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栋：外婆的抗日战争
外婆的抗日战争
唐 栋
1969年冬，唐栋参军时与外婆留影
1942年那场惨绝人寰的河南大饥荒，迫使饥民们像空中蔽天遮日的蝗虫一般沿陇海铁路向西逃亡。在这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逃亡途中，有一个瘦弱的小脚女人，独自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最大的女儿15岁，最小的儿子只有4岁——每人手里拄着一根树棍，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河南长葛那个叫“太平店”的极不太平的村子，往西逃命。之所以往西，是因为东边的济南、北边的石家庄、南边的武汉都已经被日本人占了，向西去往陕西是唯一的逃路。
这个小脚女人，就是我的外婆；而她最大的女儿，后来成为我的母亲。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外婆一有空就盘腿坐在炕沿上对我一遍一遍地讲那次逃荒的经历。外婆说，她带着四个孩子快走近铁路时，一队日本骑兵飞奔而过，后面的一个日本骑兵看到路边有一位姑娘和她的母亲蹲在地上瑟瑟发抖，遂起歹心，跳下马，抓住姑娘就往一边拖去，拖了几步发现四周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遮蔽物，甚至连一棵拴马的树都没有，这个日本兵索性把马的缰绳系在自己脚踝上，将姑娘按倒在地就去糟蹋；姑娘的母亲看着女儿被日本兵扒掉了裤子，却又没有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哭天抹泪。而一旁那些不断经过的饥民，就像没看见似的只顾摇摇晃晃地去赶路觅食，谁还能管这事？我外婆实在看不过了，把随身带出来的一把红油纸伞递给姑娘的母亲，说：“哭有啥用？赶紧把伞撑开给闺女遮遮羞吧！”姑娘的母亲接过雨伞跑向女儿，谁知就在雨伞打开的一刹那，马看见一片红光，惊了，撩起蹶子狂奔而去，被缰绳拴住脚踝的日本兵的脑袋在坚硬的地面上磕磕碰碰，撞到一块石头上，血浆溅了一地。外婆见状，伞也不要了，急忙拉着四个孩子离去。
外婆每次讲到这里，都要闭上眼睛喃喃自语：“天打雷劈的日本鬼子，坏透了呀！可怜的母女俩，不知道还活着没有？唉，那么多过路的男人，一人抓一块土疙瘩都能把那个日本兵砸死，咋就没人管呢……”
外婆带着四个孩子终于扒上了西去的火车。她们不是坐在车厢里，而是挤在那种闷罐子车的车顶。车顶上黑压压地堆满了人，凛冽的寒风中，不时有人耗尽了最后一点抓扶的气力而掉下车去；火车穿过一个隧道时，坐在外婆身边的一个中年男人没有来得及收起手中的扁担，扁担打在隧道口上，中年男人瞬间就被扫到了车下，差点殃及外婆和她的孩子们。更让外婆刻骨铭心的是，火车一路上不断遭到日军大炮和飞机的轰炸，不少难民被从车顶上炸飞，哭喊声和哀号声不绝于耳……外婆两只手紧紧拽住四个孩子，并不停地叫着他们的名字，生怕哪个有个闪失。
火车好不容易到了西安，但河南难民的蜂拥而至，已经使西安古城人满为患，当地政府下令不准难民进入城内，外婆只好随着一些人扒上火车，继续往宝鸡方向西行。到宝鸡后，其他难民大都留在火车站附近，靠打零工和捡煤渣为生。若干年后，这批难民都成了铁路工人和城里人，而外婆当时却选择了远离铁路到乡下去，一是她寻思着离铁路近了不好，说不准哪天日本兵就会坐着火车打过来；二是被饿惨了、饿怕了，一定要找个能种庄稼、能生野菜的地方去。外婆向人打听哪儿的收成好，人家告诉她五丈原南边有个安乐寨，是鱼米之乡，三国时曾是诸葛亮的屯兵的地方。于是，外婆领着四个孩子过了渭河，沿途乞讨着往五丈原方向寻去。路上遇到大雨，外婆念起了她那把红油纸伞，转眼一想，没了也值，那把伞要了那个鬼子的狗命啊！外婆领着孩子们到一棵老杨树下躲雨，一阵炸雷滚过，杨树咔擦一声被雷电拦腰劈断，倒下的树梢从外婆她们身上擦过，但她们却安然无恙。外婆叫孩子们赶紧跪下给老天磕头，她说，这是老天爷可怜俺们，在保佑俺们母子呢。
外婆恨日本鬼子，是基于那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下糟蹋民女和日军对难民火车的轰炸，但对于1942年的那场大饥荒大逃难，她只知道是天要杀人，却并不知道这场天灾的源头应该从发生在1938年的“人祸”说起——那年5月，日本侵略军发起豫东作战，徐州陷落；6月，日军土肥原师团沿陇海铁路向西进犯，攻占开封，进逼郑州。蒋介石为阻挡日军，采用陈果夫“以水反攻制敌”的建议，密令新8师师长蒋在珍在郑州东北花园口用大炮轰开黄河大堤，汹涌的河水如同奔腾的野马，从370多米宽的决堤口冲下，虽然暂时阻碍了日军的进攻，却淹没了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的5.4万平方公里土地，造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1200万人受灾，39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在洪水中丧命。
日军侵华——炸黄决堤——黄水连年泛滥——这一罪恶的链条导致了豫东平原万顷良田变成荒滩。延至1941年春天，百年未遇的大旱降临河南，黄泛区撂荒的土地在大旱年引发了蝗虫爆发，铺天盖地的蝗虫吃掉了河南全省111个县中的40个县，后来吃到了106个县。在这大旱与蝗虫交织的重灾之年，日军迅速占领了河南近半的土地。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蒋介石政府以抗战的名义，在河南驻防了几十万军队，其粮草、兵源的补充以及沉重的徭役赋税，榨干了饱受战乱和灾荒之苦的河南人民的血汗；国民党河南省政当局又故意隐瞒事实，谎报灾情，甚至截留本就少得可怜的赈灾钱物，这头骆驼终于沉重地倒下了……
