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振宁的争议“盖棺定论”了，事实高于雄辩

来源：怀疑探索者

“怀疑探索者”按：我将以对话问答的形式进行科普。虽然“盖棺定论”一词貌似“不礼貌”，因为杨振宁先生还健在，祝他永远健康。但我想，第一，杨振宁是坦坦荡荡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忌讳这样的词汇，第二，关于杨振宁的争议，确实属于毫无逻辑的思维混乱，有的直接就是诽谤，要驳倒它们并不困难。而且在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在科学界，对杨振宁的爱国热忱、家国情怀、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早就形成了集体共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说这些争议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对他所谓争议的结论“盖棺定论”了，其实也完全符合事实。

我声明一下，我对杨振宁的研究资料，绝大多数来源于主流媒体，而非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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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了解杨振宁吗？

答：我非常了解。虽然我没有接触过杨振宁，但是我做了细致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如，我研究转基因问题，仅网页就收藏了4200多个。对于杨振宁，我收藏了2800多个网页，采访了30多人，阅读了数十本书籍。

问：你研究杨振宁的目的是什么？

答：让更多的人拥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能逻辑思考，就不会走上弯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多一分保障。过去仅仅是少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拥有这种能力，所以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非理性的各种狂热运动。仅从近代来说，包括......

问：既然你提到了“国家”，你认为国家和公民是什么关系？

答：国家和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你可以看成是“兄弟”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规定了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履行好这些权利和义务，国家是合格的国家，公民是合格的公民。

国家的权利：对于损害全体公民利益（如违背法律、公序良俗）的公民，予以相应的符合法律程序的制裁，有权利动用暴力机关对违法者予以制裁和镇压。

国家的义务：给公民提供保护（人身保护、言论自由保护）和服务，提供实现人生价值和高质量生存的条件。

公民的权利：生存权、言论权、合法移民权。

公民的义务：为国家提供税收、智力资源和兵源。保证不能以公民的身份对国家的主体实施伤害，如分裂国家且侵害其他公民的利益。

国家和公民之间，本就是一种互相合作、互相成就的契约合同关系。

人才通过努力，让国家更加民主、科学，国家受益于民主和科学，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人才留下来为自己服务。这是一种互相激励的方式，国家因此而愈加强大，人民因此而愈加愿意为国家服务，并且享受国家强大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所以，国家从来就无法以“口号”“宣传”留住人才，而是以实际行动留住人才。

问：那么按照你的这种观点，杨振宁为中国做的贡献，是不是仅是一种情分？

答：确实是一种情分。或者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家国情怀”为国家做出贡献，比用利益考量为国家做出贡献，更加让人尊重。因为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契约关系。凡是超越了契约关系的人，都堪称伟大。自己就没有做到超越契约关系的人，没有资格去评述。比如，自己在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上还远远不及杨振宁，就没有资格去对杨振宁评头论足。

问：什么叫做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

答：每一个人能力都高低，贡献有大小。杨振宁是科学界的领袖，所以他对中国的贡献就大一点。但贡献大小不是衡量、评价“程度”高低的唯一标准，而是从自己的精力中拿出多少百分比。比如，一个人有100万存款，他捐献给国家10万，贡献的百分比为10%。一个人仅有存款1万，他捐献给国家9000元，贡献的百分比为90%。我们就说后面的这个人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更大。

九十九周岁的杨振宁博士

我认真研究过杨振宁，杨振宁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至少是90%。比如，他在清华大学执教，二十多年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包括在纽约的一套价值120万美金的大房子也捐献给中国，加起来一共向国家捐献了740万美金。杨振宁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投资，这些钱几乎是他所有的身家。他没有把这些财富留给自己的三个儿女，而是奉献给了祖国。仅凭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就难以做到。

我承认，与邓稼先比，邓稼先更加伟大。邓稼先为国家做贡献的百分比为99%，堪称圣人。但一个国家几千年一共来来去去就几个圣人，我们尊敬圣人，就得贬低伟人？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逻辑思维：权衡利弊。

