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最新报告
> 标普对1,800余家城投企业进行案头分析，发现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于[AAAspc]至[Bspc]的区间，资产前500大的城投企业中位数位于[ BBBspc]类。
> 标普预计，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由于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承压和债务上张，地方政府对不同层级的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力度可能会出现更显着的差异，从而导致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进一步分化。
> 标普认为，直属管理层级高、所从事业务对地方政府重要性较高(例如公用事业类)并且相关地方政府具有很强潜在支持能力的城投企业，通常具有较好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
> 另一方面，标普认为直属管理层级低、所在地区存在多个承担相似职能的城投企业、或相关地方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弱的城投企业，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往较弱。
读懂城投企业，是读中国信用市场的关键。2020年，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政府加大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投资力度，同时在市场资金面相较宽裕，城投企业债到期规模大，债券发行的注册、审批流程加快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标普样本城投企业的发债规模创下新高，在9月累计高达2.3万亿，大约和去年全年水平持平。非金融企业中，接近一半都是城投企业，它们对推动和完善我国债券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作为地方政府从事基础设施投融资和建设的主要承担者，这些企业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提供社会福利发挥着战略性的作用。
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城投企业的整体信用状况，标普选取1800余家企业作为样本，利用公开信息进行了案头分析。样本数量接近整个券市场发债城投企业总量的90％，这些样本企业覆盖了近30个省级行政区的超过250个地级市，因此标普认为它们能够充分地反映全国城投企业的总体潜在信用状况。
标普的研究发现，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差异较大，其分布位于[AAAspc]至[Bspc]的区间。标普预计，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由于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承压和债务上涨，地方政府对不同层级的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力度可能会出现更显着的差异，从而导致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进一步分化。尽管如此，标普认为在市场整体流动性改善的前提下，短期内城投企业再融资渠道将保持畅，为城投企业基建投资提供了资金的支持。
我们首先看看资产排名前500的城投企业(名单见附录)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标普认为，该组别代表资产规模最大的四分位数。它们通常表现出较强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其中位数位于[BBBspc]类。近几年各地政府对于城投企业在重新梳理职能定位进行差异化经营，控制城投企业数量，促进市场化转型等方面持续推进，标普预计城投企业的整合仍会持续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较小的城投企业可能会逐步退出市场，而留下规模较大的城投企业。整合后城投企业的业务模将进一步扩大、职能将进一步集中，因此一般而言其潜在个体信用状况和政府支持力度都有可能提升，从而使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获得改善。
接着，让我们看看中国GDP较大且有多个城投企业的10个城市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分布，此样本组有超过350个城投企业。由于这些城市的GDP体量较大，其地方政府通常具有更强的财政和经济实力，并在必要时能够提供更好的财政资源来支持当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此，这组地方政府通常对其城投企业具有更强的潜在支持能力。
最后，让我们来看包含1800余个城投企业的整个样本。根据公开信息，标普观察到整个样本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在[BBspc]类。与前两组样本相比，全样本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被大量较低层级或规模较小的城投企业所拖累。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相对较低的城投企业，通常具有一个或多个以下特征:直属管理层级较低、同一地区存在多个承担相似职能的城投企业、规模小、地方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弱。
标普认为，不同地区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呈现明显的差异。上海、北京、广东和福建地区的城投企业相比其他地区城投企业整体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高。一方面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好以及债务负担轻，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其城投企业具有较强的潜在支持能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市场化转型较为成功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多，这些城投企业大部分自身经营状况更好，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与之相反，另一些地区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则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一般来讲，这些地区债务负担重，或财政收入规模小、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如果这些地区存在多个城投企业业务范围有重叠或职能有交叉的情况，那么当地方政府对城投企业的需求减少的时侯，部分城投企业可能会被边缘化。
标普的研究发现，城投企业的业务状况和财务风险非常相似，潜在个体信用状况差异较小。因此标普认为，城投企业信用质量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政府支持力度的不同。标普从地方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和城投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去分析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
对于地方政府支持城投企业的能力，标普主要从经济环境、预算情况、债务情况、流动性以及财政管理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标普认为，稳定的税收收入能够增加地方政府支持城投企业的空间。从图4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较强的经济基础和持续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稳定的税收收入及其对财政支出较好的覆盖，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地区拥有较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和较好的财政平衡能力。
另一方面标普认为，主要依赖上级补助或土地出让收入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的地区，财政收入稳定性差，或者依赖于有限的资源，会影响其对城投企业的支持空间。
如何判断城投企业的重要性
标普认为，政府对城投企业的支持是有选择性的。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无法提供同等程度的支持。
标普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分析城投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行政层级、职能定位、业务公益性或不可替代性、收入和资产规模、战略重要性等。标普认为，从事公用事业类业务、公益性业务规模占比较高、资产和收入规模大、在资本市场具有良好信用的城投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较高。标普观察到不同地区政府对城投企业的管理和业务安排模式不同。在甘肃、山西、广东、黑龙江和吉林这些地区，每个城市设立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可能更集中地承担了相关的投融资和公益性职能，可能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会更大。与此同时，在江苏、浙江、湖南、贵州、重庆和天津等地区，平均每个城市的城投企业数量都超过了10个，相比其他地区较多。标普认为当地核心城投企业能够享受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其他城投企业如果存在业务重叠，地方政府对其支持意愿可能分化。
近观区域城投企业
