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鸣声

徐岳

我目前服务的闽南的仰恩大学，是一个别致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间亮出一个碧茵茵的湖来。湖是活水，由着水性儿变，说宽就宽，说窄就窄，很随意地铺开了一千二百亩水面。曲曲折折的湖岸和环山之间，又圈出两千亩丘陵地带。于是，装饰着各种色彩的校舍布置在山水之间。这下好了，楼也疏朗，路也疏朗，人也疏朗，连鸟儿也疏朗。

每年春分过后四、五天光景，校园就开始“以鸟鸣春”了。每天大约五点钟，随着我的梦醒，鸟也开始了晨鸣。有“晨鸣”就好。生物学家就省了心，他可以不忧心鸟夫鸟妻的和谐生活了；有“晨鸣”就好，校园里气韵流畅，如风行水上。黎明即唱的鸟，要数浅赭色的那种鸟了。它头顶罩一朵黑毛，绒绒的，旺旺的，像戴了一顶黑帽帽，很帅很帅！看多了，我就叫它“黑冠鸟”；听多了，我就叫它美声唱法：“丽古、丽古、丽古丽！”每一个字经了它的歌喉，再方块的汉字，都圆了。我住的“蒙古楼”后面，横了一行长长的小叶榕，它们的“家”就安在榕树的繁枝密叶里。

鸟要晨鸣，我要散步。等走到湖边，围湖的铁栅栏顶上，活动着成双成对的黑黑的、油油的、亮亮的“八哥”鸟。那骨质的上嘴唇根部，长出一丛约摸半寸长的硬扎扎的黑毛，成扇状向上辐射开去，透着七分个性化，三分绅士气，实实地惹人注目。它们的骨质嘴巴互相抚摸着，亲吻着。我站定看着看着，感到那硬硬的骨质嘴巴也被爱的激情泡软了，仿佛可以随心所欲地缠来绕去。有的是两只面对面站着，两颗头一俯一仰一唱，一俯一仰一唱，激动得像有唱不完的相思情。那声音圆润得像从嘴里吹出的一串圆泡泡。即使掉在湖面上，鱼儿也不忍心将它们吞破。

太阳从校园东边那高高的仙公山顶露出了笑脸。枝头的鸟儿繁了。我用耳朵、也用心捕捉来自四面八方的鸣叫。美国畅销书作家蒂姆?弗兰德在《动物也说话》那本书里说，“鸟鸣就是音乐，而且是优美的音乐。”观赏鸟，听“音乐”，这是大自然赐给我的艺术享受。忽然，晨鸣的鸟队里，有悲哀如诉的古乐“卣”，带着一声声长长的拖音，从对面山上的灌木林子里钻出来，经了晨露的洗礼，那真是在眼泪里泡得湿漉漉的哀乐呀！真可以给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伴奏。我正沉迷于这千年“卣”声，从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仿佛踩着鼓点，溅着金星，嘣、嘣跳来另一类鸟声，其阳刚之美，充实着金属猛烈撞击的音质：“冈！冈！冈！冈！……”。其声斩钉截铁，一声紧过一声。“卣”是我所喜欢的，“冈”也是我所喜爱的。“鱼”和“熊掌”虽然同时都得到了，但这两种藏身于密林中的鸟，我一直没有见过。窃想，大概还怪我对“音乐”的诚心不足吧！

仰大新校区的西北隅，是我散步的终极之地。这里山高水长，野苇成堆成行，清风过处，像吹乱了的女学生的披肩发。更有高处之龙眼，远处之青松，参参差差，上接蓝天白云，下扑溪流瀑布。有自呼其名的“春姑姑”，有被周作人称为“干笑”的啄木鸟，还有声细如小猫咪的山喜鹊。饺子大小的无名小雀，却并非这里的凡夫俗子。它们成群地飞，数不胜数，飘落野苇；轻巧地叫，声似银铃，任意抛洒。我在这里看到了我家乡的一种鸟，据说，常会叫得满口流血。在我的家乡，其鸣四字：“算黄算割”！提醒农家不要懒惰，麦子黄一片，就要割一片，免遭狂风吹打。它在这里叫什么呢？农民说，它叫“快快插秧”！因为这里不种小麦，我的家乡不插秧苗，它竟聪明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我还发现了这西北隅的“鸟俗”，也就是弗兰德的“领域说”。一处有一处的鸟，没有混杂区。但有一只体大如鹰——也许属于鹰的家族吧，全身麻灰，点缀了不规则的白斑，如穿了迷彩服，站在山腰一根高压电杆的顶端，昂起头，恶声恶气地反复大喊：“戈理！戈理！嘎！嘎！”我往日散步也见它，那歌喉也是婉转的，可今日怎么了？它仿佛鲁迅在《秋夜》中所写的“恶鸟”。我静下心琢磨着：它在叫什么？嗯，我又想起了弗兰德，他认为鸟有了“领地”，成长中的鸟学歌才不致受到异类声音的干扰，只接受父母的传承。如果鸟不会唱祖先正宗的歌，就无法吸引异性，无法生育，无法壮大自己的鸟群。照此推理，穿“迷彩服”的“恶鸟”可能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优秀鸟父”，它是在警告鸟界那些侵犯别人“领地”的“违民俗者”：“戈理！戈理！嘎！嘎！”

诚如是，我天真地生出一个奇妙的幻想，把“戈理！戈理！嘎！嘎！”录了音在森林里播放，对稳定鸟界社会秩序说不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妙处呢。

徐岳，1939年生于岐山县蒲村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前《延河》主编。著有散文集《十七岁那年》，长篇纪实文学《任超传》。儿童小说集《小门长》获陕西省优秀图书奖，《生命山中历险记》获陕西省火炬文学奖，《山羊和西瓜的故事》获《文汇报》小说征文奖，长篇传记文学《胡兴元传》获陕西省“双五”文学奖。2012年以来， 主持编辑周公庙文化系列丛书， 已出版《周公庙的风花雪月》《长长的周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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