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的无耻已超出我的想象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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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作协主席吴克敬力推自己的“听话文学”。

血流满地的孕妇在医院门口被拒，这样的事情听上去耸人听闻，但却绝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

“有关部门”出来解释说：因为这医院是营利性质的，听上去好像不是营利性质的就不会如此这般刻板和冷血似的。

就这码事而言，事实上与“营利”没有一毛钱关系，只与权力的霸道和行业对权力的唯命是从相关。

一般认为，人类社会最需要良知和灵魂的三个职业是：医生、教师和作家。而今，这三个行业别说让人尊敬，就连对其最低的操守，还有几人抱有信心？

怕只怕，一个社会彻底堕落到：医院见死不救，学校误人子弟，作家溜须拍马。

西安的这次疫情，很多人呼吁说“西安作家去哪里了，怎么不见西安人中的方方？”被寄予厚望的贾平凹倒是出来说话了，说的是一片祥和，明明是一场封城，倒好像西安人民在过感恩节。

吴克敬的“疫情日记”。

以方方去要求作协体系中人，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误会。武汉出一个方方，完全是个小概率事件，本身是不符合“作协”体制要求的，作协出王兆山和吴克敬才是题中之义。

作家这个物种的眼泪基本上是留着特定情景下用的，比如在主席台下听报告啦，在主席台上做报告啦，慰问这个那个的义演场合啦，他们的眼泪恰到好处地“夺眶而出”，配合镜头刚刚好。

那个死在车内还被贴罚单的男子，那个在治超站喝下农药的大卡司机，那个抗争无门而选择从楼顶一跃而下的大学教授，那个九十多岁还要照顾两个七十多岁残疾儿子的老太，那个在大街上被十几个制服男哄抢甘蔗的老汉，那个出不起医疗费而选择自锯病腿的“河北硬汉”，可就从不曾看到过作家们“夺眶而出”的眼泪。

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医生、教师、作家这些职业人士应有同样的行业标准和品性要求，殊不知医生和医生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作家和作家之间，很可能仅仅只是名号相同，干的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驰乃至于水火不容的事情。

一些医生救死扶伤，另外一些可能就只谋财害命；一些教师启迪智慧，另外一些可能就只驯化奴才；一些作家呼唤真善美，另外一些可能就只歌颂假丑恶。

最最可怕的是，后者往往还碾压前者，训导前者，乃至于掌控着前者的职业前程。

所以，笼统地以“医生”“教师”“作家”的名号去要求和评价一个职业，很可能是完全不得要领的。我们更多见到的情景是：一个敢于发表真实声音的职业人士，反对他最多的往往就是他的同行。

作家方方如此，教师李田田如此，那些揭破医疗回扣内幕的医生也是如此，一个早就被所在医院开掉，还有一个至今坚持在走廊里上班，无声地对抗着院方的冷处理。

人们误以为作协是为作家争权利的地方，这想法其实与把学生会当作是为学生争权利的机构一样幼稚。各种权益受到侵害的作家，有哪一个得到了协会的帮助？再说各级作协“主席副主席”中，有几个算得上是正经写作的作家？别说本人有没有正经写作，就连不鄙弃、不打压正经写作的，都已经殊为难得，谁还敢指望他们“只为苍生说人话”？

湘西教师李田田广受关注的背后，透露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对于基础教育的一种绝望情绪。在一个畜牧局长都可以做教育局长的现实下，教师日益沦为没有教育情怀，没有精神家园，更没有独立人格的“教具”。

传统印象中，“教师”就是知识的代名词，可现在的教师普遍都不读书了，因为读书对于个人的现实利益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相信读者诸位都有同样的感受：现在的中小学教师中头脑僵化的比比皆是，很多人一年到头都不会买一本人文读物。所以才会流行一句话说：最可怕的是那些自己不读书但却拼命教书的老师。

“阴谋论”、“货币战争论”、“战狼无敌论”、“厉害了我的锅”之类的论调，其忠实粉丝群体中，中小学教师就占了相当比重。

一个中学副校长愤怒地质问“道县大屠杀”的真实性，说：“你看到了?”

北大教授更是直接开骂腔：“说文隔破坏文物，他妈的你亲眼看到的？”这个以“三个他妈的”闻名于世的北大教授，甚至振振有词地说“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丰田公司，都是跟咱毛主席学的管理学！”

北大教授孔庆东总有惊世高论。

当医生可以见死不救，可以剖开人家肚子再加价，可以虚构病情乱收钱；当教师可以“终身不学习”，可以逼孩子吃大便，可以给孩子灌输比大便更坏的各种仇恨观念和阴谋论调；当作家在民生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甚至还睁着一双诗意的眼睛，高歌“纵做鬼也幸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质问：

这个世界还能更无耻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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