在对全国的城投企业进行整体分析之后，标普又深入研究了2个省级行政区的城投企业的信用状况。标普会在接下来的报告里展示每个地区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并将其与全国的城投企业分布进行比较。同时标普还分析了省内不同城市或区域城投企业之间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以及对各自地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的差异。这些分区域的城投企业研究有利于标普更加全面、深的了解整个城投企业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标普的研究样本包括市级及以下的城投企业、地铁公司，但不包括诸如各省国资平台、交通、水务等企业。根据最新的相关信息，这次标普在之前的研究报告基础上，増减了一些样本企业，并对报告的分析内容进行了更新。所以这篇报告里的相关内容将替代标普之前发表过的相关报告的数据和表述。
江苏
> 样本数量：330家
根据标普的分析，江苏省330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高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低的城投企业比例较小，主要原因是江苏省各市政府对于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大多较强。
区域概况
江苏省坐落在东部沿海，地跨长江、淮河，全省面积约10.7万平方公里，下辖13个地级市，常住人口约8000万。江苏省经济发达，2019年GDP总量9.9万亿元，全国省级单位中排名第二；人均GDP12.3万元，位居全国省级单位第一。2019年，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800亿元，在全国省级单位中排名第二，其中税收收入7340亿元。
标普认为江苏省不同城投企业的潜在信用状况区分明显。由于苏州、南京、无锡等地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城投企业整体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强，而镇江、连云港等地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在相对较弱，城投企业的整体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在省内偏弱。各地级市内城投企业的信用质量分布也因各城投企业的潜在重要性不同较为分散。
标普认为苏州、南京、无锡等地的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强，这得益于它们强劲的经济实力和优秀财政平衡状况，而其中苏州更是由于负债较轻，在潜在支持能力方面位列全省首位。镇江、连云港经济状况虽然在全国属于中等水平，但在省内相对较弱，同时债务水平较高，因此其潜在支持能力在省内可能相对较弱。
标普认为，江苏各市城投企业数量均较多，各城投企业承担的职能、业务的范围和实际层级均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各市城投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也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分布。
浙江
> 样本数量：173家
根据标普的分析，173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高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标普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省内各城市具有较高的潜在支持能力。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2019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2万亿元，比上年増长6.8％；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8万元；三次产业结构为第产业3.4％、第二产业42.6％、第三产业54.0％。截至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850万人，城镇化率为70％。目前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包括20个县级市3个县(包括1个自治县)和37个市辖区。
标普认为，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强的杭州和宁波，城投企业的整体潜在信用质量较高但由于域内城投企业重要性的分布比较广，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差异较大。湖州和绍兴的城投企业整体潜在信用质量较弱，除了城市本身潜在支持能力的限制之外，标普认为重要性较低的城投企业较多也是重要的原因。丽水和州辖区内的城投企业类企业数量较少，因此潜在信用质量分布相对集中。
标普认为杭州和宁波对城投企业能够提供更强的支持;而舟山、衢州、丽水和绍兴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则相对偏弱。经济方面，杭州和宁波实力处于省内最强水平，而舟山、丽水和衢州的经济状况在省内表现较弱。财政方面，杭州和宁波拥有较大规模的财政收人和较好的财政平衡能力，而丽水、衢州和舟山在这两个维度均处于省内尾部。绍兴的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中游，但其债务负担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影响其对辖区内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
丽水和衢州设立的公开融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这些城投企业可能更集中地承担了相关的投融资职能，对当地政府有着更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在杭州、绍兴、宁波、嘉兴和湖州等地区，每个城市的城投企业数量都超过了20个。标普认为，在这些城投企业数量众多的城市，处于核心地位的城投企业更能享受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而其他城投企业如果存在业务重叠，所获支持力度则有可能分化。
湖南
> 样本数量：129家
标普认为，湖南省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相当，其分布也与全国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分布基本一致。
湖南省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是长江经济带覆盖城市，总面积21.18万平方公，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近7，000万人，城镇化率57％。湖南省下辖13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共14个地级行政区划;68个县(其中7个自治县)，18个县级市、36个市辖区，共122个县级行政区划。
湖南省内14个市州中，省会长沙的城投企业数量最多。标普认为，长沙城投企业的潜在信用质量整体处于省内最好水平，分布也最广泛，主要是由于长沙市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处于省内最好水平，且城投企业在行政层级、业务范围、资产规模大小等方面差异显著导致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分布差异较大所致。而长沙以外其他地级市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上相对较弱，特别是有多个城市的中位数位于全省中位数及之后，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有限且以区县级城投企业为主。
湖南省经济水平、财政预算情况基本处于全国中等，而债务情况则处于全国负担较重的水平。从省内来看，省会长沙集中了全省的资源和支持力量，在各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长沙市GDP总量约占湖南省全省GDP的30％)，因此我们认为该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最强。
相比之下，湖南省内其他地级市的整体发展水平与长沙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湘潭、州等城市的债务负担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债务问题突出；邵阳、湘西、张家界经济规模较小，发展水平落后。因此标普认为，这些城市的潜在支持能力不仅弱于长沙相较其他一些省份的地级市也只处于中等或偏下的水平。
标普认为，长沙、郴州、湘潭、株洲由于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这些城投企业在行政层级、业务范围、资产规模等方面差异较大，从而导致其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差异大；而城投企业数量较少的永州、怀化、湘西、张家界等地城投企业的职能定位可能更加集中导致潜在其重要性分布也稍加集中。
四川
> 样本数量：137家
标普经分析认为，四川省137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一致，但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高的城投企业占比少于全国整体水平。主要原因是标普认为四川省各市政府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呈明显两级分化，其中成都市的潜在支持能力远高于其他各市。
区域概况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处长江上游，面积48.6万平方公里，下辖21个市(州)2019年末常住人口约8,300万。
四川省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大省，2019年全年GDP总量约为4.66万亿元，在各省级单位中排名第六，人均GDP5.5万元，稍低于各省级单位的中位水平。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4,071亿元，其中税收收人约2,889亿元，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高于全国各省级单位的中位水平。
