丁文英

丁文英1910年生于童家村丁家组，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后来，他的一位家庭成员被土匪“撕票”，为了雪恨，21岁的他毅然参军，在家乡的保安部任分队长。“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家恨国仇，丁文英告知上司，说服家人，决心冲上前线，保家卫国。就在这时，他圆滑的上司却极力劝他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丁文英一听火冒三丈，发动分队的30多名成员烧了保安部，直接投奔到西安的第17路军杨虎城将军麾下，被委任为连长，驻守西安西城门。

1938年，血气方刚的丁文英因战功显赫，被破格提升为31军7营9连连长。同年7月，他跟随时任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的孙蔚如带领的第31军团（由原杨虎城将军第17路军和在著名的娘子关战役和坚守中条山诸战中屡立战功的部队为主扩编而成，1939年初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 阻击进犯日军！

在黄河东岸，原17路军战士发扬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死守黄河一线长达3年之久。在这3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傅鸿德的胞弟傅明德（黄埔军校16期毕业）英勇牺牲在中条山。丁文英亲自参加了“血战永济”“六六战役”和“四一七战役”等三大战役。这当中，“血战永济” 最为惨烈。

1938年8月15日，驻运城的日军第20师团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大举进攻蒲州城（今永济市）。当时，日军配有四个炮兵中队，三个坦克中队及十余架飞机，分三路向永济压来。17日正午12时前后，2000多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之下，从城东五六里的峨嵋垣蜂拥而下。下午2时左右，飞机开始盘旋侦察，以后又是骑兵冲到城下侦察。紧接着，敌人的23门大炮从垣上居高临下，以密集而猛烈的炮火向城内轰击，飞机从空中配合作战，一时间，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弹如暴雨，永济城内的掩体全部被摧毁，东城墙上的墙垛几乎毁尽，绝大多数战士血洒疆场。九连连长丁文英率领部下官兵，不畏强敌，英勇血战，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永济城失守。在永济保卫战中，丁文英身负重伤，最终与十几名战友成功突围。 

从永济保卫战起到1939年3月间，第四集团军曾5次粉碎日军对中条西地区的疯狂“扫荡”，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视第四集团军为中条山的“盲肠”，必欲除之而后快。继1939年“三二九”大扫荡之后，6月初，日军再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六六 ”战役。这次日军投入兵力3万余人，在山口集成飞行队3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兵分9路，由芮城县的陌南镇到平陆县的张店四州山等地，构成一个半孤形包围圈，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了全线进攻，目的就是要将“第四集团军所属的第38军、第96军歼灭于芮城以东茅津渡以西地区。

为了掩护军部突围，丁文英所在7营在七坪头布置了三道防线，但不到下午5点，前面两道防线连连失守，丁文英带领的九连组成的第三道防线，只有一架轻机枪，在大路边洼地里设伏，眼睁睁看着日军端着枪，扛着旗，齐刷刷地高呼口号逼压过来，丁文英与他的战友没有轻举妄动，直到与敌人相距不足200米时，丁文英才下令开火。闯过两关的日军做梦都没有料到，前面还会有埋伏，当时，日军虽然以密集队形前进，还是被丁文英的轻机枪扫射得抬不起头，战斗胶着状态一直持续到天黑，地理不熟、不善夜战的日军不得不停止了进攻。

最终， 38军指挥部（原17军）在九连的掩护下顺利实现了突围，丁文英带领50多名官兵开始向茅津渡方向转移，但途中必须经过已被日军占据的盘南村，部队前进只能贴着村外黄河边上的土崖爬过去。丁文英与战友们顺着河边齐腰深的河水摸黑前行，由于河道深浅不一，刚走到中间地带，日军就有察觉，从河上扔下来几捆集束手榴弹，队伍很快被冲散，丁文英被弹片击中受伤。就在这时，河面上游飘来一块门板，丁文英与战友依靠门板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横渡到达黄河西岸。天亮时，他们才发现，原来50多人的队伍，横渡黄河仅过来18人，其他战友都壮烈牺牲。

后来，丁文英回到西安疗伤，康复后，由于所在部队损失惨重，编制解散，他也就解甲归田。1941年，国民政府为丁文英颁发了“精忠报国”勋章， 他的英雄壮举也被改变成秦腔《血战永济》在西府地区巡演多年。回乡后，丁文英投奔扶风地下党，加入西府游击队，并参与围抄当地地主权文智之家，被国民党凤翔政府判刑5年。1947年出狱后，在与家乡一河之隔的扶风县法门寺4月8 古会上，丁文英被时任国民党扶风保安大队大队长的权树录（权文智之孙）雇用杀手暗杀。

