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辉：先生张云锦（连载·3）
明年是西府早期地下党的先驱者之一张云锦先生110周年的诞辰，谨以此文纪念与先生一道出生入死且毕生无怨无悔的先辈们！并向先祖父的恩师们：雷星阶、张云锦、郭子直、任文明、庞怀靖等已故教育家致以深深的敬意！
——题记
先生张云锦（连载·3）
王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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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乘上返回岐山的列车，张先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欢愉。
果然，一进城门，四下里已完全处在一派阴森的白色恐怖之中。
政府和驻军的态度从“3.18”大会之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从原先的接近友好立马形成了完全对立。
他们不能容忍，这么多的共产党员隐藏在身边，而且时刻想发动群众一起来推翻自己的政权。
两鬓苍苍的绅士提溜着从犄角旮旯搜集来的传单和标语，如临大敌般向省政府告状。
岐山历来绅权过重，那些在东门踩一脚，西关都要颤一颤的地方大老们，神通广大，故旧遍布，提起笔来就直达省府要员。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立即电令驻军旅长韩清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李琦、雷星阶、曹永丰、庞宗元等党的领导。
张云锦更是被列为重点追捕对象。他在城里的住所，乃至远在十多里外的益店太平庄老家，亦遭当局多次搜查，风闻消息的张先生在无可奈何之下，趁着风高月黑，潜入益店北麓的周家庄、蒲村的弯柏树，投靠可以信赖的朋友寻求庇护，方才躲过劫难。
暂时安全的张先生并没有只顾自身的处境，他虽人在乡下，心里却无时不刻地牵挂着生死未卜的手足同志，频频托人打探事态的进展，绞尽脑汁寻求营救渠道。
好在韩清芳是个开明人士，一贯对党的地下工作者实行“雷声大雨点小”的有意护持政策，并未按照惯例将李、曹等人押解西安，只是象征性地在他的旅部副官处羁留了20余天，然后对外堂而皇之地宣告“查无实据，显系诬告”，匆匆上报结案，及时释放了李琦等人。
形势总算略略稳定了下来，张先生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战友身边，向他们传达省委工作会议的详细内容，传达省委的具体指示，研究部署下一部的工作要点。
险恶的环境并没有让这些斗士门畏缩不前，经过了一次次激烈斗争的党的先驱们，日渐看清了当局的真实面孔，他们愈来愈深刻领悟到：唯有起来抗争，不懈的抗争，才能改变目前民不聊生的落后现实！
张先生再次奔走起来，他要将散落在各处的同志们联络起来，向着黑暗的角落发起新一轮的猛攻……
可是，残酷的当政者并没有罢手，他们再次反扑过来。
韩清芳爱才惜才，长期在县城的人都知道，他对党派这一点看得并不重，只要这个人有出息，有作为，韩先生都想拉一把，扶一把，政治因素他从来都不考虑那么多。也正是基于这一因素，他对于上过学堂的人格外爱惜，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他眼里，总能派上大用场，李琦，曹永丰等人就是他眼里的好后生们，狗娃蛮娃的孩子么！上一次的竭力回护，许多人看在眼里，虽未言语，打心里钦敬和感佩韩先生的做法！
早有在看不见的角落隐藏着的耳目将这其中的根结一五一十密保给了上面。
以后抓人，政府便故意避开韩先生，慑于其在本地极高的名望与极广的人脉，他们，总是搞突然袭击，搞幕后出手等黑招。
6月，国民党岐山县县长项鸿才奉省府主席宋哲元之命，又一次将魔爪伸向了党组织。同样是毫无思想准备，毫无回旋之地，雷星阶、曹永丰等人被突然逮捕，且当即就被解送省城。
接连受到致命打击和迫害的组织此刻已是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党员们更是逃的逃，散的散，七零八落，相关负责人更是无法立足，被迫离开本县，严峻的现实面前，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
一身傲骨的张先生默默垂下了头，他不是绝望，只是痛心---才一年多的组织生活暂时画上的句号！他如同一个迷路的羔羊，在中断了组织关系的日子里，久久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张先生第一次痛彻心扉地感到了无助与彷徨，无奈与悲凉！欲哭无泪之下，他凄然卷起了铺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周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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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当年面授革命机宜的王授金，这位被张先生视为人生道路上导师级别的人物，在大革命失败后，于1928年春到渭南，参加渭华起义，协助新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开展宣传活动。
起义失败后，王授金于同年夏奉命到西安开展秘密工作，行至华县龙王庙村时，被清乡团发现，遂遭毒手，英勇就义。
突闻此讯的张先生悲恸无如，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堂堂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商部部长，全省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
张先生哭了！为先烈的死难而哭，为国民的水深火热而哭！
擦干眼泪，他痛下决心：从学校里来，还当回到学校中去。
19岁的张先生，的确有点累了。辗转于社会两年多时间，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思潮与渴盼，他觉得，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提高认知还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
