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慈禧为什么没除掉功高震主的袁世凯

当年“辛丑条约”签成，两宫移驾回京，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在道路两旁立正行礼。醇亲王载沣见了，当场就责问他：“这是你的部队吗?……见了两宫圣驾缘何不下跪?”

段祺瑞认为，不下跪很正常，因为北洋新军是按照德式操典训练的，根据操典规定，军仪就是最高礼节。

载沣闻言很是不悦：“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

载沣不但是亲王，还是当朝皇帝光绪的亲弟弟。可是段祺瑞仍然毫不客气地给顶了回去：“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我这是按操典规则行事。”

“大胆!”载沣顿时被对方的倔犟态度给激怒了。

就在众人都在替段祺瑞担心的时候，有人出来给他解了围——坐在轿子里的慈禧太后传下话来：“新练之洋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

有了这道旨意，载沣才不好再说什么了。

说起来，彼时的北洋系确实是过于惹眼，他们所掌握的北洋新军已渐渐超越旧军，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1905到1906年之间，国内两次组织秋操(指秋季的军事演习)，在这两次规模宏阔的秋操中，新军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注意。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完秋操后，在会见清廷大臣时直言不讳：“我看中国之军事，唯有新建陆军，而中国之军事统帅，也唯有袁总督大人(袁世凯)了。”

因秋操而声誉鹊起的不仅有袁世凯，还包括段祺瑞。段祺瑞担任秋操中的北军总统官，他所指挥的北军在与南军的对抗中略占优势，之后其知名度和权力便犹如长了翅膀一样的扶摇直升。

面对北洋系势力的急速膨胀，以铁良、载沣、良弼为代表的一批满清贵胄，即所谓“中兴派”，均深感威胁。其实掌控中枢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觉得不安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要编练新军?当然是因为旧军太不足恃，而指挥训练新军又得依靠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如果像“中兴派”所设想的那样，将北洋系扫地以尽，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慈禧不会干这种傻事。作为一个宫廷权力斗争的高手，这个老太婆向以狠鸷多智著称，其心机和魄力决非一般妇女所能及——只要试想一下，连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曾被她放在手掌中拨拉来拨拉去，又何况袁世凯这些后起之辈。

“下跪事件”发生两年后，身为北洋魁首的袁世凯突然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看上去官职是升了，实际却是拿走了他手中最重要的兵权，随之而来，段祺瑞等北洋系将领也都不同程度地坐了冷板凳。

在袁世凯调任军机处之前，陆军部已经收回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但是四镇军官仍出自于北洋系，于是铁良和良弼便酝酿对这四镇中的各级军官进行改组。由于触及自己的底线，招致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将领的剧烈反弹，双方闹得不亦乐乎。

慈禧看到后，立即出面调节，让与袁世凯私下关系不错的庆亲王奕劻掌管陆军部，“中兴派”的改组计划由此搁浅。

驾驭满汉大臣，慈禧的一贯策略就是这样，即恩威并用，权不旁落。她一方面利用“中兴派”乃至一些反袁汉臣的意见，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对袁世凯及其部属进行压制和防范，另一方面也对“中兴派”的过激举措进行适当限制，以免把袁世凯逼得太紧太急

慈禧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祸国殃民的女人，然而就是这个女人，竟然一语成谶，准确的预言了大清朝的灭亡。现在想来，这诡异的历史，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啊。

　 　慈禧太后是晚清统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与实际统治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长达四十七年。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 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放眼世界，富国强兵，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 的发展还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从而使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这是她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之甚。

慈禧一生中曾说过不少遗臭万年的 话，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等。但有一句话很有趣，不仅逆潮流而动，而且还成为了清朝灭亡的谶语。事情是这样的：晚清的一天，慈禧太后因大臣办事 不力，在朝廷上大骂：“我大清朝国力昌盛、百姓富强。虽然现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但底子在，不是什么人都随便可以推翻的。”随后，慈禧看着皇宫内的蜡烛 高声说道：“要大清灭亡，除非灯头朝下!”