标普认为，成都市城投企业的澘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处于全省较好水平。其头部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远高于其他城市的头部城投企业，且处于全省中位水平之上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多，这主要是由于成都市的潜在支持能力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各市。而另方面，由于遂宁、巴中等地的潜在支持能力偏弱，其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处于省内的偏弱水平。
标普认为，四川省内部各区域的潜在支持能力两级分化。成都市的潜在支持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他地区潜在支持能力之间的差异远小于它们与成都市之间的差距。标普认为，成都市较强的潜在支持能力主要源于其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大的财政收入规模以及较好的财政平衡率，而广元、资阳、巴中、雅安等城市由于经济实力偏弱、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平衡率偏低，其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
标普认为，成都市城投企业在重要性差异较大，潜在重要性“中等及以下”水平的城投企业占比较高，这主要是由于成都市的城投企业和下辖区县均较多，各城投企业行政层级、承担的职能以及所在地区的综合实力千差万别。而大部分其他城市潜在重要性处于“极高”水平的城投企业占比均高于成都市，主要是由于当地城投企业数量较少，单企业承担了大部分城投企业职能。
天津
> 样本数量：27家
天津27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略高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且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居于尾部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区域概况
天津市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北京，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市土地总面积11，966.5平方公里，现辖16个区，共有126个镇、3个乡，截至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561.83万人，城镇化率为83.48％。
天津工业历史悠久，中国北方最早的机械加工厂、碱厂、盐厂、纺织厂、船厂等均诞生于此。近年来，天津市经济发展对重工业依赖较高、传统产业增长乏力，经济增速趋缓的压力较大，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能。2019年天津GDP总量为1.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8％，慢于全国增速；人均GDP9.0万元，高于全国省级单位的中位水平。
标普认为天津市级及滨海新区的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强，大多数都高于全市中位水平。环城四区(西青、津南、东丽、北辰)和其他区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处于中间靠后位置，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区域的经济实力和政府财政实力较弱，对城投企业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可能较为有限。
就预算状况和债务状况而言，天津市财政平衡能力近些年有所恶化，同时其债务负担也相对较重。2019年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在可比城市中居于中位，债务率则居于较前位置。该市过去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积攒了较大规模的城投企业债务。在全国省级区域范围内，天津城投企业有息债务总额仅次于江苏、浙江。标普认为，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未来较长时间里天津将面临较大的城投企业债务化解压力。
标普分析得出的天津市城投企业对市政府潜在重要性的分布与可比城市相似。天津城投企业的行政层级主要分布于区级。市级的核心城投企业涵盖了市内几儿乎所有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职能(包括城市开发、地铁、高速公路、水务等)，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极高”；而滨海新区下辖的开发区和大部分普通城区的区级城投企业业务集中于全区范围内，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为“高”；个别经济欠发达或区域债务负担较重的地区，城投企业的业务发展潜力和稳定性相对较弱，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处于“中等”水平。
山东
> 样本数量：140家
山东省140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高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主要原因在于标普认为山东省内多数城市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
区域概况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以及黄河下游地区。全省陆域面积15.58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15.96万平方公里。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0,070.21万人，城镇化率61.51％。山东下辖16个地级市，共有58个市辖区、26个县级市、52个县。
2019年，山东省GDP总量为71,067.5亿元，全国排名第3，人均GDP为70,653元，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为7.2：39.8：53.0，重点产业包括化工、能源、金属治炼、采矿、农副食品加工等。
青岛、潍坊、威海、临沂和济宁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多，由于层级和职能等方面的差异各城投企业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可能呈现一定分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分布较为分散。在山东省内，我们认为青岛市政府的在支持能力最强，其多数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优于全省中位数。临沂、菏泽、德州、枣庄和聊城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在省内相对偏弱，并且具有相对较多的中低层级城投企业，因此其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要低于全省中位数。
标普认为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整体较强，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青岛、济南和烟台得益于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大的财政收入规模和较好的财政平衡水平，对城投企业能够提供更强的支持;而泰安和临沂的经济实力及财政平衡能力相对一般，同时债务水平偏高，其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在省内位置较靠后。
对比省内其他地级市，枣庄、聊城与菏泽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少，其中枣庄与聊城的城投企业运营区域以区县为主。虽然这些城投企业可能更集中地承担了所在区县的相关职能但由于层级较低，标普认为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只处于“高”的水平。而青岛和坊的城投企业数量在省内相对较多，都在20个以上，但中低层级城投企业的占比较高，部分区域内城投企业职能也有一定重叠。省会济南的城投企业数量在省内居中，层级分布与职能定位较为清晰，因此标普认为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分布较为均匀。
重庆
> 样本数量：83家
83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结构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基本相仿。虽然标普认为重庆市具有较强的潜在支持能力，但由于重庆市所辖区县多，且区县之间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分布仍呈较为分散的状态。
区域概况
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下辖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2019年常住人口超过3，000万，以人口衡量是全国第一大城市。
2019年重庆GDP总量为2.4万亿元，略低于全国省级单位中位数；人均GDP7.6万元，高于全国各省级单位的中位水平。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产的主要产品包括汽车、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集成电路以及液晶显示屏等。重庆市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2,135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541亿元，其财政实力处于全国省级单位中游水平。
标普认为，市级及两江新区的城投企业澘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最强，高于全市中位水平的城投企业数量占了大多数。
