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50年钻研只为论证一个数学真理
陕西关中有一句俚语：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可岐山县青化镇农民付可一不屑于这些，他却要跻身于教授专家的行列，弄清一条曲线的是非曲直。
付可一今年74岁，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从1967年开始， 他研究、推算世界上已经应用了200多年的“悬链线” 公式，并用自己的理论否定了原有公认的计算公式，打破了工程应用上的瓶颈，将悬链线的应用范围推向更广阔的领域，开辟了悬链线研究和应用的新篇章。
如果爱迪生把一生都扔在卖报的马路上，说不定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用上灯泡——
老农50年钻研只为论证一个数学真理
杨智文
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虹桥突然垮塌，40名无辜者被夺去了生命，引起了国人关注。专家组认定，这是一起人为责任事故，其中违法设计、无证施工、管理混乱、未经验收等问题，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陕西岐山县一农民提出惊人“说法”，除质量等原因之外，此桥当初设计时运用的计算公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位名叫付可一的农民，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研究进一步提出：现在载入我国高等数学、高等力学教科书以及拱桥设计计算手册的悬链线计算公式，只适用于垂度远远小于跨度的悬链线，解其余悬链线，目前仍处于空白。付可一激动地说：“我国用此公式进行拱桥设计、计算，已经远远超出了此公式明文规定的应用范围，并且这个应用范围非常狭小的计算公式本身还是错误的。用错误的计算公式，怎么能计算出正确的拱桥受力?又怎么能画出正确的拱桥图形?这样，人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几年许多拱桥频频倒塌了！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个错误的理论在大学讲台上，已经度过了数十个春秋，老师们每年都给学生灌输这一错误理论，危及深远。”
如果说，这项备受原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教授陈文灯、钱学森的高级助手，国家科工委教授郭俊义、上海社科院原院长姚全兴等人高度重视的研究成果一旦经鉴定成立，那么，世界数学界一直通用的悬链线研究成果将被判处“死刑”，现行大学数学、力学教科书中一直少有中国研究成果的局面也将从此改变，并将对电力工程、建筑工程等事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项有可能轰动世界的研究，由于研究者付可一是农民出身，至今没有得到数学权威机构的鉴定。50多年的风雨坎坷与苦心钻研，让付可一常常感慨不已。
付可一1944年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青化镇童家村一富户人家，无法更改的出身让年幼的付可一在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中饱尝了磨难和辛酸，也渐渐懂得了“夹着尾巴做人”的处世之道。那时，他的最大愿望便是当一名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可以让他洗脱一切“出身不好”的“耻辱”。在学校里，他比一般孩子更多些刻苦和用心，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几名，尤其是解几何题、力学题似乎特别有办法。给他们教力学的王老师是县里很有名气的物理老师。一次上课时，王老师解算课时后面的一道力学题时，在黑板上演算了半天怎么都不能得出正确答案，颇有点尴尬的王老师面对学生几十双眼睛无奈地说：“今天头有点晕，一时想不出来，我下课后再给同学们详细解算。”同学们有些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书本准备下课， 这时，付可一举起手来：“王老师，我现在就能解算出这道题。”
班里的其他同学大吃一惊。半晌寂静之后教室里发出哄堂大笑， 就连王老师也愣住了。缓过神后，王老师便叫满脸通红付可一走上讲台，结果付可一几笔就将正确答案验算在黑板上。
但在“唯阶级成份论”的年代里，学习一直较好的付可一因为富农出身而未能迈进大学校门。1965年，付可一高中毕业回家，随后便结了婚。婚后连着生下两个女儿。面对嗷嗷待哺的女儿和体弱多病的妻子，以及经常被人扯去游街串巷上批斗会的父亲付成章，作为老大的付可一深感日子的难熬。日渐沉默的他常常在劳作之余便独自蹲在一旁想自己的心事。
1965年，付可一在帮别人家盖房时，看到匠人用一根指头粗的软麻绳固定在前后墙体上，搭在一高一低两点的绳子由于自身重量下垂而形成一条曲线，屋顶上铺瓦时便依据这条曲线来确定坡度走向。付可一对这条曲线产生了兴趣：这是啥曲线?劳动闲余时间，他无聊地用一根粗绳子做抛物线图形，却意外发现：所做的抛物线和他看到的那条曲线就是不一样！连做800次都不一样！
他兴奋地叫起来：“我发现了一条新曲线！”
周围的人哄然大笑：“老祖先世世代代盖房的就用这种办法，这小子发神经了！”
得不到众人认可的付可一沉默了。可这条线究竟是啥线呢?好奇心加上发明的冲动让他终于在一天晚上偷偷地给自己崇拜的数学家苏步青写了封信，说出自己的“新发现”并求教。
不久，苏步青果真回了信，让付可一激动之余又平添了几份自豪。苏步青在信中告诉他，这曲线叫“悬链线”，高等教材里有描述，并给他写出了两个推导公式。
付可一借来大学教材详细了解，但高中毕业的他怎啃得动这高深的东西呢?