权衡一下：我们贬低杨振宁，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利益大，还是带来的弊端大？

很显然，是带来的利益小、弊端大。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觉得做不到圣人就是罪过，那这个社会就让所有人厌恶，是一个变态、扭曲的社会。全世界都会因此而认为这是一个“非宜居”的国度，包括几千万华人在内，从杨振宁的遭遇上，从原本的热衷来华搞建设，转而因“好人反而没有好报”，产生疑虑感，进而有厌恶、憎恨的情绪。人都是感情动物，这个国家对华人不友好，华人为什么要对我们友好？

我举一个我遇见的真实例子：由于杨振宁等科学家在舆论上遭遇暴力，我的朋友，一位剑桥大学英国的华裔科学家为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对我说：我再也不愿意来中国工作了。他还说，“打算让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芬兰、美国的朋友都了解这里发生的悲剧。”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人不理智的行为，对国家利益、名誉造成损害的现实例子。经过权衡利弊，显然贬低杨振宁的贡献，根本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

问：你提到了邓稼先，有人认为，邓稼先是“雪中送炭”，杨振宁仅是“锦上添花”，你说这种观点对不对？

答：当然是错误的观点。

第一，杨振宁在1971年就归国为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70年代，我们外交内政都极为困难，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以下的数据截图：

截图1

截图2

这是我查阅到的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GDP的数据。数据可能有争议，但可以肯定，杨振宁回国的1970年代是中国经济与美国、苏联差距最大的时期。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杨振宁排除干扰，大毅力的投入为祖国谋利益的工作，这是“锦上添花”吗？

1985~1986年，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普遍还很贫困，而杨振宁为了创建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顶着巨大压力、不顾自身利益在中国停留了一年之久。请问，这是“锦上添花”吗？

第二，纵观古往今来的国家历史，凡是获得成功的超级大国无一不利用全球之才智，单凭一国一隅之智慧远不足以成大业。比如，美利坚就享受了全世界的人才红利。美利坚发财拿到手软，根本“不差钱”，尚且对人才求贤若渴，从来没有什么“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争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科学家愿意去，都是“好酒好肉”的殷勤款待。我们中国是否已经到了远远超越美利坚的程度，可以仅凭“闭门造车”就可以完全复兴大业？

就目前来看，我们尚不具备吸引全球人才的条件，退而求其次，利用海外华人的智慧为我所用是一个优先选择。只有让华人真切感到祖国的气氛是友好、温馨的，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才能进一步吸引“全球人才”。

第三，如果非要用“锦上添花”这样的言论来贬低科学家，这实际上是将几千万华人在内和十几亿国人一律做道德绑架，让正在为国家做贡献，和准备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感觉扑面而来的一股自私、冷漠、狭隘的寒流，更显得一部分国人思想格局之局促，没有大国风范。需知，有几个人做到“雪中送炭”的？没有“雪中送炭”，就得被指责吗？

我举个例子，一个年纪有200个人，平均分是70分，小邓考试考了99分，小杨考了90分，如果你实事求是且有人情味，就会说“小邓真厉害！真是学神！小杨也不错，继续加油！”而如果你带着主观色彩的心态，就会，硬说小杨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所谓“就算小杨不是0分，但是小邓考了99分，所以小杨太糟糕了！”

这显然是荒诞的逻辑。

夸赞小邓，是为了让全年级的其他198人都以他为榜样，努力把学习成绩再提升一个档次。

夸赞小杨，是鼓励小杨再接再厉，保持住好成绩，并且努力向小邓看齐。

但如果你说比不过小邓就是“糟糕”，那么其他198人就会心生疑惧：我还远远考不到90分呢，就算考到了，也要和小杨那样被批评和诋毁，我还不如就这样呢。

作为有理性的中国人，最恰当的态度是，对任何愿意为中国发展添砖加瓦的朋友，都应该鼓励、加油和赞美，而不是用所谓的“锦上添花无用论”浇灭报效祖国的热忱。

在最恰当、比较恰当、不恰当之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最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最彰显大国风范、最体现人情味的最佳选择呢？

问：可是为什么杨振宁要加入美国籍？这是不能否认的吧？请问，杨振宁是对美国贡献大，还是对中国贡献大？

答：加入美国籍，不代表就不爱国。中国人认为，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要看他是否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看所谓的“国籍”。李小龙就是标准的美国国籍，但基本上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血统概念。

