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中西方生死观差异性的思想根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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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晓芒
来源:搜狐网
问:邓教授,您好!在您一本书里说,您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尽量地追求人生的可能性。
但我觉得如果您在这里不对“人生的可能性”做进一步的规定和阐述的话,您的这句话是有歧义的。
因为我觉得追求活着的可能性的这种人还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追求他活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更多的是功名利禄。
那我想问,从功名利禄的功利性角度来追求人生的多种可能性的话,这样的一种活着,又比您所说的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的福贵好到哪里去呢?
至于功名利禄它没有创造性。因为人从动物里面走出来,世世代代的人都把功名利禄作为人生存的基本需要。
当然也不能够指责他们,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开放多了,功名利禄也是要追求的。我们现在讲:“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个物质生活条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它也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它是一种必然性,即物质方面的生活条件是一种必然性。把它跟可能性区分开来,我强调的是人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追求。
所以我指的这种可能性,更多的是受到现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说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就在这里。
动物虽然也有目标,也有追求的对象,「但是它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它只能如此,人应该超出这种境界」。
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说,他只能如此,他必然会如此。人不是这样的,人是不可算计的,你就偏偏想不到他会怎么样。
这就是人的可能性,包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一般人都算计不到的事情。
答:对!这就是个好问题嘛!这样可以把问题推向深处。
思想根源归结为我多次强调的问题,就是西方人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现代,人们对待生死的问题总是从个体出发的。而中国人多半都是从群体出发的。
它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我认为西方的这种观念,不仅仅表现在生死的问题上,还在其他的问题上面。从文化心理方面,归结为西方人的个体意识。
当然西方人也有群体意识,但是这个群体意识是建立在个体意识之上的。
至于问到这个结构从何而来,它们的本质依据何在,我想最后我们要追溯到中国古代和古希腊文化双方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
古希腊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工商业经济上的,古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特别是商业,是古希腊人生存的命脉。
这个东西对西方很重要。“约”的前提就是两个个体,两个独立的主体相互约定。
如果不对等,个体跟群体,比如说你的家里,你的父亲跟村委会订了个约,那个是不作数的。村委会是权力机构,它想毁约就毁约,你就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真正的契约是两个对等的个体才能够订立的。当然这种分析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我觉得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贡献还是不可忘记的。
就是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到政治体制来解释意识形态、文化心理的形成。如果要追溯的话,恐怕最早要追溯到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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