付可一开始学习高等数学。一则平时自己苦闷，权当解闷，二则他感到不能对不起苏步青教授的回信之情。但看了好长一段时间，许多东西仍然只是一个概念，有时连这个概念都是模糊的。苏步青列出的两个计算公式他也因找不到理解的切入点而不知所云。
1969年，付可一去岐山蔡家坡宝鸡峡引渭工程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晚上，几个人去附近的西北机器厂看电影。当人群拥挤在厂门口时，付可一便站下来细看厂大门上悬挂着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彩灯。看着看着，他突然一拍脑袋，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眼前的彩灯就是打开悬链线奥秘的钥匙呀！因为，悬挂彩灯的绳子形似一条折线。可以想象，当彩灯的数量无限增多时，悬挂彩灯的绳子形状则由折线变成了一条曲线，而这条曲线就是悬链线！当彩灯的个数为3时，求出各段绳子上的张力；当彩灯的个数为5时，再求出各段绳子上的张力；为7时，为9时……一直为N时，由此可以推导出悬链线计算公式。
这时，付可一面对的生态压力日趋增大。1969年，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随后又添了一个女儿，付可一和弟兄们也分了家。这样，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子里，整整住了八户人家。其中付可一一家六口人就吃住在一个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沉重的生活担子让书生气十足的付可一常常难以对付，面煮熟了却没有盐的日子经常到来。
但生活的艰难并不能阻挡付可一研究悬链线的决心。
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付可一似乎更应该有一项“事业”来干，这样才不至于使生活只剩下了压力。为了弄清悬链线的本质， 付可一劳动时，吃饭时，走路时都在想悬链线。晚饭后，他则爬在土炕上盐酸、推导悬链线的计算公式——那时，付可一家贫如洗，连一张简易的桌子都没有。老婆对付可一没黑没白的“研究”很有怨言， 就给他起了个“炕先生”的“雅号”，但真正对付可一却无可奈——在岐山农村，男人就是“当家”，家里的一切“当家”说了算。
1975年，付可一拿着自己推导的计算公式，找到宝鸡师范学院教授理论力学的熊老师。熊老师看了付可一推导的计算公式之后说：“推导的计算公式是正确的。但要记住，悬链线拱桥最坚固，这是研究悬链线的工程价值和意义。”
随后，付可一又找到了西北大学数学系教学秘书柴乃序。柴秘书说：“你推导的悬链线计算公式是正确的。但是教科书上已经有了解算方法，这样，你搞的只能是第二种解法，研究意义不大。”
这一解释，如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付可一回到家后蔫了，叫好像人一下子被抽了筋似的，失去了精神支柱。但是，付可一不甘心！
好久，付可一才缓过劲来。他想：“自己能推导出第二种解法，那为什么以前没人能推导得出来呢?会不会是这个悬链线理论还有什么突破口呢?我用数学上的割研法推算出两个悬链线函数公式，以后计算完全可以省去以往的计算之累，那百余年来，为啥就没有人这么想过呢?难道高等数学上的两个假设错了?”