杨振宁加入美国籍，并非是奔着所谓“荣华富贵”去的，而是为了方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全人类，我们中国人也因此而受益。这等于是说，我们中国人不花一分钱，让美国佬花大钱，就可以无偿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杨振宁在1971年回到祖国的时候，与邓稼先会晤，邓稼先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进展透露给杨振宁，杨振宁却直接把海外最热门的量子场理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邓稼先。

如何证明杨振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加入美国籍呢？杨振宁最风光的时候是1957年，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颠覆了物理学界三四十年共识的男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入美国籍，他可以说是立即就能达成心愿。但是他一直拖着，直到漫长的7年等待之后，才勉强地加入美国籍。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为什么不立即加入？这说明杨振宁对祖国非常有感情，是真的恋恋不舍。

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他也从来没有做过对祖国任何不利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竭尽所能，做了很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冒着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威胁，一直在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和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而奔走。

至于说“为美国贡献大，还是为中国贡献大？”，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当然是对中国的贡献大。

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一大堆，杨振宁只是其中的一个。中国目前仅有杨振宁一个中国国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就以稀缺性而言，杨振宁对中国更加显得意义重大。

我打一个比方，杨振宁是博士生，他的科研成果即可以在清华大学发表，也可以在东南大学发表。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都可以无偿的使用他的一切科研成果。现在，小杨做了院士，他如果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院士有好几位。如果他去了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原本没有院士。对于东南大学来说，杨振宁对自己学校就尤为重要，仅凭“院士”这个招牌，就可以让学校的地位跃升一个台阶，也更有名气，在招生上更有吸引力，获得巨大的好处。

也就是说，东南大学比清华大学更需要杨振宁的加盟。您说，杨振宁是不是对东南大学的意义和贡献更大？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

假设杨振宁对中国无用，凭什么他被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敬之以“国士”之礼？

问：既然杨振宁有家国情怀，为什么他当初不肯回国呢？据说他父亲劝他回去，他也不去。邓稼先是主动回去的。

答：有具体的情况。邓稼先之所以主动回去，是因为他有共产主义信仰。邓稼先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被海外的党组织培养，他拥有了自己的坚定信仰。作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杨振宁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一个崭新的政权建立之后，到底会对知识分子怎么样对待，是心里没有底气的。

要知道，杨振宁和邓稼先，原本“成分”就不一样。邓稼先的岳父是许德衍，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妥妥的副国级高官，邓稼先是典型的“根红苗正”。杨振宁的岳父嘛......此外，杨振宁的岳母一家都在台湾做“人质”，这也是让杨振宁有所顾虑的原因。

实事求是，杨振宁还有担心回国后不能继续进行科研工作的因素。这是最大的因素之一。

据上海交通大学黄庆桥研究员的《杨振宁回国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国外交风云录》，详细记叙了杨振宁当年没能回国的前因后果。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作为杨振宁的老师，物理学家张文裕被委派到瑞典，向他们转述国家希望他们回国内工作的意愿。杨振宁和李政道听了很感动，爽快的初步表达了愿意回国工作的想法。他们对张文裕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但很快“反右”运动开始，50多万知识分子和数百万亲属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海外的杨振宁、李政道听闻之后，感到忧心忡忡。当1958年张文裕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的时候，感觉这场国内的运动给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他回忆说，二人心事重重，一提及国内的情况就“情绪很差，闷闷不乐”，对回国的热情也明显不像去年那样了。回国的事情就此耽误了下来。

到了1960年，杨振宁的父母杨武之夫妇来到了欧洲，就是否回国与杨振宁进行了谈话。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她已经亲历了大陆的一系列运动，所以当着丈夫的面，坚决反对儿子回国。据杨武之的回忆，他劝杨振宁回国，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也是希望达成任务的，但是他从内心又害怕如果真的回去了，肯定会影响儿子的科学研究。杨武之说，我的内心是尴尬的、矛盾的。

而罗孟华则丝毫不给杨武之面子，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杨武之说：“你不要误导儿子，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说的杨武之沉默不语。

