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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峰
来源：作者著《托克维尔归来》
摘要：倘若一个国家，政治自由非常有限，知识分子、民众都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甚至对其进行愚民教育，那么，不仅民众的认知水平会很低，甚至脱离常识和人性，而且知识分子因为缺乏政治经验，无法了解大量的内情，既容易走向极端，又无法获得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被许多人视为社会的良心，承担启蒙的责任，独立于政府和人民之外，诉说着时代的中心话题。尽管今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早已遭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但是依然存在着较大的舆论影响力，充当许多人心目中社会良知和启蒙者的角色。
事实上，近代以来，公共知识分子每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美国独立，还是法国大革命，抑或近代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其中总能看到知识分子在充当领头人的身影。
可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唤醒更多沉睡的人，又有可能让醒来的人因为无法改变现状而陷入痛苦绝望之中，乃至误入歧途，更有可能引起社会大革命。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刚好陷入这种困境，一方面他们确实唤醒大量的法国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缺乏政治经验，对于政治的了解停于表面，未能深入分析整个政治的结构和框架，从而使得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宣传往往大而空，价值宣泄多于理性建构，主义之争掩盖事实上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个信息不透明、政治自由严重缺失的社会，启蒙思想家对于社会的知情权很不够，因此对于社会问题往往只能通过一般原则来批判，却难以提出具体的药方，更别说击中问题的要害。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将这种现象称为文人政治。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彻底批判，让自己处于孤立状态，是可取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却不同，需要政治智慧，懂得妥协，善于抓住问题要害，解决各种大小不同的问题。
许多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忧患意识，对于社会问题，往往都喜欢归结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层面，因此常常致力于启蒙，改造国民性。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一旦支持这种想法的革命者取得革命成功，然后通过国家力量来改造国民性，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当年的中国便是深受此害。鲁迅先生耗尽大半生来批判国民性，却无法想到，几十年后，昔日的革命家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改造国民性，从身体到灵魂。国民性这个东西，常常为启蒙思想家所批判，却容易忽略国民性的改变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再者，倘若革命并未成功，或者启蒙思想的目的不在于鼓吹革命，而是纯粹启蒙，让更多民众看清社会现状，接受这套非官方的思想体系。那么这里同样存在问题，启蒙到底有多大作用？启蒙的边界在哪里？到底需要启蒙多少人？一个社会的进步，既需要那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又要富有行动力的实干家。可是，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更多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是精神上的，却鲜有付诸实践的。启蒙是一个技术活，单是思想上的宣传，倘若没有实际效益的证明，很难唤起普通民众的支持。而且启蒙思想家所面对的对象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很难让深层次的理论灌入他们的脑海，常常是一些简单的甚至极端的观点更为人所熟知。这些因素都在减弱启蒙的作用，使得启蒙本身大受质疑，但是没有启蒙则一点希望都没有。
如果说启蒙所有人，那肯定不对，因为既不现实，而且还会因为人多难以控制，引发社会全面革命。一旦革命爆发，一方面这些启蒙思想家自身并非有经验的政治家，该如何去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么多人都被疯狂地鼓动起来，难免不陷入集体无意识，使得愤怒遮住理性，只想到打打杀杀，却难以综合考虑，不善于用谈判的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导致种种悲剧。倘若说不需要启蒙所有人，只需启蒙部分人即可，那么这个部分人到底是多少呢？有没有谁去调查，到底启蒙了多少人？答案肯定是没有。既然没有，自然不知道到底启蒙了多少人。那么这种每天不间断的启蒙所启蒙的人数是否已经超出预定中的人数呢？如果超出了，还去启蒙，那不就很危险吗？也许存在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不是在启蒙，而是一群已经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整天在相互陶醉，沉迷于讽刺和调侃现实政治之中，为了批判而批判，进行着自以为的启蒙，难以自拔。可是这样下去，启蒙将会变得面目全非，一群所谓的启蒙者不是在启蒙，而是把生命和精力耗费在讽刺政治的乐趣之中，不断地义愤填膺，不断地走向极端，沉迷于一个又一个讽刺现实的段子，争奇斗艳，相互慰藉彼此那颗干瘪的心灵，却全无半点建设性或可操作性方案。
启蒙是一个让人从不成熟状态步入成熟状态的过程，它的魅力不在于表面上有多少人跟着支持你，而是在于通过你的观点，让大众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达到逻辑一致性。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理应是平等的，只是放到现实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关系不一定都是有意为之，但肯定难以避免。
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启蒙的局限性，如果仅仅让思想成为批判的武器，似乎没什么，只是倘若转化为武器的批判，进入现实，化为一种武装斗争力量，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由此可以得知，思想家在启蒙大众的时候，既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得到启蒙，因为这不仅不可能，而且还非常危险，同时在启蒙大众的时候应该多去引导民众形成独立思考能力，发现自我，学会运用合理合法的现代公民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多思考问题本身，少些主义之争，多些建设性的语言，少些价值宣泄和情绪化的语言，多些对实际问题的探索和深入分析，少些大而空的长篇议论，多参与一些实际运作，少些不合实际的空谈。
只是这样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知识分子都变得更加实际，懂得妥协，参与社会问题解决，那么这些知识分子还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吗？与其用知识分子来形容，不如用社会活动家乃至政治家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一个美德便是探究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和普遍理论，达到逻辑的一致性，哪怕与万千人的意见相左，都是可取的。如果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的价值何在？那些珍贵的知识分子美德难道就此丧失吗？知识分子不能妥协，可是政治必须要妥协。如果知识分子都变为政治家，这个社会就会美好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并未意识到自身言论所引起的后果，也许最初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表达下对于社会的看法，只不过听众多了，影响力慢慢大了。一旦进入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问题：一是知识分子所讲的东西免不了会出现错误，而这种错误一旦传授到他的信徒身上，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后果不堪设想；二是当信徒多了，知识分子很有可能被公众的偏见所绑架，不自觉中按照大众的想法来批判社会，哪怕某些观点逻辑看起来很荒谬。那如何来处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只能说希望那些热衷于表达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发言的时候注意下影响，最好是在基于专业训练或事实基础上发言，不要在公共领域对自己不太懂的问题乱发言。可是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毕竟知识分子通常有许多受众，而热衷于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群体又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
客观地说，文人政治的危害其实跟一个民族的整体认知水平有很大关系，倘若大部分民众都有比较好的判断能力，有一定的知识积累，那么公共知识分子的整体层次就会大幅度上升，因为那种水平不够的人是很难唬弄这样一群民众的，而且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水平差的人喜欢辱骂公共知识分子，从而败坏公知的公众形象。此外，民众的认知水平、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又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有关。倘若一个国家，政治自由非常有限，知识分子、民众都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甚至对其进行愚民教育，那么，不仅民众的认知水平会很低，甚至脱离常识和人性，而且知识分子因为缺乏政治经验，无法了解大量的内情，既容易走向极端，又无法获得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
所以，与其说这些是文人的责任，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责任。这里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局限，不是为了否定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清楚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事实上，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永远都无法替代的，而那些肆意否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动辄辱骂公共知识分子为“臭公知”的人，不是嫉妒，便是愚昧，抑或受人误导。此处指出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带来的文人政治危险，只不过为了在“天要下雨”之前有所准备。今日的中国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圈子里面享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通过他们的文章，通过他们的行动，许多人由此完成启蒙，成为他们的追随者。受他们影响的人，一旦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注定将成为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对于这股力量，不仅全社会，而且公共知识分子自身同样需要保持谨慎，既不能被民粹所绑架，还要秉持独立之精神，更加负责任地发言，引导形成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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