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年改革开放的原因

来源：大鱼说小事

作者：大鱼说小事

（一）

1978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

那一年之前，不用说平头百姓，即使是高层领导除了早年留过学的以外，也少有走出过国门的。外国究竟发展到什么样子？他们真的是一天天烂下去、日薄西山吗？他们真的是腐朽的、堕落的、垂死的吗？他们真的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解放吗？他们真的经济危机、工人失业、物价飞涨、资本家把牛奶倒进地沟里吗？

那一年最大的变化是，高层决定派出很多考察组赴外国，去实地看一下。本质上说，这是国人时隔多年后再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

1978年5月, 时任副总理谷牧率领高级代表团考察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

据代表团成员回忆，当时出了不少洋相。大家都不认识餐巾纸，没见过立交桥……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手足无措。

一路考察下来，结果是目瞪口呆：

1977年联邦德国的一个露天矿, 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

我国当时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需要16万工人，是联邦德国的80倍。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 年产钢铁350万吨，工人只有7000人；

我国武汉钢铁公司，当时年产钢230万吨，职工67000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

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 职工298人。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三大差别基本消灭……”

按照代表团的保守估计，中国当时最少落后于欧美日30年。震惊之下，有人问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外国的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讲了会遭到批判”——现在敢讲了吗？

当时9亿人口大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几亿美元（没有现在一家大企业多），四处捉襟见肘，以致想到欧美购买一些学生教材样书都要从建设资金中划拨外汇。

1978年全国的钢铁产量、水泥产量……都没有现在的一家大企业多；全国所有汽车全加起来没有日本一家汽车厂一年的产量多。

日本和西德都是二战战败国迅速重新崛起，世界进入战后建设的黄金20年时，中国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搞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四清、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到了70年代末，才发现几亿农民温饱还没有解决，当时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我们荒废的时间太多了，再落后下去，要被开除球籍。”

当时的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农民家里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子就违反政策，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割掉。

（二）

当时还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让所有人转过弯来，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在当时绝对是大难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样的问题也需要讨论。

恢复高考是一件大事。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高考改变了一大批人的命运。最开始招生数量非常有限，1977年全国本科和大中专加在一起录取27万人，录取比例是4.8%；直到1988年全国录取人数也只有67万人。

可以对比的是，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110.66万人，其中博士生11.60万人，硕士生99.05万人。

随着高考的恢复，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召开了全国知名知识分子参加的“科学的春天”大会。

现在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看看改开之初平反冤假错案方面：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他们都是在失去土地后成了地主富农。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

老作家巴金从1978年岁末开始，在上海寓所写作《随想录》，他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在整个国家上上下下清算历史的同时，体制内有识之士已经放眼世界面向未来。

当时因为那场动乱刚刚过去，多数人记忆犹新。胡乔木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1978年岁末《人民日报》发文：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见了，有话敢说了，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80年代有一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真正唱出了多数人的心声。

（三）

为什么讲改开之初的陈芝麻烂谷子？因为现在有太多年轻人以为今天的大国已经可以同欧美日叫板的世界强国了。金政委他们是心里明白装糊涂，说点雷人的话博眼球、收割粉丝赚钱财，年轻人可是当真信了。事实真的如此吗？

北大叫兽于鸿君建议启动上山下乡。人们评论说：这货把儿子送澳洲、把女儿送美国，却呼吁国内启动上山下乡，他不是蠢，也不是坏，而是既蠢又坏。

这是欺负年轻人不懂历史，不知道过去都发生过什么。

最近看到一些扎心的新闻，里面说：对于中国芯片技术的开发，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表示，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则说，就是给中国图纸，中国都造不出光刻机；美国更直白，许多被视为机密的东西都对公众开放，随便看。

今天人们闹的笑话、出的洋相，一点也不比1978年代表团出国考察时的少。

最近胡锡近被批“不敢革命”，他质疑李立满的文章被禁止转发、旋即又解锁，我们不知道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

有句话说：落后就要挨打。从大清末年的情况看并非如此。

大清的武器装备并不落后，清军落荒逃走后，八国联军甚至缴获了一百多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枪，有的现在还在美帝的博物馆展览。八国联军拿下北京城时只有18000多人，守城清军则有几十万，并且装备与世界列强基本同步先进。

从远东第一强大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打败，到18000多洋人顺利拿下固若金汤的北京城，都不符合落后就要挨打的史实。

大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曾总结晚清外交为“怕、诈、蛮、蠢”，他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

郭嵩焘此言颇为犀利，也相当中肯。

李鸿章曾盛赞郭嵩焘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然而，在一个顽固保守为主流的国家，最杰出的人才，往往都不能尽展其才。

1891年郭嵩焘离职返乡整整十二年后抑郁去世。李鸿章一再努力，恳请朝廷为郭嵩焘立传并赐予谥号，但均未获旨准。

有朋友评论说：从朝廷不赐郭嵩焘谥号这件小事亦可看出，四年后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九年后而有庚子事变，二十年后清廷覆亡，也是毫不意外的结局。

好多时候，真相是刺眼的。因为刺眼，许多人选择了蒙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