根据分析，被标普归入“市内南部区”和“市内北部区”的城投企业整体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好于“周边区”和南北“区县”。而其中，市内北部区的城投企业主要由于头部企业更优，整体稍好于市内南部区的城投企业。
虽然各区县行政层级一致，但不同区县综合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标普看来，这是相关城投企业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存在明显的差别的重要根源之一，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
标普认为，区县级政府对于在本辖区范围内运营的城投企业的业务范围、业务规模、回款进度等业务能力方面通常会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区县政府的综合实力越强，标普对区县内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评价往往越高。
从经济和债务角度来说，江北、渝中、渝北、九龙坡、涪陵、江津这六个区2019年GDP总量均超过1,000亿元，但其中江津、涪陵、九龙坡等地区负债率远高于全市各区县的中位水平。而与之相对的，大量下辖县的经济处于较低水平，这些县的经济总量一般仅有城区核心区的1/5到1/8，其中部分县近些年刚刚脱贫。标普认为，这些县虽然债务率相对较低，但其综合实力仍相对较弱。
标普认为，在重庆市，潜在重要性处于“极高”水平的城投企业绝对数量不在少数。这些城投企业多为市级或重要区的核心城投企业，承担了市或区的主要城投企业业务。不过从相对占比来说，标普认为重庆潜在重要性未达到“极高”水平的城投企业占比较大与可比城市相比，重庆市的城投企业数量最多，市级及各区县基本都设置有多个功能不同的城投企业，同时这些城投企业在职能定位和所在区县发展水平上差异较大，因此标普认为它们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分布较为广泛。
湖北
> 样本数量：89家
湖北省89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高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主要原因在于标普认为湖北省内多数城市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
区域概况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全省陆域面积18.5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1.94％。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927万人，城镇化率61％。湖北省共辖13个地级行政区，其中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4个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共有26个县级市、35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
2019年，湖北省GDP总量为45,828.31亿元，全国排名第7，人均GDP为77,387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为8.3：41.7：50.0，重点产业包括汽车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科技硬件制造业等。
武汉的经济与财政实力最强，因此其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普遍优于省内其他城市，头部明显领先，尾部仅略低于全省中位水平。襄阳和宜昌的头部城投企业也较为突出。仙桃、天门、恩施、潜江与鄂州各拥有一家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极高”，它们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主要由当地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的强弱决定。
标普认为湖北省16个地级市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整体较强，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省会武汉的经济与财政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各市，因此其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排在省内头部；由于天门市的经济规模较小以及财政平衡率较弱，其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在省内处于靠后水平。
通过对比湖北省内各地级市的城投企业，标普发现，武汉、宜昌和襄阳等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在各个层级分布较为均衡，使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呈现一定差异。潜江、天门、仙桃、恩施和鄂州分别只有一家市级城投企业，较为集中地承担了区域内基建投融资等相关职能，因此它们对当地政府具有“极高”的潜在重要性。
安徽
> 样本数量：88家
88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中位数相仿。标普认为，安徽省除合肥市对城投企业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城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一般。
区域概况
安徽省在地理位置上承东启西，紧邻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安徽省内矿产资源丰富，煤、铁、铜、硫铁矿等资源储量较大，是华东乃至全国的重要矿产资源供应基地。2019年安徽省生产总值37,114亿元，经济増速为7.5％。人均生产总值58,496元，处于全国中游偏下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7.9：41.3：50.8。2019年安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8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为-132％，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
由于地级市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的差异，省内不同地区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呈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标普认为，合肥市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更强，潜在支持能力更好，其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总体领先省内其他城市，不仅有较多城投企业高于全省中位数，其头部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也好于省内其他城市的城投企业。
标普认为，安徽省不同地区潜在支持能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合肥市得益于良好的经济财政状况、相对较轻的债务水平以及良好的流动性，潜在支持能力远高于省内各市。而铜陵、马鞍山、淮南、池州、准北、亳州、阜阳、六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慢、财政状况不佳或债务规模过高等原因，其潜在支持能力可能处于省内相对较弱的水平。2019年合肥市GDP约9,400亿元，芜湖市约3,600亿元，两市合计占全省35％。
安徽各市城投企业重要性分布呈现两类特征，一类城市城投企业数量较多，如合肥、芜湖、涂州和马鞍山，这些城市的城投企业各自承担其运营区域内的特定城投企业职能，层级、职能定位较为多元，在重要性“极高”的城投企业相对较少。另一类城市城投企业数量不多，少数城投企业承担本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职能，重要性“极高”的城投企业占比较大。
江西
> 样本数量：83家
江西省83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标普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江西省内多数城市的潜在支持能力一般或偏弱。
区域概况
江西省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666.1万人，城镇化率57.4％。江西下辖11个地级市，共有27个市辖区、12个县级市、61个县。
2019年，江西省GDP总量为24,758亿元，全国排名第16，人均GDP为53,164元，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为8.3：44.2：47.5，重点产业包括金属治炼、精密制造、汽车航空、电子产品、旅游等
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强的南昌，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好，尾部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甚至优于全省中位水平。赣州、九江和上饶城投企业数量较多，由于层级等方面的差异，各城投企业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可能呈现一定分化，城投企业整体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跨度较大。鹰潭和萍乡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弱，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本身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并且低层级城投企业也占据了一定比例。
