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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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晖

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原题为《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新穷人与新工人的诞生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在这个常态中，谁是穷人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资本家，工人是贫穷的；相对于城里人，农民是贫穷的；相对于发达地区或第一世界，欠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是贫穷的。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从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中，解释了阶级剥削与贫穷的关系；《穷人的经济学》的作者舒尔茨将他对穷人的分析集中于农民，其人力资本的概念致力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实际上从发展的角度最终取消了经典的阶级问题；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再生产中心—边缘关系，让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边缘区域，无法获得自主的发展，长久地陷于贫穷的状态。这一论断是列宁以来将阶级概念用于分析全球关系的理论结果。因此，破产的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农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群，为穷人这一概念提供了注脚。

冷战结束后，上述穷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支配下，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工业化过程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200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为7％。2005年该比例上升至9.8％。6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所占比重翻了一番达到19.8％，超过了美国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份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2011年是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次失去全球制造业产出第一的桂冠”。新工业革命在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关系和位置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模式。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９月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就人口而言，中国新穷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谓农民工群体，即依托于城市—沿海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乡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流动群体，而不纯粹是传统的农民或失地农民（如雇农、流浪汉或像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亚贫民那样的失地者）。

改革初期，农业体制朝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进行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起，城乡差别持续扩大。至90年代末，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症候的“三农”危机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穷人与农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化和工业改革的背景下更加凸显。正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1999年后展开的有关“三农”问题的大讨论和随后由国家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正是针对此状况而来，并在减免农业税和向农村扩展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局部地改善了农民的状态；但“三农”危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广阔的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年轻一代出走、老弱农民种地、乡村社区空洞化的困局。按照户籍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其中60％以上是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工人群体过渡。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的群体，但又不是经典的无产阶级——他们并非作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和工业生产体系，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奠定的土地关系的继承者进入新的市场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在家乡拥有一块土地，从而不是“无产者”；他们进入城市后没有改变这一身份，但即使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家乡或家乡附近地区，却未见得重新从事农业生产。

黄宗智在他的最新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工人”与“农民”范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基于这些旧范畴的国家劳动法规由于与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他进一步指出：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 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悬殊，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根据他的统计，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

新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报告》的统计，在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占农民工群体的27.5％，建筑业占20％，其余都在第三产业。由于建筑行业存在大量的转包和外包，只有少数建筑工人签署了劳动合同，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无法享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根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牵头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对全国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的大规模问卷调研，2011年，75.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样本中，63.6％的农民工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形同虚设”；2013年，82.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劳动合同，而在郑州、武汉、成都等工地数量激增的城市中，未签劳动合同的比例更是高达93.2％、87.9％、85.5％。建筑行业如此，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更难获得劳动保护。迄今为止，只有在制造业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发出一定的不满和抗议之声。与上述新工人的状况相互映照也相互关联的，则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的工人阶级的衰落——他们从一个具有某种主体地位的城市阶层迅速向城市贫民或失业者身份滑落。这一转变的历史深度远远超出了当代人的想象视界，我们或许要隔一个世代才能理解其历史含义。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为活跃的，是既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新工人群体的所谓“新穷人”：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上的窘迫，学者们也常用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缺失等概念描述这一人群（即便描述者的精神并不比其描述对象更为富足）。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新穷人遍及整个世界，尤其是那些进入或部分地进入消费社会的部分。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就曾描述过这些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亦即准备不足的消费者。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

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有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由于“新穷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在政治领域，我们不难在埃及、突尼斯的反抗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扩展至其他地区的各种“占领”运动，以及莫斯科街头的示威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他们的命运与劳动从价值之中心源泉向资本价值增值之中介的角色过渡息息相通；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新穷人”都异常活跃，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

但迄今为止，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力及其政治诉求与新兴工人阶级或者说农民工群体的命运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缺乏长远社会目标的阶层，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脱离了贫穷、活跃于消费性媒体、操弄着全球性政治—文化话语的人物。不管变换怎样的修辞，这些政治话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修辞展示着“历史终结”的命题。“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另一个新穷人阶层及其未来联系起来。