“神枪手”杜生林

青化中心小学退休教师杜新周老师说，他是听着爷爷杜生林的抗战故事长大的。

杜生林是童家村杜家沟组人，与丁文英同属一个村，两个组连畔种地。为保家卫国，两个年轻人同年入伍，同在一个连队，一起驻守永济。

杜生林身材高大、魁梧，自幼习拳练武，水性极好。到部队后他刻苦训练，枪法极准，在连部有“神枪手”之称。在永济保卫战中，他多次与丁文英并肩作战，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后来，驻守永济的陕西警备第二旅第一团团长张剑平下连队，发现了杜生林，调其到团部担任警卫。1938年8月16日，日军大举进犯永济，当时的《新华日报》引【中央社潼关17日下午3时电】云：“敌约二三千，飞机六架，于16日拂晓起，迄下午8时至，向我永济猛攻，经我部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达数十次，敌伤亡惨重，其一部约千余人，于今上午抵永济北关外，与我部激战中。”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孙蔚如将军曾令一个团前去解围，但该团长拥兵自保，没有赴援，在这种情况下，驻守永济的官兵只能死守，但就在这时，团部得到死守永济的“擎天柱”邓祥云阵亡的消息，团指挥部诸人才立感气馁！团长张剑平与团附秦颂仁不仅未组织剩余官兵有组织突围，反而在广大官兵还不知道邓祥云阵亡尚与敌进行激烈巷战的掩护下出西门乘早已预备好的渔船逃过黄河。”（见李振西《风陵渡保卫战》）。

张剑平等人乘坐渔船胜利逃过黄河，杜生林功不可没。据杜新周讲，他爷爷是个文盲，只字不识。当时，杜生林担任团警卫，邓祥云阵亡后，上级安排他给团部送去一封信，后来才知道，这封信就是告知张剑平等人邓的亡讯的，信中告知张剑平，他们逃回陕西的渔船已经准备好了。为掩护团部十几人渡过黄河，杜生林一人占据一处高地，坚守一挺机枪，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苦守阵地长达十几分钟，直到团部人员渡河安全后，自己才跳入黄河逃生，不料被围追上来的日军一阵扫射，子弹从后臀部打穿，杜生林硬是忍着剧痛，靠着黄河上飘来的散木板泅渡过黄河，被在黄河西岸守候接应的国军救起，送到陆军西北野战医院治疗一段时期后，杜生林被送回老家青化，所在原部队也因伤亡惨重自行解散。杜德林回到老家时，他枪伤还没有彻底好转，加之老家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伤口长期化脓，杜德林的妹妹就坚持每天用盐水给哥哥冲洗伤口，并亲自趴在哥哥的伤口上，用口咂脓，大约有一年时间，杜生林的伤口才得以痊愈。1982年，杜德林去世，享年74岁。

“童善人”家族

童峪村童家组的童治和家族是明朝末年到清代青化地区富甲一方的大财东。那时候，治和家里种的几十顷土地，每年雇佣大量长工干活，治和家人吃什么饭，长工也就跟着吃什么饭，平时活量大了，他家就专门找农村的巧媳妇给长工擀白长面，晚上的住处也安排在大房间，能委屈家人，也不委屈长工、短工，年底了，除了发给长工银元外，还要安排伙计套上大牲畜，给长工家送去足够一家人一年吃的粮食。有时候，村子里来了乞讨的，治和家人也要给吃饱，有劳动能力的，就留下来帮他家里干农活，年底发给盘缠，送去粮食，因此也就有了“童善人”美称。

“童善人”家族兴盛200多年后，清同治到光绪年间，逐渐走向衰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后代逐渐有了纨绔子弟作风，只想坐享其成，抛弃了克勤克俭、崇德尚善的优良家风，另一个是许多后人沉迷酒色和吸食大烟，家族产业一蹶不振。传说当时关中大旱，庄稼颗粒无收， “童善人”家族放出的债务一时半载难以收回，家里老人难免叹息，其家一后人听得后，即前去债户家收租，正巧碰到债户在石磨上磨粮食，后人不由分说，上前就将石磨上和磨口的粮食全部装走，还指责道，“明明有吃的，欠债不还，还说没钱没粮。”回家后，后人在其先人面前卖弄自己收债的功绩，“你总说要不来，看我去把他家磨口的粮食装来了么。”先人无奈地长叹一声，“我们的家业到你手里就全部完蛋了。”