犹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兴奋剂似的，付可一又高兴自己有“事”干了。
付可一又一次埋头研究起高等教科书上的悬链线。
石破天惊。连续攻读了七年之后，连付可一自己也不敢相信，高等教育学校教科书上的悬链线理论竟然被他推断出是错的！
1982年，付可一撰写出《商榷“悬链线”》一文，投于重庆市出版的《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社。不久，杂志社回信，指出文稿第二部分内容是错误的，付可一见此，忙写信询问：错在何处?连写几封，泥牛入海，均无回音。
付可一想：莫不是此稿的结论吓住了编辑而未做深究?于是，他对文稿进行认真修改，再次投向北京的《潜科学》杂志社。1990年，该杂志第四期将这篇论文全文发表。在这篇论文中，付可一提出：载入高等教本的悬链线理论是错误的。其一，研解悬链线的力学方法是错误的；其二，高等教本上推导的悬链线水平力计算公式是假的；其三，研解悬链线的两个假定条件都不能成立。这篇论文还提出了用割研法解悬链线，并推导出了两个悬链线计算公式。1990年12月19日，因此文的发表，中国管理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邀请付可一参加了“中国管理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成果展览会”。在大会上，穿着借来的女婿风衣的付可一作为80多名代表中唯一的农民代表、非专业研究人员被林学谛副所长邀请上台讲话。台下的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教授陈文灯后来拉着付可一的手说：“原来是你！了不起，确实了不起！”付可一了解后才知道，陈文灯教授就是他的那篇文稿的审稿人。他问陈文灯教授：“你看我的稿子怎么样？”陈教授回答：“好着哩！好着哩！我从高等数学的理论上考证，你的方法是对的……”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姚全兴则对付可一说：“你有出国讲学的可能呢！”付可一问他：“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姚院长说“会完了，你去找《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通过他们组织专家对你的研究成果做出一个定论。”
在开会时，国防科工委教授郭俊义对付可一说：“了不起！结识了你我很高兴。我会把你向钱三强推荐。”这人走后，淮南矿务局记者李军过来问付可一：“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前学生的高级助手郭俊义。”
后来，李军就付可一的事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这次会议的参加，让付可一感到无比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他的理论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认可。
从北京回来，他听从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开始对“悬链线理论”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分析完善。由于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付可一比以前公家执着着迷。一天傍晚，付可一在一个马勺里用玉米面拌老鼠药， 边拌边想一些计算数据。忽然，他听到牛棚里的牛叫了一声，付可一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好像是替牛正在拌料，于是就走进牛棚，向牛棚里添草加水，加料拌草。在付可一回到住的小屋子要半个小时后， 他听到了牛的连声惨叫。 等付可一跑过去看时，牛已经四肢伸直，口吐白沫，死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横祸”，一家人伤心不已，莫名所以——这头牛要值3000多元钱呀！几乎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知道第二天早晨，付可一才终于回忆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一次，付可一去陕西公路学院找杨炳成教授想了解一下悬链线在拱桥设计上的应用情况。离开公路学院时已是下午4点，西安汽车站向西只有去兴平的车，去扶风、岐山都没有车。住在西安吧，付可一身上的钱不够——来西安时只带了车费和吃一次便饭的钱。怎么办?付可一想了想，只有想办法回去。于是，他便坐汽车到兴平，从兴平又倒火车去绛帐。绛帐离扶风30公里，扶风离家15公里。火车到达绛帐时已是晚上9点多，早已没有去扶风的班车。下车后，付可一就步行回家。因为疲劳和天黑，付可一走着走着就迷了路，一不小心，被一土堆给绊倒了，醒过神来一看，周围都是坟堆。付可一这才想到自己走进了公墓地。当时，付可一的头发都立起来了，浑身上下一下子冒出了冷汗，平时见到的死人、传说中鬼的形象马上闪现在眼前。当付可一跌跌撞撞连爬带滚走上大路，回到家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脱下棉袄一看，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
由于家里穷，没钱坐车，平时去60公里外的岐山县城和180里外的宝鸡，付可一都是骑自行车。一次从岐山回家时已是晚上10点，在进村的一个下坡处遇到急拐弯，付可一认为路熟，就没拉闸，结果车速很高，脚踏撞在路边一个树根上，把付可一摔出去三四米远，在地上躺了有半个小时才清醒过来。这一回到家，就在炕上睡了一个多月。