为什么在观察新工人群体的同时，需要讨论“新穷人”群体的角色与命运？我的解释是：无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后，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传统农民或近代产业工人——推动的，而是在两个或更多领域的“下层”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激发造成的。现代阶级政治事实上产生于阶级边界的重叠地带，也可以说是穿越阶级边界的产物。辛亥革命后，有一位立场偏于保守的评论者分析说：这场革命虽然深受欧洲政治革命的影响，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这一分析也是基于对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观察，即农民起义往往是农民阶级与那些从士绅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游民”的结合。因此，他建议中国的变革与其遵循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如从消除两种过剩阶级及其文化着手。其实，这个反对革命的结论与鲁迅《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观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通过文明调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后者却暗示着革命的不可避免。

如果将上述有关游民的分析与马克思关于游民与无产阶级形成的论述做一比较，我们也可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现构成无产阶级的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群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失去自己社会位置的群体在不同时代都存在，但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游民群体才会成为一种无产阶级现象。其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对无产阶级的出现作过清楚的阐述：“整个无产阶级是由破了产的资产者和破了产的无产者、由大批游民组成的，游民在各个时代都有过，而在中世纪制度崩溃后他们的大批存在先于无产阶级的大批形成，就像圣麦克斯根据英国的或法国的法律及有关文献就会深信的那样。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始终如一的把无产阶级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赤贫现象只是破了产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是已无力抵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只是这种精疲力竭的无产者才是赤贫者。”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包括了游民，但赤贫的游民只是失去抵抗力的无产者。阶级革命是从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单纯的赤贫现象中产生的。保守的批评家将近代革命归结为游民现象，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规避革命、寻求改良的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民族压迫，使得被压迫民族的各阶层成员——除了买办阶层——时刻面临破产的危险。这种破产的危险首先是通过民族危亡的格局本身表现出来的。从民族救亡转向阶级性的政治，或以阶级性政治的方式寻求民族解放道路，几乎成为几代人的选择。正由于此，近代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动员既不同于马克思描述的欧洲革命中的阶级互动，也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中的阶层交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不仅是那些从统治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新穷人，而且是许多出身上流社会或身为精英分子的人超越了由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界定的阶级身份，投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潮流之中。辛亥革命时代的许多革命先行者——孙文、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邹容、蔡元培等人均非出身下层，“五四”一代的陈独秀、李大钊和后来的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均非来自工人阶级或贫雇农家庭。从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许多出身上层社会并身为知识精英的年轻学生参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大量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投身救亡运动，其中许多人奔赴延安，自觉地走向处于极为艰苦条件下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运动。这几代革命者都难以从阶级属性上被概括为“破了产的资产者”，恰恰相反，在他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时刻，他们自身或家庭在各自所属的地域均属于上层、中上层或精英阶层。

当代中国的新工人群体和“新穷人”阶层存在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或工业化时代的游民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特征。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仍然被土地制度维系着，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是仍然拥有一定农村土地资产的城市经济的参与者。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并不是传统制度崩溃的产物，而是一个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政治变革的关注与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阶级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当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受制于职业化和社会分层的情况也同样明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结合推动了20世纪普遍的社会动员，产生了全然不同于旧的社会构造的新的社会主体，如上文提及的曾经极为活跃而如今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工人阶级。

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的断裂

上述问题必须从检讨20世纪形成的工人国家的失败开始。劳动的解放、劳动者的平等和自由，作为20世纪工人运动的成果凝聚在工人国家及其宪法之中。工人国家的宪法原则是一个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核心部分的政治进程的产物。重提宪法原则的当代意义在于：在工人国家破产的情境下，是否存在或需要一种重申劳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的政治进程？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追问：工人阶级如何获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宪法地位，又为什么会失去这一宪法地位？伴随着政党从阶级性政党向“全面代表”的方向——亦即政党国家化的方向——转化，先是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继而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动摇了。老工人阶级不但失去了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代言人，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在企业改制中被摧毁了。新的劳工群体拥抱从自由流动中获得的解放，却没有能量在新的生产和生活体系中产生自己的政治代表。他们像马克思所分析的法国农民一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在这个“被代表”的状态中，新工人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对立面何在，自己的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从政治进程的角度说，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产生于三个环节，即工人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型之核心环节的工人阶级政党之巨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正义原则的解体。我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代表性的断裂”，或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工人国家的政治正义集中体现在其宪法原则之中。正如上文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所显示的，这一原则集中地体现在几个基本概念之上，即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作为统治基础的工农联盟、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作为权力源泉的基本设定，以及作为这一体系的政治代表的工人政党。政党、阶级、阶级联合、人民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形式，说明了现代中国的政治代表关系。之所以说政治代表关系，而不是一般的代表关系，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进程，这些范畴并不构成有机的联系，也就不存在代表性问题。理解代表性断裂的前提，就是分析这一政治进程的危机、停滞或中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制度层面的代表性关系的消解，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等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机器中，工人及其政治同盟农民的代表比例大幅滑落。这是代表性断裂的症候而非原因。没有持续的政治进程，即便添加更多的工人或农民成员担任代表，也无助于工人国家的恢复。