不出先人预料，到民国初年，“童善人”家族彻底走向没落，他们的后人们只知道躺在安乐椅上吸大烟，吃神食（即老本），没钱花了，就雇人在院子里挖银窖，而他们依旧躺在炕上吸食大烟，结果祖上留下了的银锭、元宝、饷元、铜钱被雇工偷的偷拿的拿，万贯家产很快被后人踢踏殆尽。后来，无可奈何的后人又开始变卖房屋，也是整座整座地卖给他人，先人藏在墙里和房梁、椽头下的银锭、饷元也被一并卖给人家，留下了千古笑谈。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童善人”的家产、土地已经被变卖一空，后代不得不开始给别人打短工度日。解放后，“童善人”的后人被定为“贫农”成分，反倒没有受到大批判运动的冲击。

“杨德春”的双面人生

在解放岐山的历史上，杨德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岐山县志》是这样记述的：

“（1948）二月二十一日晚，王伟章、冯兴汉、王哲率领游击队捣毁岐阳乡公所，击毙前任乡长傅应乾、乡长杨德春及副乡长杨保发等。”

杨德春是南阳村武新组人，其幼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当时，杨德春一家住在村南的一口土窑里。为了养家糊口，十二、三岁，他就跟随大哥到邻村的丁家组一户大户人家家里打短工。由于年龄太小，丁家人对兄弟俩又非常苛刻，杨德春一气之下回到家里，给母亲说了一句“我走呀”，随后就没有了踪影。找了好久，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家里人就认为，战乱年代，杨德春已经折了。十几年后，杨德春身着军装，带领两个随从，以连长之职回家探望，家里人才知道当年他从扶风菊村（今召公镇）从军去了甘肃平凉。

杨德春身材高大魁梧，大字不识一个，但人精灵能干，有仁有义，枪法极准，有抢起鸟落的水平。当时，蒙上他的双眼，他可以将2、3部手枪全部拆散成零件堆乱在一起，再组装在一起，子弹上膛，循着鸟声将树上的鸟儿击落，在部队深受首长喜爱。当了连长后回到老家，母亲还住在那口破窑里，日子依旧恓恓惶惶，他在安顿好了家人生活后，重新回到平凉部队，最终当上陕甘警备司令部特务团团长。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粮食颗粒无收，遭了年馑，岐山大量的人出门乞讨，一些人就跑到了平凉，杨德春对老家来人非常热情，给吃给住，年轻人要当兵（当时当兵就能有饭吃，不至于饿肚子）就留在他的部队。对本村同族兄弟，杨德春回家时还给上盘缠，叮嘱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啃声。

抗战结束后，杨德春曾担任麟游自卫队大队长（1945—1946期间）。在麟游期间，杨德春倾向革命，与麟游、岐山地下党员刘章天、赵伯经、陈世业、冯兴汉等一大批地下党员交好，联系密切，尽量提供一切便利与帮助。当时，刘章天等地下党组织曾多次动员杨德春前往陕北红区，投身革命，杨德春因为扔不下家眷而拒绝前往。

1946年以后，杨德春回到家乡，担任岐阳乡公所乡长。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加进了对地下共产党员的追捕和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力度，北山一带麟游、岐山的地下游击队员奉献剧增，杨德春就安排长期他们居住在位于武新村的他家里。1947年5、6月间，冯兴汉的游击队40多人，住在武新村南2公里，后峪村西1公里的党家窑（后峪村党姓家族的砖瓦窑），杨德春雇佣伙计，每天在家里蒸馒头，白天不能送，就晚上派人用背篓、笼子将馒头和面粉送到党家窑。后来，国民党部队得到消息，围剿冯兴汉游击队，扛着长枪的士兵在武新村街道打地铺睡满了，杨德春提前给冯兴汉通风报信，游击队连夜转移到北山中，有效保存了革命力量。