杨武之和杨振宁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晚上的讨论，杨振宁没有被说服。杨振宁告诉父亲，现在回去的话，什么工作也开展不了，而科学家的黄金时期很短暂。杨武之则说，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杨振宁则指出，他的同学克华在国内遭遇了打击，全家被发配到山区。杨武之听了只能叹息。杨振宁对父亲说，请父亲大人回去讲清楚，即使我留在海外，一样可以为祖国做点事情。

没有完成任务的杨武之回到了中国，后来对杨振宁的弟弟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杨振宁）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又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当时也在场，他回忆这场争论说：“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

问：那杨振宁父亲与儿子断绝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当然是虚假新闻。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信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追查，这虚假消息来源于台湾网站，由日裔主笔加藤撰写。在他的笔下，虚构了杨振宁父子“断绝关系”的谣言。一些网民很可能受到雇用，因为当时有人忘记了更换马甲，结果被查到很多账号的IP地址是一样的，被抓到了现行。

关于杨振宁与父亲的关系，可以看《杨振宁父子感情深厚，断绝关系纯属谣言》。在所有的人物传记、新闻报道、私人书信、亲友见证、旁人记叙中，杨振宁的父亲自始至终对杨振宁的决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怨言，而“父亲没有原谅我”是杨振宁自己的心理活动。

对于谣言，杨振宁的同事，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于2017年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其中也有过辟谣：

他在文章《父亲与我》里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指杨振宁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杨振宁和他父亲一直父子情深，杨武之从未对杨振宁加入美国籍说过什么，更没有写过什么，这句话只是杨振宁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以为只有率真、坦诚的人才会把对自己形象有损且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揭示出来。

问：都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既然是这样，美国为什么没有向我们公开原子弹技术机密呢？

答：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科学没有国界”这句话是什么涵义，很多人没有正确的理解。这说的是什么意义呢？那就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有国界的科学技术包括两种：一种是涉及商业机密或者专利，一种是涉及国防科技，因为它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比如，我们国家在刚刚建设高铁网络的时候，自己当时还不懂怎么搞才对，所以首先耗费巨资从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引进，就是为了获得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专利。当然，他们一直就掖着藏着，给的不爽快。再比如，核武器的制造原理现在是公开的，但是在当年，那就是绝对机密，很多技术参数是保密的。当时前苏联曾经和我们有过蜜月期，派了不少专家协助我们一起建造核反应堆。后来两国发生龌龊，前苏联专家被撤走，中国工程师拿着剩下的图纸照着造，结果遇见了麻烦。后来发现，他们给的一些很关键的数据是错误的。如果不搞清楚正确的数据，东西就造不出来。这个关键数据，就是被保密的东西。

上述的这些，就是“有国界”的。而基础科学成果，是没有国界。这是因为，凡是基础科学的内容，都被要求在国际上的期刊上发布，并不存在什么“绝密版面”，一部分人可以看，另一部分人看不到。这是一项基本要求，因为你既然提出了某种理论，是一定要被全球同行一起来做验证的，否则谁知道你说的是否正确？

基础科学成果，是没有必要封锁和保密，也根本封锁、保密不住的。就比如，牛顿力学定理，你如何封锁它的存在？立一个法，规定你家可以使用牛顿力学定律，他家就不允许使用牛顿力学定律？那全球的航空公司、卫星公司是不是每年要给牛顿的后人支付专利费？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某种理论是不是被公开发表，是不是公布了具体的细节和实验步骤，就知道它们是不是属于基础研究。如果是一切都被公开的，则属于基础科学成果，这就是没有国界的。杨振宁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涉及“规范场理论”、“宇称不守恒理论”、统计力学、高温超导等方面的成就。其中，比较为大众熟悉的有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现代物理学体系的支柱之一。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都与邓稼先的研究不同。邓稼先是国防军事工业的科学家，他的身份首先是中国军人，而且有一定的级别。邓稼先的工作是应用型的，涉及到国防技术的机密。

而杨振宁的所有科研成果，都完全可以在SCI上查询到，没有任何一点被保密的内容。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懂搜索，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所以，杨振宁“为人类做贡献”和“为中国做贡献”，其实就是一回事。说起来，我们还占了便宜，因为当初中国人没有给他的研究支持科研经费。