标普认为，南昌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更强，这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城市，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较好;而鹰潭和景德镇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则相对偏弱，主要是由于这些城市经济实力和财政水平较弱并且债务水平偏高。
对比省内其他地级市，景德镇、鹰潭、抚州和新余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少，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可能更集中地承担了相关职能，对当地政府有着更高的潜在重要性。而九江、上饶和赣州的城投企业数量在省内相对较多，甚至多于省内经济财政实力最强的南昌市中低层级城投企业的占比也较高，因此潜在重要性分布较为均匀。
广东
> 样本数量：39家
根据标普的分析，39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高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标普认为广东省内主要城市具有较高的潜在支持能力；另一方面，广东省各市城投企业数量较少，且城投企业业务的公益属性较强，标普相信市政府对辖内主要城投企业的支持意愿较强。
区域概况
广东省位于南岭以南，行政区域面积17.97万平方公里，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1,521万人，城镇化率71.40％。广东是我国经济总量最高的省份，2019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77万亿元，同比増长6.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42万元，同比增长4.5％。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4.0：40.5：55.5，其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广东目前下辖21个地级市，共有20个县级市、34个县、3个自治县和65个市辖区。
标普认为，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上高于省内平均水平，且头部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远高于其他城市的头部城投企业，这主要得益于上述政府具有极强的潜在支持能力;而河源、梅州、汕尾等地区的城投企业由于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低于全省中位数。
标普认为，广东省各地级市政府潜在支持能力普遍较强，均能保持着较低的债务水平和良好的流动性，城市潜在支持能力之间的差异主要与其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有关。从地理位置上看，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经济活力强劲，财政充裕，因此深圳、佛山、珠海、中山等城市对城投企业能够提供更强的潜在支持；而阳江、梅州、河源、汕尾等城市由于经济发展较慢且财政实力不佳，因此其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偏弱。
广东各市当中，单个城市范围内的城投企业数量普遍不多，且业务公益属性较强，标普认为样本企业对市政府的重要性都处在“高”或“极高”的水平。广东省市级及以下城投企业数量较少，主要是广东省对债务融资的管理和使用方式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广东省省本级债务在全省债务总额的占比较高，说明省政府通过自身融资进行了较多投资；另一方面，广东省对债务融资整体控制较为严格，全省债务增速控制较为合理，综合来看广东省地市级政府的融资压力不大。
河南
> 样本数量：52家
河南省52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略高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主要原因在于，标普认为河南省内各地级市的经济与财政实力相对较强，债务负担亦相对较轻，对城投企业具有较强的潜在支持能力。
区域概况
河南省地处我国中东部地区，地跨海河、黄河、淮河以及长江四大水系，素有“九州腹地”之称，是国内重要的交通枢纽。河南省下辖17个地级市，各地级市的经济实力分化较为明显，省会郑州实力突出，省内大部分其他城市GDP总量处于全国平均水平，鹤壁和漯河经济实力偏弱。
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截至2019年末，常住人口为1.2亿人，在全国排名第三，GDP总量达54,259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五，増速为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为56,388元，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为8.5：43.5：48.0，大客车制造、煤炭、能源化工及电子科技产业是省内重要的支柱产业。
我们发现，郑州下属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最广，主要原因在于郑州的经济与财政实力最强，下属城投企业数量居全省首位，且各城投企业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存在较大差异。洛阳与许昌的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相似，呈明显两极分化，主要是因为层级差异的原因，使各城投企业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分化较为明显。而其他地级市的下属城投企业数量很少，比如三门峡、周口、信阳、濮阳、商丘与鹤壁均只有一家城投企业，各城投企业对于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差异不大，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主要受当地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影响。
郑州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显著高于其他地级市，主要得益于其经济和财政规模均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各地级市，财政平衡性较好，洛阳次之，焦作、新乡、安阳、开封等居中，漯河与鹤壁由于经济体量偏小且债务负担较重则排在末尾。
河南省内地级市及以下的城投企业数量偏少，明显少于江浙地区，且大部分城投企业都是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定位比较清晰，业务重叠较少，因此其潜在重要性普遍偏高。郑州和洛阳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多，标普认为，层级越高、职能越集中以及公益属性越强的城投企业更易获得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反之亦然。在其他地级市，城投企业数量均未超过5家，这些城投企业的职能更集中，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可能更高。
福建
> 样本数量：49家
49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高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标普认为福建省内主要城市具有较高的潜在支持能力另一方面，福建省各市城投企业数量较少，标普相信市政府对辖内主要城投企业的支持意愿较强。
区域概况
福建省位于东南沿海。全省土地总面积12.4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千米。下辖9个地级市，共有29个市辖区、12个县级市和44个县。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3,973万人。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7.6％，在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8位;全省人均生产总值10.7万元，比上年増长6.7％;三次产业比例为6.1：48.6：45.3。
标普认为在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强的厦门、福州和泉州市，城投企业潜在信用质量整体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泉州市由于域内城投企业重要性的分布比较广，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差异较大。标普认为莆田、南平、宁德、龙岩等市的城投企业尽管在重要性整体较高，但限于所在城市本身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弱，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上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标普认为，福州和厦门负债率低，经济总量处于省内较高水平，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大，财政实力较强，对城投企业能够提供更强的潜在支持；而宁德市、南平市、三明市、龙岩市和莆田市的经济总量较小，财政实力较弱，政府潜在支持能力也相对偏弱。
福建各市当中，单个城市范围内的城投企业数量普遍不多，主要是省政府通过自身融资进行了较多投资，导致福建省省本级债务在全省债务总额的占比较高，而福建省地市级政府的融资压力不大。
各个城市中，厦门、泉州和漳州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标普认为这些城市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城投企业更可能享受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三明、甫田、宁德、龙岩、南平等城市城投企业数量较少，且低层级城投企业较少，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对所属城市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处于“高”或“极高”的水平。