杨德春交往广泛，曾千方百计给为地下党组织提供帮助。1946——1947年间，地下党员刘章天、赵志英、董金书（董策成）、赵伯经、赵官喜等都长期在杨德春家里居住过。因为杨德春有多年的从军经历，地下党的一些接头活动，也都被秘密安排在他的家里进行。一段时期，冯兴汉和游击队员常常是三三两两趁着夜色从北山下来，与刘章天、赵志英等在杨德春家里联系和交换文件。为了保护刘章天、赵伯经等，杨德春的爱人韩夫人安排这些地下党员住在他家的楼房下，并给门口挂上麻丝和红色小鞋，有官兵来问，就说大儿媳妇坐月子，以迷惑清查。后来，形式愈发紧张，杨德春和韩夫人就安排地下党员白天睡到自家楼房的楼上，晚上再下来睡到房间里，一日三餐，也是给做好了搭梯子送到楼上去，机智地躲过了一次次查抄。

杨德春的二儿子、今年已经82岁高龄的杨仲录说起这些历史，如数家珍。

“刘章天、赵志英一伙20多人，在我家住了有多半年时间，赵志英是长武县土桥人，后来居家搬到麟游的庙湾村。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和我差不多一样大，儿子小名叫球娃，女子叫翠爱，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赵志英家族兄弟九人，其中赵志英的爱人和孩子，他家老八、老九当时都住在我家。赵志英家老九叫赵官喜，不识字，解放后曾担任麟游县崔木乡的党委书记，而赵志英解放后则去了西安矿业学院工作。

“赵伯经是麟游人。1947年6月，西府游击总队成立，赵伯经是司令员，后跟随吕剑人等率领游击总队跟随西北野战军解放麟游县城。解放后，赵伯经历任彬县军分区司令员剑专署专员，还亲自到我家来看望过我的母亲。

“董金书（董策成）是凤翔糜杆桥人，曾任陕西保安六团第三大队大队长。1943年6月，董金书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到旬邑包围陕甘宁边区，董策成及时写信告知赵伯经，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此后的三年时间里，董策成长期在暗地里向边区护送干部，运送物资。1946年8月14日，董策成接到延安急电，率部200余人起义投靠边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赞扬。解放初，董策成任宝鸡军分区副司令员。后来，我家困难，我母亲和我大哥多次到宝鸡去找董金书，他非常热情，每次给我母亲50元钱，还给我们一袋或者两洋面（面粉），然后买好火车票派车把我母亲送上火车。”

岐山县档案局原副局长、岐山党史专家李三虎经过走访和考证说：“杨德春倾向革命，曾给地下党提供不少帮助。因此，游击队在捣毁岐阳乡公所时，定的政策也是击毙傅应乾，活捉杨保发，放了杨德春。”

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催生了“大炼钢铁”，十年“文革”，更是把虚报冒撂推向了极致。

为了把钢材产量弄上去，青化各村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全面推行“吃大锅饭”，农户自家的铁锅、杂铁等按照政策被全部收上去，拉运到当时的人民公社盘起的“炼钢炉”里“炼钢”，结果是没有炼出一斤钢材，倒是炼出了一堆四不像的铁块，只可惜了农户家里的铁锅铁农具。后来，有人说，青石里面含有钢铁成分，于是，青化全境内的大部分石碑被拉到青化村苏家窑组“炼钢”，结果成就了苏家窑生产队的石灰产业兴盛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大炼钢铁”运动给青化的石碑带来了毁灭。良田村一魏姓村民曾告诉笔者，在他们村东南大约200米的路边，曾经有8个高大的碑楼，其中一通石碑为李姓人家的路碑，其他7通石碑为历代官府所立的记事碑，周围有雕花石栏杆，石碑碑文书法遒劲。50年代初，他远在潼关的舅父和姨夫每年骑自行车到青化来探望他的老母亲，每次都要专门去碑楼看石碑上的内容和书法，遗憾的是，这些石碑和青化玉皇阁院子原来的五通石碑，以及院墙上的小石碣，青化莫家的路碑，还有各个村落的大小石碑，统统为苏家窑的石灰窑做了贡献。

当然，也有一些石碑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南阳村一位老匠人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化公社开始修建丁童水库，当时的农村物资极其匮乏，为修建水库涵洞，公社就从青化及周边征集上来一大批石碑运到水库工地，用于砌过水涵洞，这些石碑至今还发挥着他们的作用，从而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另外，也有一些石碑被集体用作仓库门口的踏脚石、村妇涝池边的洗衣石等，得以幸存，青化东街明代的《普照寺重修记》碑石就是这样保存了下来。据说，在青化北街涝池岸边，也有不少历代石碑，其中一块为于右任为苏家窑苏姓先人所题写，后来，涝池干涸后被填平，石碑被深埋，前两年建设农贸市场，投资商根本不愿意花费气力去掏挖，这些石碑就被永远地埋压在了超市基础之下。