教育救国或许也是行之有效的一个途径。
张先生手迹
主意打定，他便一头扎进了学校，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课本上。
1928年10月，张先生插入西安中山大学文部预科班学习；
翌年2月，转入省立三中三年级就读；
1929年8月，正式考入中山大学文部预科班；
1930年升入北平中国大学文部预科班二年级；
1931年，升入北平中国大学教育系。
张先生是幸运的的，他的求学之路虽则充满艰辛，一波三折，但是，他总算在动荡的岁月里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北平中国大学，这是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她的创办与发展，同近代历史上一个个风云人物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
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伊始即创办了这所大学，孙先生以及宋教仁、黄兴先后任校董和校长。
在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校园里，张先生格外用功，他倍加珍惜再度回到教室的机会，不仅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几名，还依然热心课外实践与文化事业，曾一度担纲中大的学生文艺刊物——《曙》的主编，创作并选发了一件件鼓吹新风尚，向往新生活的正能量文稿。
从骨子深处来探究，张先生自然算是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文艺新青年。
陕西灾情日趋严重的1932年，得悉家里生活困苦的张先生不得不休学回到西安，先在省府谋得录事的差事，后来应聘到西安市雷神庙街小学当了教务主任。
1934年9月，张先生回到了阔别六载的故里。此时，25岁的他已出脱的更加成熟而干练了。偌大的岐山城，能去北平念大学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那可真是棒棒哒的“高材生”。
鲜红的聘书很快就尾随而来，张先生慨然俯允，满面春风的来到昔日的母校——岐山县第二高等小学。
“江湖夜雨十年灯”，自从十年前以独占鳌头的骄人成绩从这里走出去之后，他做梦也不曾也想到，这次，会以校长的身份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
既蒙厚爱，自当不辱使命。张先生邀来了地下党员李秉枢，这个跟他同年入党的老乡小他一岁，益店下官庄人，教书水平一流，综合素质极佳。有了李秉枢出任教导主任，当他的左膀右臂，张先生心里踏实了很多。
添盖礼堂，增设阅览室，组织“自励”读书会，礼请东小校长王正宇、民教馆长鲁震亚等，编印《自励》半月刊，让死气沉沉的文教界瞬时刮起了一阵清新的文明之风。
1935年，家里的生计逐渐有了好转之后，张先生思虑再三，递交了辞呈。
他继续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北平中国大学，在哲学教育系复学。
他来到了侯外庐、施复亮、马哲民的演讲会上，认真观摩领会；
他静心聆听郑振铎等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讲话，深受教益和启发；
坐在课堂的张先生时时关注着校园外的一举一动。“何梅协定”的签订让他咬牙切齿；日本浪人在北平无端滋事令他痛心疾首；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使他大失所望……
12月9日，是个礼拜一。张先生记得十分清楚，那一刻正在教室伏案读书，安谧的世界很快就被窗外震耳欲聋的呼号声搅了个乱七八糟。扔下书本，他一口气跑到了街上。一条巨大的横幅被一排年轻的大学生高高举着，望不到头的人流一声接着一声的怒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到底是大学云集的北平呀，一下子能来这么多学生，那阵势，还真把曾经组织过游行的张先生给惊呆了！
面对军警冰冷的警棍跟强压水管的冲击，无所畏惧的学生没有一个退后，眼看着身旁的同学被野蛮逮捕，他们仍是勇敢迎上去奋力还击。
震撼过后是激动！张先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从西长安街到天安门，张先生放开喉咙跟着同伴们呼喊！冷不防被身后冲过来的军警一警棍擂倒在了艺文中学的门口，索性一旁的辅仁大学学生王法一眼尖手快，一个箭步冲过来，将他托起拽离队伍，方才躲过了更为残忍的毒打镇压，甚至囹圄之灾。
后来，张先生才明白过来，当天他参与的活动，居然是长久以来彪炳史册的“12.9抗日救亡运动”，能投身这样伟大的活动，这让张先生一辈子的回忆里都满含荣幸和光彩！
“不当亡国奴”的声音时时萦绕在耳畔，抗日的激情每一天都在激荡着他的心灵。
当“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从大西北传到学校时，张先生已从和平解决事件的方式上深层次洞悉出中国共产党在大局意识上的高瞻远瞩跟卓识远见。
他轻轻地告诉自己：“当今社会，只有党，才能真正改变这个苦难民族的根本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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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辉，岐山益店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省楹联学会理事，宝鸡市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看今朝》杂志副主编。宝鸡市青联委员。15岁开始发表文章，迄今已有200余篇作品见诸全国各级各类报刊，先后获奖十余次，参编文学书刊60余部（期），著有《桃花悄悄红》《百年沧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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