云南
> 样本数量：21家
21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标普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云南省内除昆明、玉溪、曲靖和大理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外，其他市州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均偏弱。第二，区县级及园区类城投企业在样本中占比较高，标普认为这类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一般达不到“极高”水平，也导致这些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受到限制。
区域概况
云南省地处西南，支柱产业为烟草、旅游、电力和矿产等。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万亿元，较上年増长8.1％，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8位；全省人均生产总值4.8万元，比上年长7.4％；三次产业结构为第一产业13.1％，第二产业34.3％，第三产业52.6％。
标普认为，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强的昆明下辖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高。曲靖、玉溪和大理对下辖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都处在较强水平，但由于城投企业潜在重要性的差异，这三个市州下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分布不尽相同。保山和普洱等市州所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偏低，标普认为主要是因为各自所在市州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偏低。
标普认为，昆明市经济和财政实力均较强，因此对辖内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在省内各市州中最强；曲靖、大理经济规模尚可、債务水平较低，玉溪债务平衡能力较强，因此也具备较强的潜在支持能力，而文山、昭通、普洱、临沧、保山和丽江等地财务平衡能力偏弱、债务水平偏高，因此对辖内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
云南省城投企业主要集中于省本级和昆明市。其中，昆明8家城投企业均为市级城投企业或者国家级新区城投企业，层级较高且业务公益性较强，因此标普将其潜在重要性评为“极高”或“高”。标普认为其他市州主要由于经济基础较弱，城投企业数量较少。这些市州下辖的城投企业多集中在市级及区县级，标普认为它们对所属市州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往往处于“高”或“极高”的水平;另外还有一些主要是区级园区和省级经开区城投企业由于层级较低，潜在重要性处于“中等”水平。
陕西
> 样本数量：40家
标普认为，陕西省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其分布也与全国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分布大体保持一致。
区域概况
陕西省地处西北内陆腹地，横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中部，居于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约3,876万人，土地面积约21万平方千米，下辖10个地级市，30个市辖区，6个县级市，71县。
标普认为，得益于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强且对政府潜在重要性相对较高，西安市级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位列全省最好水平，但园区下属的片区城投企业由于对于政府的潜在重要性相对偏低，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弱。榆林、延安、成阳、宝鸡和渭南的城投企业在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和城投企业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均相似的情况下，标普认为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也较为相似。
标普认为，省会西安对城投企业的在支持能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主要是由于全省的资源都集中于西安，使其在经济、预算等方面处于省内领先地位；榆林、咸阳、宝鸡和延安等城市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在冶金、化工、装备制造等良好的产业发展，经济和财政收入排在西安之后；而安康和商洛由于经济欠发达、一般公共预算平衡能力差导致其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偏弱。
陕西省除了西安以外各个城市的城投企业数量都很少，主要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有限，1-2个城投企业基本能够满足全市范围内的基建投融资职能需求。这些城投企业大部分是市级城投企业，职能集中度高，业务覆盖全市，因此大多数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较高。安康市有公开发债的唯一一家城投企业是下辖省级高新区的城投企业，其业务区域范围相对较窄，对于安康市政府的潜在重要性相对较弱。而西安市由于一部分城投企业业务主要分布在下辖的多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代管的西成新区的片区内，并且部分城投企业市场化业务占比相对较高，因此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对西安市的潜在重要性相对偏低。
广西
> 样本数量：35家
标普认为，广西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与全国总体城投企业样本的中位数相当，且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居于尾部的城投企业相对偏多。
区域概况
广西位于中国南部，为连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自治区行政区域土地面积23.76万平方千米，管辖北部湾海域面积约4万平方千米，2019年末自治区常住人口4,960万人，城镇化率51.09％。广西辖14个地级市，8个县级市，63个县(含12个民族自治县)，40个市辖区。
标普认为，在广西，南宁市城投企业由于行政层级较高、主营业务公益性强，政府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高。桂林、玉林、柳州等地区的核心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受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和业务职能的相对集中影响，位于省内中位数以上水平。贺州、崇左、河池、来宾市城投企业由于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低于全省中位数。
标普认为，南宁、桂林、北海对城投企业能够提供较强的潜在支持，主要依赖其在自治区内相对较强的经济发展水平；柳州虽然工业较发达，经济实力强，但由于其债务负担较重影响了其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来宾、贺州、崇左和河池由于经济体量小，一般公共预算平衡能力差导致其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偏弱。
广西各市的城投企业职能分配普遍较为集中，因此标普认为相关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较高。除南宁、柳州和钦州以外，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职能相对较为集中的由一家市级城投企业承担，特别是在玉林和贺州，有公开信息的城投企业只有1家，标普认为通常这类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极高”。
与此同时，南宁和柳州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标普认为其中头部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要高于其他城投企业。在这些城市，头部城投企业资产规模大、业务范围广，并且大多存在母子公司均在公开市场融资的情况，而片区城投企业市场化业务占比偏高、业务范围通常较为局限。
吉林
> 样本数量：14家
根据标普的分析，14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相当。但相比全国，吉林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居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城投企业比例偏少，居于中等以下水平的城投企业偏多。
区域概况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也是国家“一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行政区域土地面积18.74万平方公里，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2,690.73万人，城镇化率58.27％。吉林下辖8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共有60个县级行政单位外加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标普认为，由于长春市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明显好于省内其他城市，但受行政层级、业务范围等因素影响，长春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差异明显，且多数位于省内中位数及以上水平。通化和延边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其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低于全省中位数。
