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12岁，只是杀了我妈，凭什么不让我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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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你妈妈杀了，你认为错了没有？”

“错了……但是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妈。”

“那以后怎么办？”

“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

12月2日晚，湖南省沅江市泗湖山镇12岁少年小康，因不满母亲的管教将其杀死。

面对镜头和提问，他表现出了远超年龄的镇静。

他似乎理所当然地以为，母亲去世了，就能让他回归无人管教的自由，一切也会恢复正常。

一周之后，未到法定年龄的小康果然被警方释放，并想要返校读书。

可周围人的反应，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学生家长们纷纷在校门口振臂抗议，全村的人都在愤怒地反对他回来。

无奈之下，父亲带着他和弟弟，以及两位年过70的老人，暂时住在了镇上的宾馆。

邪恶，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我就是恨她！”

被警察带走的那天，小康面无表情，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爸妈常年在外打工，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两位老人带孩子只管吃饱穿暖，别的从不过问。

家里墙上唯一一张奖状，积满了灰尘，还是妈妈离家那年得的。

七岁那年，小康发生车祸，流血不止，但是父母却觉得伤势不重，所以没有回家。

久而久之，在他的眼里，这对一年只回一次家的父母，不再是自己依赖和想念的至亲，而成了“钱”的代名词。

两年前，妈妈生了二胎，决定回家带孩子，她这才发现，小康旷课、逃学、偷钱、打架……劣迹斑斑到在学校甚至整个村都小有名气。

掰直一棵长歪的树，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邻居说，平日里总能听见他们家的争吵，母子俩掐架也是常有的事儿。

案发当天，妈妈发现年仅12岁的小康，居然还抽起了烟，盛怒之下，一把摔碎了他的手机。

小康二话不说跑进厨房，拿出菜刀对母亲砍了20多刀。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挣扎、哀嚎……绝望地死去，像对待一只动物一样冷漠。

9月23日，陕西省神木市，一名15岁的女初中生遇害。

当晚，她被一帮小混混灌了白酒，不省人事后，被脱光衣服，送到商务宾馆卖淫。

可因为客人不满意，交易未达成，他们把她带到一所房子里，轮流用皮带、拳脚、砖头对她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殴打。

第二天起来一看，女孩身体已经凉了。

随后，他们将尸体肢解，埋在神木附近的一处荒地。

行凶的六名嫌疑人，全部都是未成年人。

领头的女孩叫杨静，被灌醉、强奸、被迫卖淫、反抗后被殴打这一整个流程，在几年前她都经历过。

不同的是，她活了下来，然后成为了下一个施暴者。

杨静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村里，全村留守的2000多人主要是“老弱病残”，她从小就跟着奶奶长大。

家里只有一个25平米不到的破旧的窑洞，母亲得羊癫疯跑了，父亲在煤矿当工人，也没空管她。

小学时沉静内敛，初中开始辍学混社会，她在坍塌的现实废墟之上建起了自己的江湖。

其余的五人与杨静也大抵相似，支离破碎的生活将他们放逐在街头巷尾，染发、抽烟、纹身、打群架，骑着摩托车飞驰着、叫嚣着……

残酷、暴力、疼痛……便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注脚。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曾说：

“一个孩子在没有制度约束、惩罚机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做出野蛮的举动，生物性中的恶便倾泻而出，并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这样的孩子，在中国，可能有700万。

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这些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

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而踏空的恶果，最终一定是由所有人一起埋单的。

被抗议声拦在校园外后，沅江市教育局正在为暂住在宾馆的小康制定后续学习计划。

在最终方案出炉前，原就读学校的两位老师会每天过来给小康辅导功课。

这之后，还会由其监护人及公安、教育、镇政府共同对其进行定点监护管理，并进行心理疏导、法制辅导、文化教育等。

这些投注在小康身上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最终都会折算成所有纳税人的共同支出。

说得直白点，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掏腰包，在安顿这个弑母少年。

无奈吧？但这就是现实。

在我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14周岁以下的孩子犯罪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

低龄少年心理和生理都不成熟，对犯罪和世界的认知不健全，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保护未成年，乍一看确实没什么毛病。

但，“14岁”，一个固定的年龄，真的能成为量化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准吗？

北京一中院发表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也显示，从2009年到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低龄化，且手段残忍。

7-13岁年龄段就开始第一次犯罪的比例已经提高到未成年犯罪总数的9.8%。

在湖南杀师案中，刚刚十岁出头的孩子，犯起罪来老练得震惊世人。

他们心理年龄的成熟度，早已超过了14岁这个数字。

小康刺杀母亲后的一系列举动，也让人不寒而栗：

他换下带血衣物，将凶器菜刀扔进池塘，对上门询问的外公撒谎说：“我妈没在家”；

刚满2岁的弟弟无人照顾，他便亲自带着睡了一晚；

第二天去爷爷家吃早饭，他装成母亲的语气给老师发请假信息；

警察没赶到前，他谎称“母亲是自杀”，几番盘问后才承认是自己所杀。

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曾在《彷徨之刃》，借主人公的口，提出一个观点：

“犯罪哪里分大人和小孩，只有坏人而已！”

这个bug，是全世界司法部门的共同难题。

许多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对应的修正，有的国家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2岁；有的国家增加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

即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不满12岁的孩子，对犯罪有明确认知还进行主观恶意犯罪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希望这次的恶性案件，也可以成为我们司法进化的契机。

杀人，不能因为年龄限制，成为一件零成本的事。

美国60分钟节目记者布莱德利，曾在监狱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

他问：“你为什么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长大。”

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

他猛地站起来，愤怒地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长大！”

我想说明的是，邪恶就是邪恶本身，邪恶就是邪恶的主因，别归咎其他。

另一方面，据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2003 -2007年的统计数据，初次犯罪年龄小于 11岁的，有 65％的人会重新犯罪；12 -15 岁的，再犯率为 54％。

也就是15岁以下犯罪的，基本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会重新犯罪。

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都让这些“小康”们成为社会的隐形炸弹。

在被生养的村庄和受教的学校拒绝后，12月13日，小康被送往长沙某收容所，接受为期三年的管束教育。

三年后，他才15岁，依旧未成年。

这个孩子以后的路会是如何？

谁也不知道答案。

我们只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更不要一再发生。

- 完 -

文 | 早早：一个风情万种的早婚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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