外婆靠着她那一双小脚和惊人的心力，带着四个孩子受尽百般磨难，在初冬的瑟瑟冷风中终于走到了五丈原南面的安乐寨。果然，这个南靠秦岭、北临渭水、西有石头河流过的地方在外婆看来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到处都是一片一片的青翠竹林和散落在田头地垄的柿子树，还有一条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水；收割后的稻田里虽然只留下光秃秃的根茬，却依然闻得见稻谷的芳香。外婆和她的孩子们扑进稻田，寻找撒落的谷粒和野生的蒂儿菜，不时发出惊喜的尖叫。“不走了，孩子，不走了，这儿就是俺们的家！”外婆说着，一下瘫坐在地上。
石头河边有个破旧的土地庙，外婆她们就住在那里，白天出去讨饭，晚上抹黑在河滩上挖野菜。那时的石头河滩水草丛生，树林茂密，在隆冬来临的季节，常有野狼出没。外婆每夜都拿着木棍守在破庙门口，防止野狼伤着孩子。村里有个好心女人对外婆说：“你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我看大女儿不小了，干脆找个人家吧。”外婆想都不想地点着头：“中！”第二天，那女人便领来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子，这男子便是我后来的父亲，父亲留下四斗玉米，把我母亲领走了。几天后，外婆和其他三个孩子也不用再住在破庙里了，一起挤在我父亲的那间茅草屋。至此，外婆已经十分满足，嘴上时常叨叨：“安乐，安乐，安安乐乐地过日子了，这儿没有日本兵……”
然而，外婆做梦都不会想到，没多久日本兵还是拐个弯找上门来了——这天，几个背枪的国民党军人闯到家里，说日本人就要打进潼关了，要父亲去当兵抗日。当时母亲刚生下我的姐姐，母亲哭着求情不让父亲去。父亲蹲在墙根，低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然后站起把烟锅往鞋底上一磕，对母亲说：“你不是说过恨日本兵吗？要不是日本兵占了你们河南，你们娘母几个能遭那么大的罪吗……我去，我给你们娘母报仇去！”这时外婆说话了：“孩儿，去吧，要是日本兵打到咱这，咱安乐可就不安乐了！”
父亲当兵走后，外婆隔些日子就要颠着小脚，和母亲一起去十多里地外的五丈原诸葛亮庙烧香，听人说那庙很灵。外婆和母亲每次拜香，许的都是保佑父亲平安、日本鬼子不得好死之类的愿。
过了一年半光景，父亲突然在一个深夜一瘸一拐地跑回来了，他右腿肚上挨了一枪，自己包扎后已无大碍。外婆和母亲急忙问咋回事，父亲说：“狗日的哄人呢，哪里是打日本人啊，拉上去打的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一看这事咱不能干，就撂下枪跑了，人家在背后追，没追上，子弹打到了腿肚子上。”
外婆和母亲吓坏了，这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万一国民党军队派人追到家里咋办？于是，父亲连夜躲到了秦岭深山的一个亲戚那儿。好在一直没有等到国民党的军队来家里抓人，后来听说那支部队被彭德怀的队伍消灭了，日本人也投了降，外婆和母亲这才松了口气，为此又到五丈原诸葛亮庙拜了三炷香。
外婆想不明白，国民党为啥不去打日本，却要打共产党，还打伤了自己的女婿……
多年后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已经八十高龄的外婆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夹树上熟透了的柿子。外婆见我来了，在筐子里捏来捏去，挑出一只柿子给我，说：“娃，柿子要拣软的，软的不涩。”蓦然，外婆像凝固了似的望着远方朦胧之中的五丈原诸葛亮庙，颤动着嘴唇：“那日本鬼子欺负咱，就是拣软的捏呗……”
外婆的话让我回味。后来，外婆、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他们去世前都曾表达过同样的遗愿：“把我埋在能看得见五丈原诸葛亮庙的地方。”
我想，这是因为那儿有他们一次次许下的愿：祈求安乐，诅咒战乱……
（本文已收编即将出版的周公庙散文丛书《周原儿女》）
唐栋，岐山县蔡家坡镇郑家磨村人。1969年入伍，在新疆伊犁边防部队服役多年。曾任新疆军区话剧团创作员、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团长、广州军区文工团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广东省作协、剧协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早年写小说，主要作品有《兵车行》《沉默的冰山》《雪线》《红鞋》《醉村》等“冰山系列”；后来主写戏剧，主要有话剧《天籁》《红帆》《共产党宣言》《杜甫》《麻醉师》《国际歌》等40余部以及歌剧《达坂城的姑娘》《天下黄河》、舞剧《三家巷》《沙湾往事》、电视剧《爱人·同志》等多部。作品多次获得曹禺剧本奖、文华剧作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以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其中连续四次获得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文华大奖。2007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优秀话剧艺术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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