标普认为，长春、松原、吉林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特别是省会长春在经济体量，财政平衡能力方面处于省内领先水平，而吉林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省内第二，但较高的债务率影响了其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松原的经济和预算情况均处于省内中等水平，但较轻的债务负担有助于提升其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而通化、延边和白城由于经济体量小、财政平衡能力差使其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偏弱。
吉林各市的城投企业职能分配普遍较为集中，特别是在通化和松原，有公开信息的市级城投企业只有1家，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为“极高”。延边州的城投企业由于行政层级相对较低，标普认为该区域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为“高”。与此同时，长春市和吉林市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标普认为这两个地区的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山西
> 样本数量：16家
山西省16家样本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高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主要原因在于山西省各市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少，标普认为城投企业对于相关地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普遍较高。
区域概况
“三晋之地”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全国重要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山西省经济实力在全国排名较为靠后，2019年的GDP为17,027亿元，全国排名第21位，人均GDP为45,724元。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4.8：43.8：51.4。2019年山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4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为-100.8％，在全国处于较好水平。山西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煤炭及相关产业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整体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
除太原以外，山西省内各地方政府的在支持能力一般，然而，由于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整体较高，导致山西省内各城市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分布较为集中。
太原城投企业虽然省内最多，但仍明显少于其他省会城市，因此城投企业之间职责划分明晰，定位明确，潜在重要性较高。同时，太原市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地级市，因此太原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通常显著优于省内其他地级市的城投企业。而大同、忻州、晋城、朔州与运城各自只有一家城投企业，这些城投企业均承担着区域内主要的基建投融资职能，它们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主要由当地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的强弱决定。这几个城市的潜在支持能力接近，因此其主要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也较为接近。
标普认为，省会太原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处于省内最强水平，潜在支持能力最强，除太原外，本次研究范围内山西省其他8个地级市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一般或偏弱。其中，临汾、大同和晋城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位于省内靠后位置，主要是由于其经济体量较小而债务负担较重
山西省内城投企业数量较少，大部分城投企业在当地具有较高的行政层级以及明确的职能定位，因此全省城投企业的潜在重要性集中分布于“极高”与“高”＂的水平。标普发现，运城、朔州、晋城、忻州及大同各自都只有一家有公开存续债券的市级城投企业。这些城投企业较为集中地承担了区域内基建投融资等职能，因此标普认为它们对当地政府具有“极高”的潜在重要性。而太原、长治、晋中和临汾的城投企业不止一家，层级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标普看来，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有一定差异。
河北
> 样本数量：23家
根据标普的分析，河北省23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中位数略高于全国1,800余家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水平。相比全国，河北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居于尾部的城投企业偏少，居于中等水平的城投企业比例更大。
区域概况
河北省位于中国北部，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内环京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18.77万平方公里，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7,591.97万人，城镇化率57.62％。河北下辖11个地级市，共有20个县级市、101个县和47个市辖区。
标普认为，石家庄、邯郸、沧州区域内核心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位于全省相对较好的水平，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和城投企业承担职能较为集中所致，而邢台、承徳和张家口市城投企业受当地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影响，其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位于全省中位水平。
标普认为石家庄、唐山、廊坊、沧州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其中唐山和石家庄依赖钢铁、医药等产业优势使其经济实力明显好于省内其他城市，廊坊和沧州的经济体量位于省内第二梯队，且二者的财政平衡能力和务水平也处于相对较好水平；而承德、衡水和邢台的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偏弱，主要是由于当地经济体量和人均GDP处于全省尾部，且财政平衡能力差导致。
河北各市的城投企业职能分配普遍较为集中，特别是在承德、邢台、张家口，有公开信息的城投企业只有1家。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极高”。与此同时，唐山和石家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辽宁
> 样本数量：50家
根据标普的分析，50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标普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第一，辽宇省内除沈阳、大连和鞍山对辖内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外，其他地级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均偏弱第二，区县级及园区类城投企业在样本中占比较高，标普认为这类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一般达不到“极高”水平，也导致这些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受到限制。
区域概况
辽宁省地处东北，南临黄海、渤海，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主要产业为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2019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5％，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5位;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7万元，比上年増长5.7％；三次产业结构为第一产业8.7％、第二产业38.3％、第三产业53.0％
标普认为沈阳和大连下辖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高，而这主要是受益于当地政府很强的潜在支持能力。本溪和锦州对下辖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相近，但由于城投企业潜在重要性的差异，这两个地级市下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不同。盘锦、铁岭等地级市所辖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偏低，主要是因为标普认为这些地级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偏弱。