我还要重点的指出：虽然中美之间总有一些龌龊，但应该为此负责的，不应该是广大海外华人，而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的一部分职业军政人员。杨振宁他不是军政人员，他的工作与美国霸权无涉。恰恰相反，他是呼吁和平与合作的。如果仅仅因为对某国反感，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杨振宁这样的对华友好人士，就是立错了靶子，严重误伤了广大对祖国友好的华人感情。

即使退一万万步讲，即使杨振宁是美国的军工科学家，与其让那些对我们无感情的欧美人去做研究，还不如让杨振宁这样对祖国有家国情怀“血浓于水”的“龙的传人”去做。

问：杨振宁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答：杨振宁对中国有很多的贡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如果全写下来，一篇文章是不够容纳的。如果是问“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杨振宁在特殊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他为改善中美两国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人“穷”怕了，一个泱泱大国，没有过上好日子，这是谁也无法容忍的。要过好日子怎么办？当然是要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需要怎么样实施？当然是与境外各国搞好关系。谁都无法否认，虽然我们不喜欢美利坚，但确实它和我们是敌对还是合作的这个状态，对我们改革开放能不能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中美两国始终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当时的中国国力虚弱，经济凋敝，根本就没法把改革开放继续下去。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两弹一星”其实就是服务于政治。但服务于政治的，不仅仅是“两弹一星”，还有外交。外交工作做的好，等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付出流血牺牲，也能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取来巨大的利益。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急需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哪怕是暂时的、短期的，也为我们赢得了日后强大的机遇。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抓紧中美“蜜月期”拼命的发展经济，岂不是太傻了。正因为如此，杨振宁对中美关系的外交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不亚于国防上的投入。

我曾经在《驱逐杨振宁？这等于在自废武功！》中有详细地分析：

“我们一度与苏联的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极度危险境地。苏联方面号称要对我国实施核打击，两三百多万全副武装的坦克机动部队横压国境，惨烈大战几乎一触即发。面对危局，我们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把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搬迁了十几万家工厂到崇山峻岭、地势偏僻的山沟里去。为了防止核打击，还挖掘了很多座大山，建立起四通八达、规模宏伟的掩体建筑。而这些巨量资源的付出，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也不能改善民生质量。

当年中国面临巨大外界威胁

何况，当时中国的主要对手，不仅仅是苏联，还有一个美国。

同时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应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不可避免就要不断加大军事上的投入，自然要减少投入到民生上的资源。

要改变这种困境，一味搞军事斗争是不够的，还要搞外交上的破局。于是，与美国缓和对立关系，加强两国合作，就被摆上了日程。

而杨振宁在知道可以去中国之后，立即向美国政府递交了访问中国的申请，最终于1971年出行。作为中美军事对抗后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外交上的破局是至关重要的。杨振宁回国后，也是致力于两国互信互惠，在各地积极的演讲，到处宣传中国的好处。杨振宁还创建了全美华人协会，任第一任会长，领导几百万在美华人全力致力于督促美国政府与中国建交。后来他还自掏腰包，以全美华人协会的名义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的公开信，呼吁和敦促卡特总统尽快重视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正是由于包括杨振宁在内的爱国华人的努力，中美建交日程才被推动着一路向前，大大减少了风波。也正是由于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中国才避免了直接与两个超级大国全面对抗，在国际上提升了地位也减轻了风险，在国内也可以节省下大量的军事国防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建设。”

当然，杨振宁并非是唯一为改善中美两国外交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华人，但他绝对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杨振宁关于中美建交中的催化作用，曾经参与过建交谈判进程，后来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艾德蒙德·希克斯图·马斯基（Edmund Sixtus Muskie）在1985年出版了一个486页的回忆录，在书中有过描述说：由于杨振宁博士的不懈努力和坚持，美国政府感觉必须在恰当时机有一个公开回应......中美建交的日程被大大的推进了。对于杨振宁在外交上的贡献，曾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培源院士有个一段描述，他说：“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至少在两国所有科学家群体中，杨振宁对我们国家的外交贡献是最大的。