而这时，付可一家中的日子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有时甚至连买一斤盐的钱都凑不上来。但更让付可一难以忍受的，是一些人对他这位农民进行悬链线研究的嘲讽和漠视，《商榷 “悬链线”》一文发表后，付可一带着杂志找到县科协，想通过科协将此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在刚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后，办公室一位姓杨的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跑这儿干啥来了?我们给不了你钱，只能奖一个红本本。这个红本本对农民来说没有用，对教师来说，靠这个本本就可以升职称。”付可一说：“我是来寻路的，不是来要钱的。”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不再理他。
付可一又找到宝鸡市科委，一位负责人对他说：“30元的稿费一拿，就意味着你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要我们组织鉴定，那就得弄钱盖一座大房子，装上大型计算机，再聘请专家用先进仪器来计算函数，没这些，哪个专家教授愿来?再说，这些人来的花费谁掏?”这位负责人说：“设计拱桥的人肩上担着巨大的风险，谁敢用你这个新理论?书上的公式错了有书担保，谁给你的公式担保?……”
更让他吃惊和心寒的是一位教授的话：“建桥是个粗活，低10公分高10公分都无所谓，桥塌了再重新设计有什么不可?还刺激市场需求呢！你一个农民研究这个，永远不会受到别人重视！也不会有人来认真对此进行鉴定，你还是回家去好好种你的地吧！”
也许这位教授无意而言中吧，50年的苦思冥想辛苦研究，使付可一在亲戚、家人眼中成了一个正常的“残疾人”——不能当家长和劳动力看待。日常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就靠妻子和三个女儿、女婿的帮衬、接济，去宝鸡上西安赴北京请人求教，也耗尽了他的积蓄。至今，对三个女儿，付可一常常满怀愧疚：“没钱供，三个女娃读了个小学，是我断送了三个女子的前途和命运啊！”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付可一叹息不已：“就因为我是个农民，没有人愿意来鉴定。这一点我死不瞑目啊！”
2000年，付可一悬链线研究的事迹引起了西安媒体界的高度关注。西安三名知名媒体人专程赶到付可一的家中采访， 并采写了《近年拱桥频频倒塌缘何？老农30年研究一鸣惊人》的长篇通讯，发表在《焦点》《辽宁日报》《三秦都市报》《金陵晚报》等全国20对家媒体。之后，一位岐山籍媒体人将付可一的研究成果书面写信给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省领导很快批示到省科技厅。科技厅的一位女同志致电这位媒体人后，电话里仅仅询问了付可一的基本情况，听说付可一就是一个农民在研究高等数学，回告他说：“省上领导批示到我们这里，让组织个专家论证一下。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基层许多人都在搞所谓的科学研究，这些年，我们花费了好多钱，也搞过许多论证，有不少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组织专家论证后，最终都不成立，就是白白花了一大批科研经费。”此后，再就没有了声音。
为了自己的理论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十几年来，付可一一直奔走在不断求索的路上。2015年，《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第二期再次刊发了常炜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数学界又一里程碑》，《宝鸡日报》随后全文转发，引起了岐山县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县科技局给与付可一10000元研究经费，鼓励他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为岐山争光！但是，一个县的科技局，也只能做到这些。老农付可一的悬链线理论，何日才能真正得到学术界认可、推广和应用，一个更长的路还需要他继续走下去。
而这一天，对于74岁高龄的付可一来说，他还能等得到吗？
（原文发表在2000年《焦点》《三秦都市报》《金陵晚报》《民情与信访》《人生报》等20多家国内媒体，合作者：李宏刚 申震天。此文为根据2000年采访稿扩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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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智文，1966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青化镇，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政协岐山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岐山县周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上世纪90年代进入陕西媒体界，先后担任《乡镇企业报》《西北信息报》《西安晚报》《民情与信访》（杂志）记者。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新民晚报》《宝鸡日报》《焦点》等报刊发表各类作品1000余篇，出版新闻作品集《微弱的声音》《寻找声音》《制造声音》，文学作品集《溃局》。曾荣获“中国晚报新闻奖”一等奖，“陕西新闻奖”连续报道三等奖，“猴王杯”热点新闻大奖赛三等奖等。
近年来，致力于岐山地方文化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先后出版《世纪大发现—周王陵之谜》（与陈明合作）《歌唱岐山》《岐山的文化符号》《历代名人咏岐山（上、下）》《周公庙诗文精编》等岐山地方历史文化丛书，被岐山县政协评为“十佳文史资料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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