荒唐的事儿不止这一件。

“扶风有个法门塔，把天戳个大窟窿；青化有个玉皇阁，上去能摸玉皇脚。”这个顺口溜说明，玉皇阁是岐山、扶风地区唯一可以与法门塔媲美的古建筑，《岐山县志》载，清代进士、岐山县令胡升猷曾多次拨专款出资维修。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破四旧”风卷全国。在这次空前绝后的大运动中，青化的玉皇阁继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碑石被拉去烧了石灰后，玉皇阁再次被作为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气息的“四旧”典型，夷为平地。之后，青化东街的普安寺、中街的谷皇庙、西街的关帝庙以及普安寺对门的古戏台等等历史文化遗存，作为牛鬼蛇神全部被拆除。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提出粮食产量“跨长江，过黄河”的总体目标，要求黄河以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由原来的208斤提高到500斤，秦岭、长江以南地区亩产量由过去的400斤提高到800斤。围绕这一目标，全国上下“以粮为纲”，发展粮食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开山造田、围海造田、砍掉果树种庄稼等遍地开花，“一年两熟”变成了“一年三熟”甚至“一年四熟”，麦地里套种棉花，棉花地里套种红薯，点种高粱，只要能把总产量搞上去，这个经验就值得大面积推广，以至于牛皮吹破天的事情比比皆是，“胡吹呢，冒报呢，撑着胆子谎报呢”形象表达了老百姓对虚报冒撂的极大痛恨。据我的父亲讲，当时的生产队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在粮包底部全部装上麦衣子，上部覆上麦子，以虚报产量，欺哄上级。

为了把粮食产量搞上去，解决吃饭问题，当时的大队、生产队干部也是想尽了办法，一个是“搜肥”运动。将农户的老土墙、老土房的墙体逐户拆挖，作为土肥运到田间；一个是什么产量高就推广什么，这期间，产量较高的“晋杂五号”高粱品种成为首选。“晋杂五号”虽然产量较高，但品质极差，干吊苦涩，给牲畜做饲料，牲畜连闻都不闻一下，可是，在麦子基本上全部缴了公粮后，老百姓的主食却不得不吃它。常年下来，村庄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因为吃高粱而出现便秘，人们上一次大厕，往往被挣得面红耳赤，许多小孩则是被挣得哇哇大哭，这时候大人们就不得不动用树枝、细硬东西给孩子“掏”便，成为一代人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

更让人痛苦的是，说实话也是要招祸的。上世纪70年代，武新村有个在平凉当厅级干部的去北京参加会议，回到平凉后给同事说，北京的灯泡没有平凉的亮。当时平凉用的是黄河发电，电压是220V，而北京还是110V，话是实话，却很快传到上级的耳朵里，居然有人敢说首都的灯泡没有平凉的亮？这不是攻击首都，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吗？一句实话，很快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个人第二天就被确定为“现行反革命”而打倒，交生产队劳动改造。只可怜，这位干部个子低矮，人又瘦小，老婆受不了这一打击，精神分裂，整天在村子里东游西荡，小娃子都叫“疯老婆”。后来，村上贯彻上级指示，开展“群言堂”，要求给党中央、毛主席提意见，每人必须提两条意见，他一个给集体喂牲畜的堂弟，在族兄遭受如此灾难之后，深知人言可谓，就提了两条非常有趣的意见：“我给毛主席提两个意见。第一个，我给生产队喂牲畜，发现有的牲口肯吃，有些不肯吃，有些吃得快，有些吃得慢，这个要给毛主席说一说。第一个，我经常买洋火（火柴），发现有的盒子装得满，有些装得不满，这个也要给毛主席说一说。”尽管从平凉打回老家的堂兄在拨乱反正后就得到平反并官复原职，两位老人也都已作古20多年，但村里人还会时不时说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苦涩的历史注定最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段笑谈。

杨智文，岐山县青化镇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世纪大发现—周王陵之谜》《歌唱岐山》《岐山的文化符号》《历代名人咏岐山》《周公庙诗文精编》等地方文化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