让我们从分析宪法原则中的阶级概念开始。无论是解释工人国家的形成，还是分析工人国家的失败，都必须回答以阶级为基础的代表性政治与普遍利益之关系是如何构成的这一问题。因此，这一阶级概念不能单纯地从财产权的角度加以界定，而必须与领导权、代表性等政治范畴连接起来才能充分理解。领导权与代表性的问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阶级分析而产生的。马克思说过：“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第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第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里所说的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亦即工人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的“无产阶级”并不只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所规定的阶级，而是一个普遍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国家中的工人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工人国家是一个剥夺了剥夺者的社会，从而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共同体，即便是先前的皇帝、资本家、战犯等也是这一劳动者共同体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范畴，它保留了劳动分工意义上的阶级划分，同时又强调了工人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特质。代表性或领导权的问题就内在于这一作为过渡形式的国家形态之中。

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时发现：这一生产形式导致整个社会分化为两大阶级，从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种阶级对抗的政治。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能动的政治力量将阶级的存在与一种致力于消灭阶级的革命政治运动相关联，革命的代表性政治是不能发生的。阶级的存在和阶级分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革命政治。我们不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设问：为什么在工人阶级相对弱小的现代中国，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却席卷了整个时代？为什么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虽然工人阶级的人数达到了近3亿，却并未产生19世纪和20世纪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治？

阶级政治虽然依托于工人阶级这一客观的社会阶层，但它预设了一种基于宏观的理论分析而产生的政治斗争的方向，阶级政治只有在阶级超越自身利益而代表普遍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即只有当意识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是一种阶级使命时，阶级政治才能诞生。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矛盾的分析，工人阶级被确立为一个政治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斗争指向消灭阶级的未来，从而代表了人民的普遍利益和人类的最终解放。正由于此，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和工人国家中的独特地位并不能化约为工人阶级在人口、社会分层及政治机构中的实际存在状态及比例。从理论上说，一旦取消了阶级概念的政治性，阶级概念就会沿着实证主义的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工人阶级运动只是一种以捍卫本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以工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运动。在由社会分层、中产阶级和农民工等概念构成的实证主义的框架内，人们强调社会的阶层分化，却从一开始就越过了阶级政治。

工人国家的破产不仅表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性的衰落，而且也集中体现在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的瓦解。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发生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较少、资产阶级也尚未成型的国度里。在实证的意义上，中国现代革命可以被描述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从政治的角度看，有关中国是否存在成熟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争论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对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存在的否定。事实上，革命政治与阶级人口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直接的，这也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曾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决定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后来解释说：“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由于无产阶级并不是人口的大多数，它只能通过推动一场“人民革命”，才能实现体现于阶级命运之中的普遍利益或“未来”。这里的普遍利益或未来同样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无产阶级直接地体现人民的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一种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从而也消灭自身的未来。

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政治有两个主要命题，即工农联盟与人民民主。这两个概念均与外围资本主义的范畴密切相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围，例如中国与俄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当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萌发之时，这些地区还是以农业和农民为主的社会。19世纪晚期，俄国民粹派曾经将占有土地的农民与西欧资本主义相对立，即俄国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半自然经济”；中国的思想家如梁漱溟及其追随者也认为乡村建设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或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者在确认“三农”的巨大历史存在方面与民粹派或乡建派的观点颇为接近，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中，商品生产将推动所有经济形态从属于资本的支配逻辑。这种从属总是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开始，然后转到以工业资本主义——其后是金融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劳动分工之中。在这一发端于19世纪的进程中，农业从属于工业、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分化为城市服务的农业种植者和农民工群体是一种普遍现象。正是这种从属关系为社会主义运动将农民问题纳入世界范围内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有机部分提供了基础。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作为人民的代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最终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本身。