标普认为沈阳和大连对辖内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在省内各市中最强，主要原因是两个城市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在省内均遥遥领先。鞍山也具备较强的潜在支持能力，而阜新、铁岭和盘锦对辖内城投企业的澘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其中阜新和铁岭主要由于经济总量偏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财政自给能力均位于省内较弱水平所致，而盘锦主要是由于政府和城投企业债务规模较高所致。
大连和沈阳的城投企业数量在省内相对较多，都超过10个，但这些城投企业大多以区县和园区为运营区域，同时部分区域内城投企业职能重叠，所以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在重要性达不到“极高”的水平。其他地级市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相对较弱，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其中，盘锦和营口下辖城投企业多集中于区县及园区层级，且部分城投企业收人和资产规模较小，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大部分处于“高“或“中等”的水平。本溪、葫芦岛和阜新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少，标普认为这些城投企业可能更为集中地承担了相关职能，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大部分处于“极高”水平。
内蒙古
> 样本数量：25家
25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的中位数。标普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内除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和包头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市(盟)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均偏弱所致。
区域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内与黑龙江、吉林、辽宇、河北、山西、陕西、宇夏、甘肃8省区相邻，外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边境线4,200多公里。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万亿元，较上年长5.2％，在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20位；全区人均生产总值6.8万元，比上年长5.0％；三次产业比例为10.8：39.6：49.6；第一、二、三产业对2019年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43.9％和50.6％。
标普认为，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差异主要源自于政府潜在支持能力和城投企业潜在重要性的不同。内蒙古自治区内，鄂尔多斯城投企业得益于当地政府较强的潜在支持能力，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处于省内较好水平。包头和巴彦淖尔下辖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但由于两市的潜在支持能力存在差异，包头下辖城投企业的澘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优于巴彦淖尔下辖城投企业。兰察布、兴安和海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整体较弱，主要是因为市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弱。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强，但标普认为辖内城投企业的潜在重要性没有达到“极高”的水平，导致这些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偏低。
标普认为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和包头对城投企业能够提供更强的潜在支持，其中，鄂尔多斯依托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经济实力处于省内最强水平，且财政收入和财政平衡能力显著优于自治区内其他各地级市(盟)，包头和呼和浩特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虽与鄂尔多斯存在一定差距，亦处于省内较好水平。兴安、巴彦淖尔、海和阿拉善的经济总量偏低，财政实力较弱，政府潜在支持能力也相对偏弱。
内蒙古各市(盟)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少，并且一般由一至两家市级城投企业承担本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职能。鉴于这些城投企业的业务属性和不可替代性，标普认为它们对当地政府的往往重要性较高。包头和鄂尔多斯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其中头部城投企业资产规模大、业务范围广，标普认为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要高于其他城投企业。相比之下，这些地方的其他城投企业层级较低、市场化业务占比偏高，同时业务范围通常较为局限，标普认为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稍弱于头部城投企业。呼和浩特和通辽辖内城投企业出现过信用风险事件，标普认为这表明当地政府对这些城投企业支持意愿一般，进一步说明城投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可能不高。
黑龙江
> 样本数量：18家
黑龙江省18家样本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中位数略低于全国样本城投企业中位数。这主要是由于标普认为，黑龙江省除哈尔滨、大庆对城投企业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城市对城投企业的潜在支持能力偏弱。
区域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是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北、东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西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南部与吉林省接壤。全省土地总面积47.3万平方千米(含加格达奇和松岭区)，居全国第6位。黑龙江省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陆路通往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是中国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现已成为中国对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开放的前沿。2019年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万亿元，较2018年增长4.2％，在全国32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24位。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6,183元，较2018年增长4.7％。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三次产业结构为23.4：26.6：50.0。2019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63亿元。
标普认为，由于各市城投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相对趋同，黑龙江省范围内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的差异可能更多是由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的差异造成。哈尔滨、大庆城投企业的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在省内整体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不仅本市最好的城投企业在全省领先，且各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均在全省中位水平之上。双鸭山、鹤岗、牡丹江三地的城投企业则处于省内相对较弱水平。
标普认为哈尔滨、大庆两城市政府潜在支持能力相对较强，这主要是由于这两座城市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均较强，而鹤岗、七台河、双鸭山、伊春等城市受经济实力较弱、财政收入规模较小等因素的影响，潜在支持能力处于全省偏弱的水平。
黑龙江各市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少，并且一般由一至两家市级城投企业承担本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职能。鉴于这些城投企业的业务属性和不可替代性，标普认为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较高。哈尔滨和牡丹江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其头部城投企业行政层级较高、资产规模较大，标普认为它们对当地政府的潜在重要性通常高于同地区其他城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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