问：我们应该如何爱国？假设赞誉了杨振宁，会不会鼓励留学生不回国？

答：我们的爱国，不能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应该有更理性的眼光。请您记住：

爱国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邓稼先完全无私的爱国行动，是一个最伟大的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唯一标准。事实证明，邓稼先和杨振宁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完全可以是毫不排斥的平行标准。

邓稼先的无私奉献也好，杨振宁的中年归国也好，其实他们都有爱国的实际行动。我们既可以宣传邓稼先的神圣伟大，也尊重杨振宁的倾情奉献，这是没有利害冲突的。宣传了岳飞、霍去病杀敌之多，不代表我们就应该把除去岳飞、霍去病的其他将士恶狠狠的踩在地上。

杨振宁与邓稼先亲如手足

我们宣传邓稼先的神圣伟大，根本目的是为了竖立起一个最崇高的标杆，让榜样的力量激励年轻人为国尽义务。但我们不能采用极端的手段，利用邓稼先的名义，一边宣传要“爱国”，一边又打压其他爱国人士，与其他更多同样为中国做贡献的人群产生冲突，因此而严重干扰、阻碍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其实是对邓稼先的不尊重。对杨振宁的诋毁，实际上造成了人群的分裂，是对中国发展极为不利的。

而且我们也不能仅依靠宣传“无私奉献”来达到目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做到圣人的境界。一方面不给科研工作者提高必要的待遇，让他们的生活比不上“卖茶鸡蛋的”，一方面呼吁科研工作者向圣人学习只有付出、不取分毫，结果会怎么样呢？科研工作者会说：“我当然很尊重这些圣人，但是那些人出了那么大的成果还只拿1000多元钱，我根本学不来。天天宣传无私奉献，我怎么好意思开口提薪？我还是快离开吧！”

至于“赞誉了杨振宁，会不会鼓励留学生不回国”，更是一种不知所云、逻辑混乱的想象力。

曾经有一位铁血网的网民对我说，其实他也知道杨振宁对中国有着极为巨大的贡献，但是他怕宣传了杨振宁，就是肯定了留在国外的研究生，所以“宁愿冤枉一下他”，“就是要通过斥骂，打消出国人的念头”。

我对他说，你的这种想法是没有必要的。“宣传杨振宁”，不等于鼓励人才出国。杨振宁鼓励人才回国，你怎么就看不见呢？杨振宁邀请了几十位海外一流科学家到中国来工作，其中有七人被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的弟子，也有不少留在国内，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何真就曾经指出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经常参加国内的学术交流，国内已有不少地方通过杨振宁教授引进了不少‘少壮派’高端人才，这其中包括杨振宁教授的弟子。”他的弟子也有在国外工作的，也在杨振宁的感召下，经常回国举办各种学术进修班，同样在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周总理会见杨振宁博士

而且，如果我们要留住人才，依靠的是什么？

莫非禁止“宣传杨振宁”就可以达到目的？依靠谩骂、斥骂、诽谤，就能恐吓住人们不敢出国吗？

如果是这样，整个社会笼罩在一个戾气沉沉，人们只敢说假话，不敢发布异议的气氛中，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加速逃离。

我们只有让一个社会变得有人情味儿，科研工作者感觉被真正的尊重，有自由表达言论、自由离开和回来的宽松环境，被健全的法规保护，学术不端行为能被及时、严厉的处罚，学者们的辛劳心血不被剽窃行为辜负，不被学校领导逼着赶论文、申请各种自然科学基金，不用参加各种不知所云的务虚会议，可以自由的选择课题方向研究学术，生活待遇上每年都有进步的盼头......人才们自然就会留下来了。甚至根本用不着你去做什么宣传。

想想颜宁女士，为什么她会离开工作了很多年的清华大学？是为了收入待遇吗？当然不是。到了他们这个层次，早就不在乎了。我有一位任职中科院神经科学所的朋友说，颜宁之所以远走他乡，可能是因为亲眼目睹很多涉嫌学术造假的学者屡屡获得提拔，他们即使遭到举报，也往往可以逃避处罚，因为某些单位似乎存在包庇和纵容。她因痛恨身边科研环境种种不洁之怪状，所以选择前往普林斯顿大学。

只有让科研环境更好，才会对人才有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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