工人阶级不可能单独地取得革命胜利，必须通过代表性政治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工农联盟是一种政治性联盟，即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而完成的政治结盟。在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与农业的改造、农民的动员密切相关，中国革命政党的领导权与农民运动之关系的紧密程度甚至超过了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前所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所以需要与工农联盟这一基础性范畴关联起来，是因为阶级政治是在一种从属关系中展开的，无法还原为实证性的阶级构成。工农联盟是一种政治性的联盟，即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而完成的政治结盟，从而作为现代代表性政治的中心，工人阶级政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工农联盟的政治代表。代表性政治直接体现为工人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体现为在工农联盟中相对于农民阶级的领导地位。

与此相应，人民范畴也是以阶级概念为基础的，除了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外，还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如阶级概念一样，如果没有一种与对资本主义时代敌我关系的分析相关联的政治运动，人民概念也是无法成立的。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附属物，而且是作为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对立面而被建构起来的政治身份，它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不妥协的斗争构建着人民这一扩展的主体。政治代表性一方面体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实现人民普遍利益的能量。领导权的概念集中地说明了工农联盟或人民不是不同阶级的叠加，而是通过斗争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政治主体——工农联盟的目的就是将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争夺过来，组织成为革命的力量。代表性与领导权相互重叠，因而代表性也是一个斗争的概念，所谓人民民主就是一种维护工农联盟并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代表性政治之制度形式。因此，代表关系包含了一个显著的对立统一关系，即这一代表性和领导权必须体现普遍利益，而不是单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但这一普遍利益又只能通过阶级政治得以实现。所谓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断裂的集中表现也必然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领导权与阶级基础的断裂；第二，代表性政治与普遍利益的脱节。

在中国革命中，讨论代表性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上述关联不能不同时处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问题。这也使得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显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已经解决，政治斗争的主导形式是通过阶级联合与阶级间的斗争展开的。但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的分裂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障碍，从而联合各阶级以争取民族解放并建立统一国家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由于革命获得了它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目标，以阶级解放为中心的革命政治与统一的、通常是单一制的国家制度发生了关联。在国家分裂和民族危亡的状态下，反对分权制和联邦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式被视为“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除了通过这种国家（同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代表性政治由此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形式产生了历史性的关联。正由于此，代表性断裂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民族认同政治在统一国家内发展滋长，在政治领域，这种认同政治还伴随着对于单一制国家形式的质疑。从政治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危机正是代表性断裂的后果。

除了工人国家必须以阶级为中心重构民族关系之外，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政治还包含了国际主义的内涵。“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这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作为工人运动的政治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可以追溯至19世纪欧洲的国际工人协会，其最初的目的是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运动的发展，这一政治组织的民族化过程十分明显。共产党不再只是单纯的工人阶级及其普遍利益的代表，它还试图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共产主义组织与国家的结合及向民族代表方向的发展，对于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影响重大。在1949年之后，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政治代表，而且是国家主权的代表者。这也意味着阶级的代表现在必须同时成为国家的代表，从而政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在政党与国家高度合一的条件下，政党政治的内部斗争也与国家权力的内部博弈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代表性所内含的全国性与国际性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联盟、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还是跨国家的“输出革命”（即以军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建立联系或呼应），都使得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性政治包含着国际的面向。这种代表性政治的国际面向包含了两个相互区别的层次：一个是跨越国家的阶级政治，用马克思的话说，“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相互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另一个则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延伸，即在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联盟。这些民族国家间的结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同盟关系，其联合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联合，而是以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为背景形成的国际统一战线，其政治逻辑也正与国内的阶级联合相似。正由于此，国际性的联盟也必然与争夺领导权的代表性政治紧密相关。

工人国家的政治正义是一种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普遍正义，它包含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民族国家的普遍代表和一种面向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在此框架下，工人阶级的尊严问题也是阶级解放和人类普遍解放的问题。推动这个“解放运动”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它推动并创造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和跨国性的阶级联合。正由于此，以“政党国家化”为标志的政治转型不仅标志着经济形态的转化，而且也是一个去政治化过程，意味着工人国家的失败和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正义观的瓦解：在新的阶级重组中，宪法所确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成为十足的讽刺；在“三农”危机和城乡分化中，工农联盟成为完全的虚构；在区域分化中，经济和社会分化直接呈现为民族冲突；在国际关系中，市场逻辑取代了国际主义联合。这就是所谓代表性断裂或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相互脱节的内涵。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命运时，20世纪的政治遗产在哪些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它的失败又在哪些方面逼迫我们探寻新的政治正义？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需要转向对于“代表性断裂”和新的平等政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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