文明的步伐，谁也无法阻挡。光绪八年(1882年)，英国人立 德尔招股成立上海电气公司(亦称上海电光公司)，在大马路31号(今南京东路190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同时，在电厂的转角围墙内竖起第一盏弧光 灯杆，并沿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立杆架线，串接15盏灯。同年六月十二日(1882年7月26日)下午7时，电厂开始供电，夜幕下，弧光灯一齐发光，炫人 眼目，吸引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围观。第二天，上海中外报纸都作了电灯发光的报道。

1886年(光绪十二年)，西苑三海，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在营建宫殿之时，仪銮殿安上了电灯，这是清宫最早安装的电灯。后来，故宫里也安上了电灯。当时，慈禧还在世，估计她忘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否则，按其性格，她是绝不会允许安装这种“灯头朝下”的电灯的。

　 　颐和园也安装了电灯。孟心史的《明清史论着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的文章，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就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 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慈禧之所以同意在颐和园安装电灯，是为了自己在颐和园里能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 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

令慈禧始料未及的是，她竟一语成谶。“灯头”真的“朝下”后，大清江山更显颓势江河日下，最终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无可奈何花落去。

慈禧为何丧事当喜事办：仓皇出逃后风光不减

我们读清代的野史笔记，当能发现，深宫之中的慈禧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常人一样的浓厚兴趣，召对臣下，最喜询问世间百态，这固有掌权者察知下情的需要，而从人情人性上揣摸，未必全无普通人的合理欲望。

　 　可惜清朝祖制极严，作为女性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也不能全无拘束。平定太平军之后，清王朝一时颇具中兴气象，舆论也归美于太后的主持大计，不免惹动了慈禧巡 游的心思。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所著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慈禧一次曾对掌握行政权力的恭亲王说：“高宗(乾隆)六次南巡，传为盛事。予亦拟作江南之游， 汝谓何如?”“恭王对以兵燹之后，疮痍未复，视乾隆时之民康物阜，不啻天渊之别。后为之不怿者久之。”从此，恭王对“嫂子”的南巡之念非常警惕，一有南方 官员进京陛见，就先要打“预防针”，提醒他们，太后若问及江南情形，“务以民困未苏、景物萧条为对”。

幸 乎不幸乎，恭王于1898年殁后之第三年，慈禧终于还是到宫外走了一遭，只不过不是“南巡”而是“西巡”。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照中国人传 统的天干地支纪年，岁在庚子。这一年，慈禧企图借助义和拳灭洋人的威风，扫除自己废光绪的障碍，引来八国联军，不得不挟光绪仓皇出逃，史称“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于国家于慈禧个人都堪称奇耻大辱。当日逃难的情形，多种笔记中都有真切记载，如率军勤王，在慈禧轿前护驾的岑春煊后来撰文回忆，“太后御蓝布 衫，以红棉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粘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 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身亲睹之。”的确，当年唐玄宗被叛军逼得从长安逃往四川，也要比这次的情形好得多了。

　 　而乱兵溃勇不遵约束，不仅让供应为难，也潜伏着隐患，岑春煊受命整饬军纪，却几乎防不胜防，“途中溃兵益伙，有持枪追逐太后舆前者，叱之不止，反举枪对 余开放。乘其一击不中，急拔刀斩于御前，宣示有众，不遵约束者，以此为例。众始肃然知畏，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溃兵在慈禧轿前拿刀动枪，其胆大妄 为诚然堪惊。但试想一下，社会秩序崩坏到如此地步，民众之命运又会如何?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当然是不会追问的。她向臣下频频征询“雪耻”之策，似乎颇有感奋的念头，但私下一句“不意乃为帝(指光绪)所笑”的喃喃自语又泄露了天机。原来，她只是为丢了面子而羞愤，最担心的只是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动摇。

　 　果然苦难的刺激只有一时之效。在满足了列强的索取赔款、惩办“祸首”等条件，中外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赏臣下。在京主持议和的李鸿章， 随她一起逃难的军机大臣，或多赐俸禄，或赏加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荣誉衔。不禁让中外人士瞠目结舌：这不仍是典型的“丧事当喜事办”的旧习吗?

军机大臣瞿鸿禨尚识大体，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说：“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 下?”意思是请老佛爷三思：在这个当口庆功赐赏，向天下传递的会是个什么信号?可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乐得封赏的大臣们是这样，老佛爷也是这样，瞿氏之进 言只不过使其个人退出了封赏的盛宴而已。

慈禧太后又回到了紫禁城，而且据清人笔记记载，虽然离京是逃难，但回宫却像巡游，“兴高采烈”，“大事铺张”，仿佛逃难中的饥寒交迫从未发生过一样。

昔人曾改杜诗名句为“国在山河破”，对掌握政权的人来说，“山河破”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国在”就好，依然能够“兴高采烈”、“大事铺张”。天下依旧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